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吞噬和运动蛋白3(ELMO3)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与预后的关系，探讨ELMO3对胰腺癌细胞增殖及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病理科2011年3月至2019年2月存档的蜡块，免疫组织化学法测定ELMO3在49例胰腺癌及相应癌旁组织中表达，分析其与胰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间的关系。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法检测胰腺癌细胞株PANC-1、SW1990、BXPC-3及正常胰腺导管上皮细胞株HPDE6c-7中ELMO3 mRNA表达。胰腺癌细胞株PANC-1重组腺病毒转染ELMO3短发卡RNA(shRNA)沉默基因，RT-qPCR检测转染。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法及平板克隆实验检测PANC-1细胞增殖能力及克隆形成能力，细胞划痕试验及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体外迁移及侵袭能力。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PANC-1细胞株中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半胱氨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Caspase)-3的表达。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用LSD- 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或成组 χ2检验。 结果:ELMO3在胰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73.5%比26.5%， χ2＝6.773， P<0.05)，其阳性表达与胰腺癌患者性别、年龄及肿瘤部位无相关( χ性别2＝0.131， χ年龄2＝1.838， χ肿瘤部位2＝0.490， P值均>0.05)，而与胰腺癌TNM分期、分化程度及肿瘤大小明显相关( χTNM分期2＝4.410， χ分化程度2＝11.769， χ肿瘤大小2＝7.762， P值均<0.05)。ELMO3阳性表达的胰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MST)明显低于阴性表达者(8.203个月比19.337个月， χ2＝10.253， P<0.05)。3种胰腺癌细胞株中ELMO3表达水平分别为21.33±0.67、17.65±0.31、16.28±0.47，均高于HPDE6c-7细胞株中的2.01±0.10( FPANC-1＝45.069， FSW1990＝22.824， FBXPC-3＝19.477， P值均<0.05)，转染后PANC-1细胞内ELMO3表达量显著下降，细胞增殖能力、克隆形成能力及迁移侵袭能力均明显下降( P值均<0.05)，且Ki-67、PCNA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而Caspase-3表达量却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ELMO3在胰腺癌中表达上调，其高表达提示胰腺癌患者预后不良。沉默ELMO3可抑制胰腺癌细胞增殖、克隆形成及迁移、侵袭。

目的:探究标准餐、平板运动试验对健康人体表胃肠电图的影响，为胃肠电图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多依据。方法:于2021年1月至6月招募100名无症状健康志愿者分别在空腹、标准餐和平板运动后进行体表胃肠电描记。受试者空腹8 h以上，在胃体、胃小弯、胃大弯、胃窦、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直肠体表投影位置放置电极。受试者平卧待安静、呼吸平稳后进行胃肠电采集，记录6 min空腹胃肠电图；进食标准餐(面包100 g，牛奶250 mL)后平卧5~10 min，记录6 min餐后胃肠电图；平板运动试验后平卧5~10 min，记录6 min平板运动后胃肠电图。比较3个时间点的胃肠电波形平均频率和幅值，以及胃肠电节律紊乱百分比、慢波频率不稳定系数等。根据年龄、性别、体重指数进行胃动力分层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 t检验、Pearson卡方检验、连续性校正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标准餐后胃电的波形平均频率与空腹时比较无改变；波形平均幅值较空腹时显著增高，在胃小弯[(148.5±8.7) μV比(113.2±5.0) μV]、胃大弯[(176.3±11.3) μV比(126.1±7.3) μV]和胃窦[(161.8±10.6) μV比(117.6±4.9)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63、4.63、3.99，均 P<0.001)；胃电节律和稳定性无明显改变。标准餐后肠电波形平均频率较空腹时下降，在升结肠[(10.8±0.2)次/min比(11.5±0.2)次/min]、横结肠[(10.5±0.2)次/min比(11.2±1.6)次/min]、降结肠[(10.9±0.2)次/min比(11.7±0.2)次/min]、直肠[(11.1±0.2)次/min比(11.8±0.2)次/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82、4.55、4.39、3.98，均 P<0.001)；肠电波形平均幅值较空腹时增高，在升结肠[(129.8±6.1) μV比(110.9±6.4)μV]、横结肠[(119.6±4.1) μV比(101.3±4.7) μV]、直肠[(124.1±4.6) μV比(106.2±5.7)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62、3.76、3.16， P＝0.010、<0.001、＝0.002)；肠电节律紊乱导联总数增多[398条比389条(总导联数均为400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31， P＝0.026)。平板运动后胃窦导联波形平均频率较标准餐后增高[(3.4±0.4)次/min比(3.3±0.3)次/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5， P＝0.016)；波形平均幅值较标准餐后增高，在胃体[(160.2±8.6) μV比(133.9±6.4) μV]、胃小弯[(178.1±10.0) μV比(148.5±8.7)μV]、胃窦[(202.5±10.2) μV比(161.8±10.6)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0、2.35、2.48， P＝0.024、0.021、0.015)；胃电节律和稳定性改变，慢波频率不稳定系数异常导联数增多[25条比1条(总导联数为400条), χ2＝22.90， P<0.001]。平板运动后肠电波形平均频率较标准餐后无明显改变；肠电波形平均幅值较标准餐后增高，在升结肠[(171.2±8.4) μV比(129.8±6.1) μV]、横结肠[(166.1±7.7) μV比(119.6±4.1) μV]、降结肠[(147.2±7.2) μV比(121.1±4.9) μV]、直肠[(149.6±7.3) μV比(124.1±4.6)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51、5.49、3.09、2.83， P＝0.001、<0.001、＝0.003、＝0.006)；肠电节律与稳定性受到影响，肠电慢波频率不稳定系数异常导联数增多[10条比3条(总导联数均为400条), χ2＝4.04， P＝0.040]。性别与标准餐后、平板运动后胃电波形平均频率及空腹、标准餐后胃电平均幅值相关( r＝0.242、－0.272、0.286、0.242， P＝0.015、0.006、0.004、0.015)，与空腹、标准餐后肠电波形平均幅值相关( r＝0.225、0.460， P＝0.024、<0.001)；年龄仅与空腹时胃电波形平均频率相关( r＝－0.214， P＝0.033)；体重指数与空腹、标准餐后、平板运动后的胃电波形平均幅值均相关( r＝－0.347、－0.260、－0.211， P<0.001、＝0.009、＝0.036)，与平板运动后的胃电波形平均频率亦相关( r＝0.242， P＝0.016)，与空腹、标准餐后的肠电波形平均幅值和频率均相关( r＝－0.261、－0.296，－0.400、－0.286， P＝0.009、0.003，<0.001、＝0.003)。在女性、体重指数<24 kg/m 2的健康志愿者中，标准餐后胃动力改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22、0.024)。 结论:标准餐和平板运动试验对胃肠电的活动均有影响，运动较进餐引起更多胃肠电活动改变。

目的:调查民航飞行员心肌桥的检出情况及心肌桥飞行员心室复极是否存在异常，探讨心肌桥对心室复极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分析2019年≥40岁的民航飞行员次极量平板运动试验资料。排除患有影响心室复极的心血管疾病者。测定飞行员运动前静息心电图及运动结束后1 min QT间期，计算QT间期离散度（QT dispersion，QT d）。根据是否检出心肌桥分为心肌桥组和对照组，对比分析心肌桥组与对照组飞行员的平板运动试验阳性率及室性早搏发生率。对行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者，统计分析QT/RR斜率。 结果:共有243例飞行员纳入研究，其中男性242例，女性1例。243例民航飞行员中检出心肌桥27例，主要见于左冠状动脉前降支（25/27，92.6%）；17例行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其中心肌桥组6例，对照组11例。心肌桥组飞行员总飞行时间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9， P=0.022）；次极量平板运动试验的阳性率或可疑阳性率及室性早搏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74、5.78， P<0.001、=0.016）；平板运动试验恢复1 min后QT d延长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0， P=0.028）；24 h室性早搏的平均发生次数、QT e/RR斜率和QT a/RR斜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7、4.26、2.51， P=0.034、<0.001、=0.024）。 结论:飞行员心肌桥可能导致心室复极时间延长，易发生室性心律失常。平时航空卫生保障工作中应重视心肌桥飞行员的体检和飞行适应性评定，尤其要加强对心室复极异常飞行员的日常健康管理，以确保飞行安全。

目的:评价运动负荷超声心动图联合二维斑点追踪左室分层应变技术在高血压患者亚临床心肌损害及储备功能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2018年10月至2020年1月于四川省人民医院进行平板运动负荷试验的健康受检者51例(对照组)，高血压患者55例(高血压组)；根据欧洲高血压防治指南，高血压患者的纳入标准：血压≥140/90 mmHg或明确服用降压药物的患者，排除相关心血管疾病。应用斑点追踪软件分析两组静息和运动负荷峰值状态常规参数，包括左室质量指数、左室舒张末容积指数、左室射血分数等。根据采集的标准图像分别在静息和负荷峰值状态对两组左室(三腔、两腔、四腔、整体)长轴应变和左室短轴(乳头肌水平)心内膜、中膜、外膜的圆周应变进行分析比较，同时对各应变参数在静息和负荷状态的差异特征即收缩功能储备进行评价。结果:高血压组常规超声参数在负荷峰值期与静息比较仅E/A、e/a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余参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E/e值在峰值期明显升高[(12.1±0.38)]，提示高血压患者的运动峰值舒张储备功能受损。两组长轴及圆周分层应变值自心内膜至外膜均呈现逐渐降低趋势，静息期长轴和圆周心内膜应变在高血压组均降低，负荷峰值期在两组间差异更明显，整体长轴心内膜应变静息期对照组(24.4±1.5)%、高血压组(20.4±2.3)%、峰值期对照组(30.8±2.8)%、高血压组(22.8±2.9)%(均 P<0.05)。组内不同状态比较，峰值期高血压组部分分层应变与静息状态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对照组的峰值应变均显著升高，提示高血压患者的左室收缩储备功能较对照组降低。 结论:左室分层应变可有效评价高血压患者的心肌功能，在运动负荷峰值状态参数差异更明显，运动负荷超声联合左室分层应变技术可作为检测高血压患者心肌功能损害的新方法。

目的:探讨双任务平板训练对痉挛型偏瘫脑性瘫痪(脑瘫)患儿运动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选取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康复科收治的痉挛型偏瘫脑瘫患儿36例。按随机数列法将受试者分为对照组(18例)和试验组(18例)。干预过程中对照组中2例患儿因咳嗽、发热退出研究而脱落，最终对照组16例，试验组18例。2组患儿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分别进行单任务平板训练和双任务平板训练。2组患儿分别于训练前及训练4周后使用粗大运动功能量表-88项(GMFM-88)、儿童平衡量表(PBS)、最大步行速度测试(MWST)、单任务改良计时起立-行走测试(mTUG)、双任务mTUG进行评估和比较分析。采用 χ2检验或 Fisher′ s精确检验比较一般资料中的性别、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GMFCS)，组内评估指标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组间年龄和评估指标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训练前对照组和试验组的GMFM－88 D区评分[(34.25±1.61)分比(34.56±1.76)分]、GMFM－88 E区评分[(50.53±7.20)分比(50.61±6.75)分]、PBS评分[(39.06±4.34)分比(38.89±4.44)分]、MWST时间[(12.69±3.07) s比(13.56±2.97) s]、单任务mTUG时间[(11.38±2.58) s比(11.94±2.51) s]、双任务mTUG时间[(30.06±8.08) s比(31.50±8.56) 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训练4周后，对照组GMFM-88中D区评分为(35.88±1.82)分、E区评分为(51.20±6.64)分，PBS评分为(40.75±4.14)分，MWST时间为(10.81±2.95) s，单任务mTUG时间为(10.06±2.52) s；试验组GMFM-88中D区评分为(36.28±1.99)分、E区评分为(53.94±6.98)分，PBS评分为(43.06±4.94)分，MWST时间为(10.44±2.83) s，单任务mTUG时间为(10.56±2.73) s，2组患儿的评价指标均显著优于训练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 t＝－3.058、－2.197、－7.132、1.235、2.952，试验组 t＝－5.953、－12.432、－8.333、3.149、7.578，均 P<0.05)，而2组GMFM-88中D区、E区，PBS，MWST，单任务mTUG评价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双任务mTUG时间为(29.10±8.28) s，与训练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578， P>0.05)，而试验组双任务mTUG时间为(23.06±7.30) s，显著优于训练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930， P<0.05)，且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96， P<0.05)。 结论:单任务和双任务平板训练均可显著提高痉挛型偏瘫脑瘫患儿的运动功能；单任务训练不能有效改善痉挛型偏瘫脑瘫患儿在双任务中的运动功能表现，但双任务训练可有效提高其在双任务条件下的运动功能表现。

目的:分析民航飞行员冠状动脉-肺动脉瘘（coronary-pulmonary artery fistulas，CPAF）的影像学特征及其航空医学鉴定，旨在提高其诊断及鉴定水平，保障民航飞行安全。方法:回顾2例民航飞行员CPAF的病历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资料，总结该病的影像学特征、诊断及其航空医学鉴定。结果:2例飞行员均因参加年度体检行运动平板试验，结果可疑阳性，进一步行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rteriography，CAG）确诊CPAF，但均不需干预治疗。最终经特许飞行医学鉴定，飞行合格。结论:CPAF是航空医学领域中一种极少见疾病，目前主要依靠CAG确诊。如飞行员心肺功能良好，无需干预治疗的，可经特许医学鉴定为合格，并定期复检、追踪随访。

目的:分析交感应激诱发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遗传性心律失常患者行左颈部交感神经节切除（LCSD）术前及术后的平板运动试验心电图特点，初步评价LCSD的有效性。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回顾性地选取2006年9月至2020年5月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行LCSD治疗的儿茶酚胺敏感性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CPVT）和长QT综合征（LQTS）患者，LCSD手术指征为不能耐受β受体阻滞剂或服药后存在心律失常事件。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LCSD术前及术后1个月平板运动试验心电图，分析心率及运动耐量、房性及室性心律失常、QTc间期、猝死风险评价指标。收集LCSD术后1、3、6、12个月及此后每年的随访数据，随访内容包括有无心脏事件发生及药物调整。结果:共纳入5例遗传性心律失常患者，其中2例为CPVT、1例为LQT1、2例为LQT2。5例患者首发症状均为晕厥，初发症状年龄为12（10，16）岁，行LCSD年龄为21（16，26）岁。5例患者LCSD术后平板运动试验过程中基础心率无明显变化［术前（65.6±6.5）次/min比术后（68.0±11.1）次/min， P=0.57］；运动耐量呈下降趋势［术前（12.1±2.8）MET比术后（10.5±2.4）MET， P=0.07］。房性心律失常、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均较前减少，最严重室性心律失常评分下降（例序1由术前4分降至术后3分，例序2由术前5分降至3分），3例LQTS患者QTc间期下降［术前基线心率QTc（546.6±72.3）ms比术后（493.0±61.1）ms， P=0.047，术前峰值心率QTc（516.3±73.7）ms比术后（486.7±64.2）ms， P=0.035］。猝死相关指标改善，T波电交替（TWA）呈下降趋势，且恢复阶段1 min内心率变化值（ΔHRR1）由术前（51.5±21.1）次/min降至术后（32.0±13.9）次/min（ P=0.035）。随访1（1，4）年，5例患者均规律口服普萘洛尔，剂量调整至（37.0±21.7）mg/d，4例患者无心脏事件，仅1例因情绪激动发生心跳骤停导致心脏性猝死。 结论:LCSD手术对交感应激引起遗传性心律失常的患者存在一定的治疗作用，且安全性较好。平板运动试验分析初步示LCSD可在不影响心率的前提下，控制恶性心律失常，改善猝死预警指标。

目的:探讨胸部CT检出的冠状动脉钙化（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CAC）对民航飞行员早期筛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CAHD）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 899例民航飞行员的体检资料，根据冠状动脉造影术（coronary angiography，CAG）结果分为CAHD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飞行员的健康资料，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CAC在CAHD中的临床价值。结果:共诊断出CAHD患者38例，其余2 861例为对照组。CAHD组民航飞行员平均年龄大于对照组（ t=12.09， P<0.001），平均总飞行时间多于对照组（ Z=-7.68， P<0.001），吸烟、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肥胖、颈动脉斑块、次极量平板运动试验阳性或可疑阳性、CAC以及加做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和CAG者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42~1 430.25， P<0.01或<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 OR=2.800，95% CI：1.074~7.301， P=0.035）、肥胖（ OR=3.336，95% CI：1.243~8.956， P=0.017）、次极量平板运动试验阳性或可疑阳性（ OR=17.669，95% CI：2.923~106.756， P=0.002）和CAC（ OR=96.039，95% CI：11.439~806.396， P<0.001）是诊断CAHD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结果显示，CAC预测CAHD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97.4%、93.1%，ROC曲线下面积为0.952（ P<0.001）。 结论:胸部CT检出的CAC在民航飞行员体检中有助于早期筛查无症状或症状不典型的CAHD。

目的:对飞行人员心肌桥临床特征及航空医学鉴定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为做好诊断为心肌桥的飞行人员航空医学鉴定工作提供参考。方法:比较分析2010年1月至2020年1月于空军特色医学中心行冠状动脉血管成像检查、诊断为心肌桥的军事飞行人员的临床特征及航空医学鉴定结论。结果:79例患有心肌桥的飞行人员共检出84段心肌桥病变，全部位于左冠状动脉系统，其中发生于前降支中段62段（73.81%）。79例心肌桥飞行人员中77例单段心肌桥发生在前降支，其中合并前降支粥样硬化病变者28例。航空医学鉴定结论为飞行合格者49例，暂时飞行不合格者27例，飞行不合格者3例。飞行合格组与暂时飞行不合格组在平板运动试验结果和心肌缺血症状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7.902、7.832， P值均=0.005）。 结论:飞行人员发生心肌桥以前降支中段为主，容易合并近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现有的临床评估指标尚不够精准，航空医学鉴定依据需进一步完善。

目的:分析基于减负的运动方式对单纯性肥胖患者膝关节的保护作用。方法:本研究为随机对照试验，选取2021年4月至2022年4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番禺中心医院就诊的所有符合纳排标准的60例单纯性肥胖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信封法分为功率自行车组（减负，30例）和运动平板组（非减负，30例），在院进行高强度间歇运动训练：先慢速热身1 min，后快速运动3 min，再休息1 min，重复2个循环为1组，3组/次，5次/周，连续训练12周。除此之外，患者不再参加其他体育运动，并保持原有饮食习惯和模式不变。干预前后分别测定两组体重指数和体脂百分比，统计出现膝痛的例数，用磁共振测量关节软骨体积，每次训练前和训练后均用电子体温计测量膝关节局部皮温，采用 t检验、 χ2检验、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各项指标差异，分析基于减负的运动方式对单纯性肥胖患者膝关节的保护作用。 结果:干预前两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后两组体重指数、体脂百分比、膝关节软骨体积均显著低于干预前，膝痛发生率、膝关节局部皮温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均 P<0.001）。干预后功率自行车组膝痛发生率、膝关节软骨体积减小及局部皮温增高均显著低于运动平板组［16.67%比100%、0.12（0.05，0.27）比1.68（1.15，2.21）cm 3、（0.17±0.09）比（0.64±0.15）℃］（均 P<0.001）；两组体重指数、体脂百分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基于减负的运动方式对单纯性肥胖患者的膝关节存在保护作用，能够避免膝关节软骨体积减小及局部皮温增高，减少疼痛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