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应用SHARE模式对肿瘤患者坏消息的告知进行调查分析，为肿瘤患者的心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在吉林省肿瘤医院首次入院并准备接受治疗的患者240例，充分采取家属意见，120例作为对照组，120例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模式进行告知，避开患者，对患者家庭主要成员进行集体告知，解答疑问，由家庭成员研究决定是否对患者进行告知。观察组采用SHARE模式告知癌症患者坏消息，通过创造独立的告知环境，运用患者能够听懂并且易于接受的语言进行坏消息的告知，为患者提供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和预后信息，包括治疗方式、手术方式、疾病及术后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鼓励患者和家属表达情绪，尽全力减轻被告知者的担心和疑虑。结果:应用SHARE告知患者坏消息后，患者的焦虑情绪、睡眠质量、癌痛情况，观察组患者焦虑评分、睡眠质量评分、疼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安宁疗护过程中，患者充分掌握自己的病情，可降低患者的焦虑情绪，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正确的应用药物，减轻患者的疼痛，使护患关系更加和谐。

中国有句老话：报喜不报忧。喜事愉悦心情，忧事平添烦恼。但什么是喜事？什么是忧事？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主要是看人的心理期望值。但在医院，什么是喜？什么是忧？医患双方很统一，一切用数值说话。当医生拿到患者正常的化验结果，会迫不及待地告诉病人，这对患者是个好消息，说明治疗有效，病情稳定；反之医生看到患者的化验指标很糟糕，会思量半天，怎么把这件事说给患者。因为这对病人是个坏消息，说明治疗效果不好，病情反复，甚至恶化。

目的:评价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住培)对住院医师胜任力的影响，为完善住培政策提供参考。方法:选取全国310所住培基地的15 830位带教教师，使用住院医师置信职业行为量表对住院医师在住培初期和住培结束时的胜任力分别进行评价。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各项指标的带教教师评分与预期评分，采用Marginal Homogeneity检验比较住培初期和住培结束时各项指标的带教教师评分。结果:住培初期，住院医师的治疗决策、危急重症识别与处置、患者转运与交接、本专科基本操作、告知坏消息、临床教学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对7个指标的带教教师评分为1(1，2)分，其他8个指标的带教教师评分为2(1，2)分；住培结束时，住院医师的危急重症识别与处置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对2个指标的带教教师评分为3(3，4)分，其他指标的带教教师评分分别为4(3，4)或4(4，4)或4(4，5)分，各项指标的带教教师评分均高于住培初期时的带教教师评分，如接诊患者的带教教师评分分别为4(4，4)分和2(1，2)分( χ2＝107.81， P<0.001)。 结论:经过住培，住院医师的胜任力有了显著提升，但无论住培初期还是住培结束时，大部分指标的带教教师评分仍然低于预期评分。因此应当加强医教协同，进一步设计好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的制度衔接，确保住院医师在进入住培基地时和离开住培基地时均能够达到相应的培养目标。

患者被隐瞒坏消息的主要理由是保护其免受恶性病情信息的打击.而主张告知患者坏消息则有四个重要理由.告知坏消息必要但不绝对,最终是否告知应当取决于患者的知情意愿,而且如果告知还需征得家属同意.强调应该由医生告知坏消息,而不是护士、社工、志愿者等.在坏消息告知方式上,强调以医护团队为主体的生死学场域的提前构建,生死学场域的构成则包括医护人员的叙事素养、生死学科普活动以及医院生死文化三个要素,其中生死学科普活动最为重要.

目的 探讨"评估-告知-干预"病情告知模式对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希望水平及治疗决定选择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3 年 3 月至 6 月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科收治的 120 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62)和试验组(n=58).对照组进行常规病情告知:由医生将乳腺癌诊断、病情及治疗方法告知家属或患者,护士不主动参与告知过程,对家属要求保密者予以配合.试验组构建并实施"评估-告知-干预"病情告知模式:护士在评估患者身心状态及家属对癌症病情告知态度的基础上,运用 SHARE模型进行医护合作完成首次病情告知和日常病情告知,同时针对患者获知坏消息后的负性情绪和消极反应进行干预.比较干预后两组的焦虑、抑郁、希望水平及治疗决定选择情况.结果 两组入组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焦虑及抑郁评分分别为(34.05±3.71)分和(41.84±4.85)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9.05±4.83)分和(47.82±6.8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希望水平总分(35.91±3.27)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0.68±2.6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治疗决定选择(共享式决定 83.93%,主动决定 3.57%,被动决定12.50%),对比对照组(共享式决定 64.91%,主动决定 3.51%,被动决定 31.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应用"评估-告知-干预"模式进行乳腺癌患者病情告知,可以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希望水平及促进患者参与自我治疗决定的选择.

为了比较医学生、癌症患者对于坏消息告知喜好与医护人员临床实际做法的差异,使用病情告知问卷对肿瘤相关科室124名实习生、175名医护人员和117名患者进行调查.在总分及“告知方法”、“情绪支持”、“提供附加信息”三个维度上,医护人员临床实际做法得分与患者、医学生告知喜好得分均有显著差异(F=18.850,P＜o.001;F=33.922,P＜0.001;F=10.023,P＜0.001;F=19.262,P＜0.001),医护人员临床实际做法得分明显低于患者、医学生告知喜好得分.对于坏消息告知沟通技能的培养是我国医学教育的薄弱环节,医学院校应该开设相关课程,而临床医护人员面临的坏消息告知沟通问题严峻,要想达到缓和医患关系、改善临床结局的效果,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坏消息指的是对被告知者期望的目前或将来的情况进行否定的消息,癌症坏消息告知是医疗实践和医患沟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本文拟通过梳理癌症坏消息告知喜好研究进展,对已有的两种癌症告知沟通技巧训练模式美国SPIKES Model和日本SHARE Model进行比较,提出我国应进一步拓展癌症告知喜好研究、探索本土的癌症病情告知技巧训练沟通模式及推动医患共同决策等建议,以期为医护人员临床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促进稳定和谐医疗大环境形成尽微薄之力.

目的 比较住院医师与医学生在沟通课程前对不同医患沟通环节的自评和医患定位,为不同对象开展针对性教学提供参考.方法 抽取北京协和医学院2009年10月至2013年10月期间开设临床医患沟通课程的331名八年制医学生及308名住院医师,使用两个自评问卷的方式进行课前评估,包括医患沟通技能和职业实践的信心问卷和医生患者定位问卷.应用SPSS17.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对不同沟通目标的排序,住院医师和八年制医学生均为:收集患者完整的病史评分最高[(4.340±0.756) vs.(4.050±0.707)],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次之[(4.310±0.740) vs.(4.030±0.790)],和患者讨论治疗方案再次[(4.050±0.812) vs.(3.600±0.823)],告知坏消息最低[(3.850±0.897) vs.(3.260±0.907)].对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4.310土0.740)vs.(4.030±0.790),P＜0.01]、收集患者完整的病史[(4.340±0.756) vs.(4.050±0.707),P＜0.01]、和患者讨论治疗方案[(4.050±0.812) vs.(3.600±0.823),P＜0.01]、告知坏消息[(3.850±0.897) vs.(3.260±0.907),P＜0.01]、整体的医患沟通能力[(4.230±0.796) vs.(3.700±0.808),P＜0.01]的信心评分方面,住院医师组均高于八年制医学生组.医生患者定位量表提示,住院医师组“以医生为中心”的倾向高于八年制医学生组[(60.630±7.665) vs.(3.760±0.828),P＜0.01].结论 住院医师对于医患沟通的自信高于八年制医学生,而“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弱于医学生.医患沟通教学的重点在两个群体分布特点相似,八年制医学生教学中需要兼顾其经验不足,住院医师则需要强调共情和换位思考能力的培养.

目的 研究确定医患沟通中医学与人文要素及融合状态,为实施优质医患沟通实践活动提供依据与指导.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筛选出相对成熟的相关医患沟通模式,并对这些沟通模式作比较.结果国内主要医患沟通模式有3种,国外主要医患沟通模式有4种,各模式的医学、人文要素表现形式均不尽相同,各有重点和特征.结论 国内外医患沟通模型中医学与人文及融合状态有12项要素,即口头语言友善、肢体语言安抚、沟通伴处置、建立关系、倾听、通俗解释与教育、共同决策、风险告知、共情与鼓励、告知坏消息、处理矛盾. 医务人员在医患沟通中注意并有效运用这12项要素,能够有效地表达医学人文精神与能力,对于改善医患关系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

坏消息告知是医患沟通中的重要内容.坏消息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广泛性、消极性四个特征,中晚期癌症的特点及传统观念的影响,是中晚期癌症治疗中坏消息告知困难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实践中临床工作的调研、观察与访谈,阐释医务人员对中晚期癌症患者坏消息告知过程中来自家属转告、医学局限性、隐瞒病情及跨文化告知方面的困境,并进一步提出应对措施,以期通过优化医患之间坏消息告知,充分发挥医学人文在给予中晚期癌症患者支持、降低隐瞒风险以及弥补跨文化差异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