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分离是从生物样本中富集特定目标物的常用方法.传统特异性磁分离方法一般通过将抗体与磁珠偶联获得免疫磁珠的方式用于特定目标物的捕获,但由于抗体有成本高、捕获目标物后不易释放等缺点,免疫磁珠难以满足众多研究领域对同时满足目标物大批量、高特异性富集的需求.核酸适配体同抗体一样具备目标物高特异性捕获的能力,相较抗体具有制备成本低、结构简单和化学稳定性高等优点,更适合用来大批量、高特异性富集特定目标物,因此在本研究中,本文利用石墨烯对单链和双链核酸的吸附能力不同的特性,以CD63适配体为例设计了一套可以将适配体展示于石墨烯表面并用于捕获、富集和释放目标物的方法.该设计主要包括2个单元,一是可以贴附于石墨烯表面并将CD63适配体展示于石墨烯外的双链寡核苷酸支架,二是采用与支架足部序列互补的单链寡核苷酸,将所捕获的目标物从石墨烯表面解吸附.本研究首先以氧化石墨烯(GO)纸为石墨烯界面,通过对支架或CD63蛋白等进行荧光标记,并对比支架释放前后及CD63蛋白捕获前后GO纸表面荧光强度变化表示其支架释放效果与CD63蛋白捕释情况,随后应用氨基修饰的石墨烯壳铁氮磁珠搭载CD63适配体双链支架,用于捕获细胞裂解液中CD63蛋白.结果表明,该支架可以将适配体展示于石墨烯表面捕获CD63蛋白并可以可控释放,使用挑选的改性石墨烯磁珠搭载该适配体双链支架,可以用于细胞裂解液中CD63蛋白的捕获.该方法有望实现多种蛋白质的特异性富集或通过捕获外泌体膜蛋白而富集外泌体等多种用途.

本期重点号内容是头颈肿瘤精准治疗。述评《贯彻实施头颈肿瘤精准治疗的理念和策略势在必行》，从多角度、多层次和多侧面论述实施头颈肿瘤精准治疗的重要性，提出贯彻实施头颈肿瘤精准治疗的理念和策略势在必行，并对头颈肿瘤精准治疗提出指导意见和发展方向。论著《上颌骨切除术后缺损分型及一期精准修复的研究》将上颌骨缺损进行改良分型，并根据各分型的特点选择适合的组织瓣，提出可在不影响患者生存率的前提下，既兼顾了功能和外形，又提高了术后生活质量。论著《外鼻恶性肿瘤的精准切除及缺损修复》总结分析了48例外鼻恶性肿瘤的病例资料，认为有限度地应用Mohs手术原理基本能够满足外鼻恶性肿瘤精准切除的需求，个体化应用邻近组织瓣以及多种形式的额瓣，可兼顾手术复杂性并达到外鼻修复满意。论著《T4b期下咽癌非手术综合治疗77例回顾性分析》指出针对T4b期下咽癌，利用非手术综合治疗的方法保喉率高，且肿瘤发生部位、是否存在肿瘤内液化坏死、是否合用分子靶向药物、使用何种放疗设备均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综述《头颈部鳞状细胞癌免疫治疗研究进展》就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改变及当前头颈部鳞癌免疫治疗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继续教育园地《头颈部恶性肿瘤诊断与治疗的精准评估》论述了头颈部常见恶性肿瘤围手术期的评估方法，文章强调在规范化的前提下对不同肿瘤、不同病例进行精准化、个体化的评估，以达到全面认识肿瘤并合理、精准施治的目的。

目的:研究帕洛诺司琼联合小剂量氟哌利多止吐对患者QT间期的影响。方法:选取择期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妇科患者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氟哌利多组（F组）和帕洛诺司琼联合氟哌利多组（P+F组），每组50例。F组患者在气管插管后5 min静脉注射1 mg氟哌利多，P+F组患者在气管插管后5 min静脉注射0.075 mg帕洛诺司琼和1 mg氟哌利多。记录两组患者给药前（T 0）、给药后5 min（T 1）、给药后10 min（T 2）、给药后20 min（T 3）时的MAP、心率、BIS以及12导联ECG，测量QT间期并根据矫正公式计算出校正QT间期（correct QT interval, QTc间期）。记录患者术后24 h恶心呕吐的严重程度以及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两组患者年龄、BMI、ASA分级、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 0~T 3时，两组患者心率、MAP、BIS、QTc间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各时点两组间QTc间期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T 0时点比较，两组患者T 1时点QTc间期略微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P+F组术后24 h恶心呕吐严重程度低于F组（ P<0.05），两组患者术后其他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与单纯使用氟哌利多相比，帕洛诺司琼联合小剂量氟哌利多止吐并没有进一步延长患者的QT间期，且两种药物合用发生恶心呕吐的严重程度较低。

目的:评价真实世界中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PV/r）及阿比多尔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收治的确诊为COVID-19的178例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方案，分为LPV/r组59例、阿比多尔组36例、LPV/r与阿比多尔合用组25例及未使用任何抗病毒药物的常规治疗组58例。主要观察终点为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结果:LPV/r组、阿比多尔组、合用组及常规治疗组患者治疗前基线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时间分别为（10.20±3.49）、（10.11±4.68）、（10.86±4.74）、（8.44±3.51）d，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2.556， P=0.058），且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率、临床症状改善率及肺部感染影像学改善率也无明显差别（ P>0.05）。但4组治疗7d由普通/轻型转为重型/危重型的比例存在统计学意义的差异（χ 2=9.311， P=0.017）：合用组（24.0%，6/25），阿比多尔组（16.7%，6/36），LPV/r组（5.4%，3/56），常规治疗组（5.2%，3/58）。使用抗病毒药物的3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频率显著高于常规治疗组（χ 2=14.875， P=0.002）。 结论:未发现LPV/r和阿比多尔能促进COVID-19患者咽拭子病毒核酸转阴或改善症状，联用LPV/r和阿比多尔可能不利于病情改善，尤其需注意抗病毒药物的不良反应。

目的:观察老年患者服用达比加群酯抗凝治疗的疗效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收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因预防或治疗血栓使用达比加群酯的老年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服用达比加群不同剂量时凝血指标变化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入选服用达比加群酯的患者142例，年龄(79.0±7.5)岁。其中，心房颤动(房颤)128例，深静脉血栓及肺栓塞14例。服用达比加群酯后，所有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谷值均较用药前增加( P<0.001)。服用110 mg，1次/d的患者，用药前APTT(32.4±3.0)s，用药后谷值(41.4±5.4)s，峰值(53.9±9.8)s；服用110 mg，2次/d者，用药前APTT(31.0±3.1)s，用药后谷值(42.4±5.5)s，峰值(48.7±7.3)s。服用达比加群酯110 mg/d的患者年龄更大( P<0.001)，女性比例更高( P<0.001)、体重( P＝0.001)及体质指数(BMI)更低( P＝0.018)、肌酐清除率更低( P<0.001)，APTT基础值( P＝0.008)及峰值( P＝0.002)更高，APTT谷值与220 mg/d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分析表明，用药前APTT( β＝0.885， P<0.001)、肌酐清除率( β＝－0.121， P<0.001)、达比加群酯剂量( β＝0.037， P<0.001)、合用胺碘酮( β＝3.784， P＝0.022)均与APTT谷值相关。 结论:达比加群酯抗凝疗效存在个体差异，用药前APTT高、达比加群酯剂量大、肌酐清除率低以及合用胺碘酮均使APTT谷值更高。部分女性、高龄、低体重及肾功能下降的患者使用达比加群酯110 mg/d，APTT谷值与220 mg/d相似，而峰值更高。

目的:探讨鸡颈总动脉血管吻合模型的设计建立及对显微外科初学者血管吻合练习的训练效果。方法:采用市场购买的50个长约10 cm的新鲜完整鸡颈，镜下分离皮下组织，充分暴露颈总动脉，同时测量血管长度与口径，剪断颈总动脉后对断端行端-端吻合，共计500支。每100个吻合口记为一组，分A、B、C、D、E共5组，记录单个血管断端吻合所用时间，统计每一组所用时间平均值，通过管腔内注射甲紫溶液检查血管吻合口通畅性。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本组实验中测量左、右侧颈总动脉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左侧动脉长度为(9.57±0.28) cm，右侧动脉长度为(9.61±0.27) cm， t＝0.779， P>0.05]；左、右侧头端动脉口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左侧头端动脉口径为(1.12±0.08) mm，右侧头端动脉口径为(1.13±0.07) mm， t＝0.265， P>0.05]；左、右侧尾端动脉口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左侧尾端动脉口径为(0.71±0.08) mm，右侧尾端动脉口径为(0.70±0.06) mm， t＝0.063， P>0.05]。A~E组单个吻合用时分别为(14.36±0.60)、(12.57±0.71)、(10.07±0.65)、(8.44±0.52)、(6.27±0.74) min，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43.978， P<0.05)；A、B组，B、C组，C、D组，D、E组分别比较( t＝6.053、8.209、6.178、7.543， P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鸡颈总动脉血管吻合模型血管口径粗大，模型制备简单，容易暴露，血管吻合训练效果显著，是学习血管吻合技术的有效方法。

目的:探索11β-羟化酶缺陷症(11β-hydroxylase deficiency, 11β-OHD)患者的临床和遗传学特点，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至2021年在河南省儿童医院确诊的5例11β-OHD患儿的临床表现、激素水平、影像学检查、基因突变特点及随访结果。结果:5例患儿中3例男性，2例女性，诊断时年龄1岁5个月~7岁(平均3岁9个月)，骨龄3岁6个月~16岁(平均10岁3个月)，均无阳性家族史，被误诊为21-羟化酶缺陷症(21-hydroxylase deficiency，21-OHD)2例，且长期合用盐皮质激素治疗。3例合并高血压，1例睾丸肾上腺残余瘤。5例肾上腺CT均提示肾上腺增粗，5例患儿ACTH、17-羟孕酮、睾酮、雄烯二酮不同程度地升高，低钾血症1例。基因分析结果为1例纯合突变，4例复合杂合突变，携带错义突变的4例，2例患者携带缺失，1例患者携带有CYP11B2 exon1-6/CYP11B1 exon7-9形成的嵌合基因。其中CYP11B1 c．1385T>C(p.L462P)、c.1354G>A(p.G452R)和c.64C>T(p.Q22*)为新的突变位点。随访结果：2例男性患儿终身高分别为164.4 cm和150.2 cm，余3例患儿复查相关激素水平正常。结论:11β-OHD易于被误诊，导致终身高严重受损。CYP11B1基因突变复杂多样，需要多种基因检测手段协助分析。

目的:观察重症患者使用万古霉素后的肾功能变化，分析大剂量维生素C（VC）对万古霉素肾毒性的肾保护作用。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择2012年1月至2019年10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治疗并使用过万古霉素或合用VC的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万古霉素单用或合用VC将患者分为万古霉素单用组和万古霉素合用VC组；再将万古霉素单用组患者进一步分为万古霉素用药前和万古霉素用药后两个亚组；合用组患者进一步分为VC用药前和VC用药后两个亚组。万古霉素初始给药剂量按照患者的实际体重进行计算并根据肾功能进行调整；VC给药方案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确定，剂量范围为50～200 mg·kg -1·d -1，持续静脉泵入。收集患者年龄、性别、体重、肾功能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共纳入245例患者，单用万古霉素127例，万古霉素合用VC 118例。患者入住ICU的主要病因为肺部感染、脓毒症、重症急性胰腺炎等，其中万古霉素单用组以肺部感染居多，占63.0%；而万古霉素合用VC组以重症急性胰腺炎居多，占61.9%。万古霉素合用VC组的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显著高于万古霉素单用组〔分：1.0（0，1.0）比0（0，0.2）， P<0.01〕，其基础肾功能也较差〔血肌酐（SCr，μmol/L）：98.0（65.0，178.2）比56.0（42.2，71.0），尿素氮（BUN，mmol/L）：11.30（6.48，18.38）比4.70（3.45，8.10），均 P<0.05〕，万古霉素日剂量也显著低于万古霉素单用组（mg·kg -1·d -1：23.0±9.4比26.6±8.5， P<0.01）。单用万古霉素组用药后患者的肾功能较用药前显著恶化〔SCr（μmol/L）：68.0（50.2，104.5）比56.0（42.2，71.0），BUN（mmol/L）：5.35（3.75，9.83）比4.70（3.45，8.10），均 P<0.05〕。合用VC后，患者的肾功能较VC用药前显著改善〔SCr（μmol/L）：79.0（58.0，129.0）比98.0（65.0，178.2）， P<0.05；BUN（mmol/L）：9.60（6.10，18.30）比11.30（6.48，18.38）， P>0.05〕，住院时间也显著缩短〔d：28.5（14.8，54.2）比37.0（25.0，55.0）， P<0.01〕。 结论:万古霉素导致的药物性肾损伤发生率高，静脉输注大剂量VC可以显著降低万古霉素的肾毒性，并缩短住院时间。重症患者临床应用万古霉素时，可联用VC以减轻或避免药物性肾损伤，提高疗效，降低毒副作用。

目的:提高对惰性套细胞淋巴瘤（MCL）的认识。方法:收集2013年5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1例惰性白血病期MCL患者资料。采用细胞涂片方法进行细胞形态学分析，通过流式细胞术进行免疫表型分析，采用细胞遗传学技术进行核型分析，应用聚合酶链反应技术进行免疫球蛋白基因分析，同时进行淋巴结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分析。结合相关文献总结惰性MCL的特征及治疗方法。结果:患者，男性，60岁，无明显临床症状，伴白血病表现，无淋巴结肿大。2008年曾因孤立性淋巴结肿大行病理活组织检查，形态学检测示小细胞型，免疫表型为κ轻链，细胞遗传学示t（11；14）异位，存在克隆性免疫球蛋白基因重排，Ki-67阳性指数低。回顾性病理诊断为原位MCL。结论:惰性MCL少见，特征为无临床症状，无或轻度淋巴结肿大，惰性进展，常伴白血病表现，免疫表型轻链表达以κ为主，无复杂核型，形态学为经典或小细胞型，Ki-67阳性指数<10%，病理检查可见原位肿瘤，IgVH基因突变阳性和SOX11阴性多见。不适合用MCL国际预后指数对惰性白血病期MCL进行预后分析，应采取观察和等待、待疾病进展后再行治疗的策略。

放疗对机体抗肿瘤免疫效应的影响具有双向性，免疫治疗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与放疗联合可产生抗肿瘤免疫的协同作用。与常规放疗相比，体部立体定向消融放疗(SABR)可对靶病灶实现高精度和高剂量照射，具有更强的抗肿瘤免疫激活效应，同时因剂量梯度陡峭，可较好的保护周围正常组织，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迅速控制局部病灶的有效手段；而ICIs是晚期NSCLC标准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ICIs与SABR联合使用可使晚期NSCLC患者获益，本文就二者合用的生物学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期为国内同行更好地运用这种新治疗模式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