目的:分析国内院际转运极早产儿日龄分布情况，总结不同日龄转运极早产儿的围产期特征、出院结局以及住院期间治疗情况的差异。方法:回顾性纳入2019年全年中国新生儿协作网（Chinese Neonatal Network，CHNN）极早产儿队列中胎龄24～31周 +6、在外院出生后转入CHNN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救治的、排除严重先天畸形的极早产儿3 405例。按照转运进入CHNN NICU的日龄分为早期转运组（≤1 d）、延迟转运组（>1～7 d）和晚期转运组（>7 d）。采用方差分析、 t检验、 χ2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Kruskal-Wallis检验及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3组极早产儿的一般临床情况、治疗情况及出院结局的差异。 结果:3 405例极早产儿的中位胎龄为29.7周（28.3～31.0周），平均出生体重为（1 321.0±316.5）g。早期转运组2 031例（59.6%），延迟转运组406例（11.9%），晚期转运组968例（28.4%）。转运极早产儿产房内接受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的比例为8.4%（237/2 806），产房内气管插管比例为32.9%（924/2 805）。共62.7%（1 569/2 504）的患儿母亲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早期转运组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比例为68.7%（1 121/1 631），高于延迟转运组［56.1%（152/271）， χ2=16.78， P<0.017］和晚期转运组［49.2%（296/602）， χ2=72.56， P<0.017］。转运极早产儿总死亡率为12.7%（431/3 405），其中早期、延迟及晚期转运组患儿的死亡率分别为12.4%（252/2 031）、16.3%（66/406）和11.7%（113/96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72， P=0.057）。延迟转运组和晚期转运组患儿重度脑室内出血、晚发型败血症、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早期转运组，晚期转运组患儿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接受治疗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延迟转运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onferroni校正法， P值均<0.017）。晚期转运组极早产儿出院日龄为66.0 d（51.0～86.0 d），出院纠正胎龄为38.9周（37.1～41.2周），均大于早期转运组［48.0 d（37.0～64.0 d）， Z=260.83；36.9周（35.7～38.3周）， Z=294.32］和延迟转运组患儿［52.0 d（41.0～64.0 d）， Z=81.49；37.4周（36.1～38.7周）， Z=75.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7）。 结论:目前国内仍有大量极早产儿需要生后转院。转运日龄越晚、极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越高。故建议可能发生极早产的孕妇宫内转运或生后尽早转运，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正确复苏是降低围产期新生儿死亡率和神经系统后遗症的主要手段，充分的复苏前准备是正确复苏的核心。本文详细介绍了新生儿复苏前准备的具体内容（包括产前咨询）及如何进行项目优化，旨在提高新生儿复苏成功率。

目的:探讨单绒毛膜单羊膜囊（MCMA）双胎妊娠的临床特点及妊娠结局。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终止妊娠的60例MCMA双胎妊娠孕妇的临床资料，对其一般情况、产前检查情况及妊娠结局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60例MCMA双胎妊娠孕妇的年龄为（31.0±4.1）岁，其中，初产妇44例（73%，44/60）、经产妇16例（27%，16/60）。经产前诊断并在产后证实为MCMA双胎妊娠58例，中位超声确诊时间为12周（范围：8~30周）。60例MCMA双胎妊娠中，产前超声检查提示6例合并联体双胎、5例合并双胎动脉反向灌注序列征（TRAPS）、另有10例存在其他胎儿结构畸形。60例MCMA双胎妊娠孕妇中，19例孕28周内自然流产或由于胎儿畸形、胎死宫内等原因引产，41例进入围产期，共70例新生儿存活。围产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为胎儿发育异常。结论:MCMA双胎妊娠有较高的胎儿异常发生率和围产儿死亡率，早期诊断、加强孕期管理及监测、制订个体化诊疗方案是改善妊娠结局的关键。

目的:探讨危重症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孕产妇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法及母儿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广东省人民医院救治的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描述性分析其人口学特点、抢救策略、重症监护情况及母儿结局。结果:（1）共纳入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132例，包括孕妇128例［孕周（28.0±8.8）周］，产妇4例（产后6~32 d），63.6%（84/132）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78.0%（103/132）由地市级及以下医院转诊入院，不规律产前检查者占59.1%（78/132）。先心病主要类型为分流型（55.3%，73/132）。改良版WHO（mWHO）风险分级Ⅳ级者占90.9%（120/132）。主要心血管并发症为肺动脉高压（64.4%，85/132）。46.2%（61/132）孕前已确诊先心病，70.5%（93/132）孕前未接受任何治疗。（2）所有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均接受了产科主导的多学科团队协作诊疗。抢救成功率96.2%（127/132），无严重产科并发症发生。至出院后24 h内死亡率为3.8%（5/132）。16.7%（22/132）接受了妊娠期心脏手术，其中77.3%（17/22）术后继续妊娠至34周后。（3）132例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的终止妊娠孕周为（30.5±8.6）周，主要方式为剖宫产术（71.2%，94/132）。101例（76.5%，101/132）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进入围产期（≥孕28周），其中，98例活产（97.0%，98/101），分娩活产儿99例（包括双胎1例）。99例活产儿中，早产儿59例（59.6%）、足月儿40例（40.4%）；活产儿出生体重（2 167±698）g。早产、胎儿生长受限、先天性畸形为胎儿的主要并发症。结论:危重症先心病孕产妇主要来自经济、医疗水平欠发达地区；疾病干预晚，存在明确妊娠禁忌仍保留妊娠，致使母儿并发症发生率显著增加，医疗资源消耗增加。多学科团队联合积极救治，并在妊娠期行心脏手术可相对改善母儿结局。

目的:分析新生儿复苏规范化培训对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及死亡率等的改善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实施新生儿复苏规范化培训前后，即2009—2013年(前5年组)与2014—2018年(后5年组)收治的本院出生、发生新生儿窒息患儿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新生儿窒息发生率、重度窒息发生率、缺氧缺血性脑病(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发生率及围产期死亡率。结果:研究期间共出生35 724名新生儿，发生窒息1 784例(4.99%)，2009—2018年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分别为8.66%、8.77%、6.84%、6.93%、5.54%、4.78%、4.12%、3.58%、2.17%、2.99%。前5年组与后5年组窒息发生率(7.26%比3.46%)、围产期死亡率(2.57‰比0.28‰)、重度窒息发生率(1.58%比0.39%)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两组HIE发生率(0.27‰比0.0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71)。 结论:近10年来我院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呈下降趋势；对产儿医护人员持续进行规范化新生儿复苏培训，可有效降低新生儿窒息发生率、重度窒息发生率和围产期死亡率。

关于孕期不合理的体重增长对不良母儿妊娠结局的影响已有较多文献报道，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孕期增重（gestational weight gain，GWG）与母亲远期健康之间的关系。2023年10月，一项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 ［ 1］ 在线发表于 Lancet，该文章基于美国1959年至1965年建立的一个围产期合作项目妊娠队列，结合国家死亡指数以及社会保障死亡者文件中截至2016年底的人口数据，探究孕期体重改变与50年后全因死亡率以及心血管、糖尿病等特定病因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目的:分析2010年至2020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io，MMR）和孕产妇主要死因别死亡率变化趋势，以及MMR与围产期保健指标相关性，并对2021年至2025年的MMR进行预测分析。方法:收集《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2010年至2020年我国MMR、孕产妇主要死因别死亡率和围产期保健等相关数据。采用年估计变化百分比（estimated annual percent change，EAPC）分析我国MMR、孕产妇主要死因别死亡率变化趋势；采用平均增长速度描述围产期保健指标变化趋势，Spearman秩相关分析MMR与围产期保健指标相关性；建立GM（1，1）模型并预测2021年至2025年的MMR。结果:（1）全国、城市及农村MMR的EAPC分别为－5.16%、－6.24%及－4.28%，提示2010年至2020年我国、城市及农村MMR均有下降趋势（ t值分别为－0.98、－12.42及－8.96， P值均<0.001）。（2）2010年至2020年我国孕产妇主要死因中，产科出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羊水栓塞及肝病均具有下降趋势（ t值分别为－12.42、－5.44、－3.98及－3.63， P值均<0.05）；除城市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死亡率（平均增长速度=0.51%）外，城市和农村孕产妇主要死因别死亡率均有所降低，城市和农村下降幅度最大的疾病均是肝病（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40%和－13.96%）。（3）我国MMR与产妇系统管理率（ r s=－0.80）、产前检查率（ r s=－0.97）、产后访视率（ r s=－0.82）及住院分娩率（ r s=－0.98）均呈负相关（ P值均<0.05）；城市MMR（ r s=－0.82）、农村MMR（ r s=－0.95）分别与住院分娩率呈负相关（ P值均<0.05）。（4）我国、城市及农村MMR分别建立了GM（1，1）模型，预测模型为1级，模型预测2021年至2025年MMR呈下降趋势，其中预测2021年和2022年我国MMR分别为15.86/10万和15.13/10万，与国家公布的16.1/10万和15.7/10万相差仅0.24/10万和0.57/10万。 结论:我国2010年至2020年MMR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城市MMR下降快于农村。此外，预测2021年至2025年我国MMR将持续下降，但城乡差距可能将仍然存在。

目的:评价产前激素（antenatal steroid，AS）对母亲组织型绒毛膜羊膜炎（histological chorioamnionitis，HCA）早产儿近期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分娩并收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胎龄≤34周的早产儿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其母胎盘病理检查结果分为HCA阳性组和HCA阴性组，再根据是否使用AS各分为两个亚组，分析比较两亚组患儿围产期一般情况及近期临床结局。结果:共纳入736例，HCA阳性组361例（AS组300例，无AS组61例），HCA阴性组375例（AS组314例，无AS组61例）。HCA阳性组中，AS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56.0%比90.2%）、72 h内机械通气率（29.0%比63.9%）、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发生率（26.0%比63.9%）、早产儿视网膜病发生率（32.0%比77.0%）、总氧疗时间（10 d比50 d）和住院时间（33 d比60 d）均低于无A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死亡率、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低血糖等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HCA阴性组中，AS组与无AS组早产儿临床结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AS可显著改善HCA阳性母亲所生早产儿的近期临床结局，降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视网膜病发生率，缩短氧疗、住院时间，且不增加感染性疾病风险，但AS对HCA阴性母亲所生早产儿的近期临床结局无明显改善作用。

胎盘植入性疾病(PAS)已经成为产后出血和围产期子宫切除的主要原因。胎盘植入手术风险大，做好高危患者PAS的排查和诊断，对重度PAS患者及时转诊，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组建多学科团队，做好可靠的术前评估和充分的术前准备，制定合理的手术方案和抢救预案，并由有经验的医生实施手术，从而将风险降至最低。对患者临床诊治的规范化管理，将有助于改善妊娠结局，降低子宫切除率，减少孕产妇严重并发症率和死亡率。

目的:总结家长放弃治疗后死亡的新生儿及父母情况，分析家长放弃治疗的原因及情感需求，为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及父母负性情绪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湖南省儿童医院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报告的放弃治疗后死亡的新生儿及母亲资料，分析一般资料、围产期高危因素、住院疾病发生等情况，并对2021年2月至12月间放弃后死亡新生儿的父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家长放弃治疗原因及其情感需求。结果:共172例放弃后死亡新生儿纳入分析，其中男103例(59.88%)，早产儿74例(43.02%)；脐带、胎盘及羊水异常分别为21例(12.21%)、39例(22.67%)以及25例(14.53%)，出生窒息31例(18.02%)，其中重度窒息18例(10.46%)；母亲孕晚期感染、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分别为21例(12.21%)、35例(20.35%)以及30例(17.44%)。死因前三位为败血症(18.02%)、先天畸形(16.86%)、重症肺炎(10.47%)。父母放弃治疗主要原因是患儿疾病危重且不可逆性进展，父母内心有较强临终关怀的情感需求。结论:放弃治疗后死亡的新生儿围产高危因素多，败血症是首要死亡原因，加强围产保健是根本。父母临终关怀需求强烈，对此类特殊新生儿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临终疗护模式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