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座子是人类基因组中占比最高的元素，在基因表达调控和物种进化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其跳跃、插入的属性也为基因组稳定性带来潜在的危害。转座子的这种双重影响在机体中保持着谨慎的平衡并受到表观遗传修饰调控，一旦平衡被打破，基因组不稳定性的形成将可能导致肿瘤的发生。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座子的转录激活、表达产物和甲基化等与泌尿系统肿瘤密切相关，同时作为生物标志物在泌尿系肿瘤的风险及疗效预测、无创诊断、靶向治疗等方面也展现着巨大的潜力。本文综述了转座子在泌尿系肿瘤发生、发展中的机制研究，以及在诊断、治疗方面的新进展。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EC）患者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分子分型与淋巴结转移及其他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收集2016年4月至2022年5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住院行手术治疗且采用二代测序技术进行TCGA分子分型的295例初治E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EC的TCGA分子分型分为4种，即POLE超突变型（15例）、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型（50例）、低拷贝（CNL）型（175例）和高拷贝（CNH）型（55例）。回顾性分析不同分子分型E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以及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295例EC患者的年龄为（56.9±0.6）岁。（1）POLE超突变型、MSI-H型、CNL型和CNH型4种分子分型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分别为0、8.0%、10.3%和25.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524， P=0.006）。4种分子分型EC患者的年龄、手术病理分期、病理类型、子宫内膜样癌病理分级、肌层浸润深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比例、雌激素受体表达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其中，CNH型患者的子宫内膜样癌病理分级为G 3、病理类型为非子宫内膜样癌、肌层浸润深度≥1/2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3种分子分型（ P均<0.05）。（2）单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子宫内膜样癌病理分级、肌层浸润深度、子宫颈间质浸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孕激素受体表达均为显著影响E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因素（ P均<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是影响E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OR=5.884，95% CI为1.633~21.211； P=0.007）。（3）不同分子分型E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影响因素不同。MSI-H型患者中，病理类型为非子宫内膜样癌是影响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9.010，95% CI为2.067~407.173； P=0.012）；CNL型患者中，肌层浸润深度≥1/2（ OR=4.995，95% CI为1.225~20.376； P=0.025）、有淋巴脉管间隙浸润（ OR=14.577，95% CI为3.603~58.968； P<0.001）均是影响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CNH型患者中，病理类型为非子宫内膜样癌（ OR=7.451，95% CI为1.127~49.281； P=0.037）、有子宫颈间质浸润（ OR=22.938，95% CI为1.207~436.012； P=0.037）和淋巴脉管间隙浸润（ OR=9.404，95% CI为1.609~54.969； P=0.013）均是影响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分子分型为POLE超突变型的EC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最低，CNH型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最高。不同分子分型EC患者的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不尽相同，根据术前病理检查及影像学检查资料，MSI-H型及CNH型患者中非子宫内膜样癌患者易出现淋巴结转移，CNL患者中肌层浸润深度≥1/2者易出现淋巴结转移。

随着磨玻璃结节（GGN）检出率的升高，对其进行正确认识和处理已成为当前肺癌外科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分子演化特征和免疫微环境等角度探究GGN惰性进展的潜在机制。GGN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主要突变基因，纯GGN的肿瘤突变负荷和基因组不稳定性最低，随病理学进展呈现出逐渐进化的基因组突变特征。GGN型肺癌中免疫细胞浸润程度低，处于免疫监视压力下且免疫逃逸较少，而随着实性成分增加，抑制性免疫环境逐步建立，免疫逃逸逐渐增强。对于GGN多维度分子特点的进一步探索将有助于更加精确地区分这类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病变，为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奠定基础。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仍呈上升趋势。探究结直肠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微卫星是遍布于基因组中的短串联重复序列，微卫星不稳定性（MSI）检测在结直肠癌的临床诊断与治疗中具有重要价值。MSI检测是Lynch综合征筛查的重要方法。对于Ⅱ期结直肠癌患者，MSI状态是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亦是辅助治疗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于Ⅳ期结直肠癌患者，MSI状态是筛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适用人群的重要指标。然而，MSI的应用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MSI检测方法并未完全统一，MSI检测对象的要求具有普遍性但缺乏精准性，MSI对预后的预测作用不足，MSI对化疗、免疫治疗疗效的判断作用不足。此外，随着其他相关分子靶标，如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肿瘤突变负荷、免疫评分等的临床应用，MSI在结直肠癌中的应用价值面临挑战，有待更多研究深入挖掘。笔者就MSI检测及应用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不同技术方法分子分型的差异以探索符合国情的分子分型方案。方法: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诊断的子宫内膜癌254例，采用二代测序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综合方案进行分子分型，并以POLE和TP53突变频率≥20%设定为Sanger测序检测极限值模拟其结果，比较不同组合方案下分子分型结果。结果:254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年龄24~89岁，平均年龄51岁。包含有POLE的第9~14号外显子、TP53全外显子和微卫星不稳定（MSI）检测的二代测序panel为较好的独立解决方案，结合MSI片段分析检测和常规免疫组织化学初筛为最佳的综合解决方案，和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及近期文献比对有最佳符合率，POLE超突变型、错配修复缺陷型、TP53突变型及非特异分子特征型占比分别为11.4%（29/254）、31.5%（80/254）、22.4%（57/254）和34.6%（88/254）；如改用Sanger测序进行POLE和TP53突变检测，则分别为9.1%（23/254）、31.5%（80/254）、12.9%（33/254）和46.6%（118/254），大幅度增加了非特异分子特征型的数量；如采用Sanger测序检测POLE，其余分型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替代，则分别为9.1%（23/254）、42.2%（92/218）、13.8%（35/254）和40.9%（105/254），将增加错配修复缺陷组的假阳性判断。结论:包含MSI检测的中小型二代测序panel为分子分型的较好解决方案，Sanger测序对POLE突变检测目前可满足基本要求，但对TP53突变检测灵敏度不够，和p53免疫组织化学判断TP53突变效率相当。进一步优化含MSI检测和POLE 、TP53全外显子的中小型二代测序方案是未来符合国情的最优选择。

端粒是真核生物线性染色体末端的帽状保护性结构，由双链DNA区和富含G碱基的3′突出端(单链DNA区)及端粒结合蛋白共同构成，是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的重要结构。端粒结合蛋白的核心成分，被称为shelterin复合体，可帮助端粒成帽，同时将端粒DNA隐藏于蛋白复合体间，免受DNA修复系统的识别，从而在形成端粒结构、保护染色体末端、维持基因组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shelterin复合体组分的异常会导致端粒功能障碍及染色体末端融合或缺失，严重威胁基因组的稳定性，进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作为基因组不稳定性的重要体现形式，双微体(double minute chromosomes，DMs)的形成与端粒的结构功能异常也存在相关性。本文总结了肿瘤细胞中shelterin复合体异常与基因组不稳定性的关联，试图阐明端粒蛋白参与的肿瘤恶性进展机制，为临床上改善恶性肿瘤预后提供新的靶点和思路。

胚胎干细胞具有显著的增殖和分化发育能力，因此在细胞治疗、疾病建模和药物研发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高效的全能性却导致其往往伴随基因组的不稳定性，尤其在DNA损伤方面更加凸显。人类胚胎干细胞拥有特殊的修复机制，用以避免这类损伤在细胞内的积累或向子代的传递，进而保障自我复制和分化发育的准确性和安全性。本文对人类胚胎干细胞DNA损伤的修复机制进行了总结，旨在为结合其修复机制，进一步探索干细胞治疗的新思路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早期子宫内膜癌（EC）及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AEH）患者的分子分型特征，并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以及与疗效的关系。方法:收集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且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分子分型的早期EC和AEH患者共46例，分子分型分为4型，POLE超突变型、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型、非特殊分子改变（NSMP）型、高拷贝型。回顾性分析早期EC和AEH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探讨不同分子分型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疗效的差异。结果:（1）46例患者的年龄为（32.9±5.8）岁，其中EC 40例、AEH 6例。保留生育功能治疗首选醋酸甲羟孕酮（MPA）或醋酸甲地孕酮（MA），首选药物治疗未获完全缓解（CR）时可选用或联合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LNG-IUS）。46例患者中，1例患者治疗未满3个月无法评价疗效，其余45例患者（包括4例治疗满3个月但不足6个月者）中保留生育功能治疗达CR 32例（71%，32/45），达到CR的中位时间为8个月（4~12个月），部分缓解（PR）6例（13%，6/45）；随访期内复发8例（25%，8/32），中位复发时间为8个月（4~21个月）。（2）46例EC或AEH患者中，分子分型以NSMP型（34例，74%）为主，MSI-H型、POLE超突变型、高拷贝型分别为7例（15%）、3例（7%）、2例（4%）。4种分子分型患者的血清癌抗原125（CA 125）水平、有无肿瘤家族史、错配修复（MMR）基因相关蛋白表达、细胞增殖相关核抗原（Ki-67）表达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其中，高拷贝型患者的血清CA 125水平最高［为（34.3±35.2）kU/L］，MSI-H型患者存在肿瘤家族史的比例（6/7）、MMR基因相关蛋白阴性表达率（7/7）、Ki-67表达（>40%者占3/3）均最高。（3）46例保留生育功能治疗患者中，NSMP型、MSI-H型、POLE超突变型、高拷贝型患者的CR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76%（25/33）、3/7、2/3、2/2； χ2=5.782， P=0.123］；4种分子分型患者的6个月达到CR率比较，差异则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43%（13/30）、0/6、1/3、2/2； χ2=9.973， P=0.019］，其中MSI-H型患者的6个月达到CR率最低。进一步对34例NSMP型患者进行生存分析显示，年龄≥30岁患者达到CR所需时间显著长于<30岁者（ P=0.010）。 结论:分子分型与早期EC及AEH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疗效相关，MSI-H型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疗效不佳，NSMP型患者需要进一步细化分组以预测获益人群，而POLE超突变型、高拷贝型患者因病例数较少，有待继续临床探究。

放射治疗是恶性肿瘤最主要的治疗方式之一，放射敏感性是影响肿瘤患者放疗疗效的关键因素，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选择性剪接是基因表达过程中转录后关键的调控步骤，选择性剪接可以使前体mRNA产生多种不同的剪接异构体，进而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在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肿瘤细胞相对正常细胞而言，有着更高比例的剪接失调事件发生。选择性剪接的失调，可以导致基因组不稳定性、血管生成等病理过程的发生，从而导致疾病的进展。肿瘤细胞中发生的异常剪接事件，可以作为新的治疗靶点。本文将对RNA选择性剪接、剪接事件与放射敏感性相关研究，以及研究展望进行综述。

不同于传统的手术、放化疗等治疗手段，免疫治疗是进展期胃癌一种新的治疗方法。随着胃癌的综合治疗进入分子时代，胃癌相关的临床研究中以PD-1/PD-L1单抗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正在积极开展并有不错的结果。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分型中微卫星不稳定型胃癌和EB病毒阳性型胃癌患者均是免疫治疗的潜在获益人群。错配修复功能缺陷、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的肿瘤往往具有高突变表型，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较多。EB病毒阳性型胃癌肿瘤免疫微环境中存在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对免疫治疗反应佳，预后较好。胃癌免疫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体液因子相互作用，构成复杂的肿瘤免疫微环境群落，影响肿瘤进展和生存。本文主要就胃癌免疫治疗相关生物标志物检测及应用现状展开综述，探讨其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发展趋势，以期开发更多的联合评估模式精准指导免疫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