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对家族性高风险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婴幼儿社交行为、神经发育轨迹及结局的影响.方法 将在清远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招募的110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高风险ASD婴儿(ASD患儿的年幼同胞)作为研究组,同期在儿童群体保健科招募58名年龄为6个月的家族性低风险ASD婴儿(正常发育儿童的年幼同胞)作为对照.将研究组按随机数表法分为研究组A和研究组B,研究组A采用家庭社交行为干预,研究组B和对照组则采用常规养育方法,持续追踪至24个月,在6月、12月、18月大时研究组和对照组均采用婴儿孤独症观察量表(autism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fants,AOSI)、盖泽尔发展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ale,GDS)分别评估其社交行为及神经发育功能.在24个月大时则采用GDS、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等工具评估幼儿神经发育和ASD核心症状,同时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相关诊断标准对三组幼儿的发育结局进行判断.结果 组内比较,三组研究对象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与评估时间均呈线性关系,不同时间点得分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AOSI总分和GDS各能区得分,均为对照组优于研究组A,研究组A优于研究组B,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7％,语言障碍1.7％,ASD高危儿1.7％,语言行为异常共3例(5.2％);研究组A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5.5％,语言障碍5.5％,ASD高危儿3.6％,语言行为异常共8例(14.5％);研究组B在幼儿2岁时诊断为ASD的比例为16.4％,语言障碍18.2％,ASD高危儿5.5％,语言行为异常共22例(40％).结论 与家族性低风险ASD儿相比,家族性高风险ASD儿在婴幼儿期存在更多的ASD样行为,其神经发育也相对落后;且更容易发展为ASD或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行为问题.从婴儿期开始家庭社交行为干预可以有效促进家族性高风险ASD儿的语言-社交行为发展和神经发育,进而减少ASD或语言行为异常的发生.

目的: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联。方法:于2017年10—11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湖北、安徽、江苏11个城市的109所幼儿园为研究现场，将3~6岁的儿童纳入研究，共27 987名，回收有效问卷（问卷均由家长或主要监护人填写完成）27 200份。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和"父母行为量表"收集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并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评定，并分析不同特征的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异常率的差异；以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为因变量，以父母支持/参与和强制/敌意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与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的关联。结果:27 200名研究对象的年龄为（4.35±0.96）岁，男性13 975名（51.4%），城市儿童24 634名（90.6%），独生子女17 916名（65.9%）。父母双方支持/参与均高占14.9%，均低11.9%；父母双方强制/敌意均高占15.2%，均低11.3%。学龄前儿童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亲社会行为异常率分别为9.5%、9.5%、18.2%、24.5%、11.2%和1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性别、独生子女、居住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母亲年龄和文化程度、父亲文化程度等因素后，与父亲/母亲高支持/参与、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亲/母亲低支持/参与和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 P值均<0.05）；与父母双方均高支持/参与、均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母双方均低支持/参与和均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 P值均<0.05）。 结论: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关。

目的:分析厦门地区18～42月龄幼儿语言发育迟缓的社会家庭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保健及发育行为学门诊就诊的语言发育迟缓患儿(病例组)及健康对照者(对照组)进行自编问卷及语言发育量表评估调查，病例对照配比为1∶4。应用 χ2检验、 Logistic回归及广义多因子降维法(GMDR)进行统计学分析，并使用Bonferroni校正法进行校正分析。 结果:病例组共收集语言发育迟缓患儿126例，男女比例为2.05∶1.00。对照组纳入504例。2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检验分析显示病例组与对照组在母亲文化程度、屏幕时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13)。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显著的危险因素包括母亲文化程度、母子互动及屏幕时间。GMDR分析显示屏幕时间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风险最佳单因素模型；而母亲文化程度及屏幕时间构成有统计学差异的双因素模型，且母子互动纳入了三因素模型。 结论:屏幕时间和母亲文化程度是厦门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两者与母子互动存在交互作用，对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构成影响。

婴幼儿血管瘤是婴幼儿最常见的先天性良性肿瘤，具有可预测的疾病演变和持续时间。目前对于婴幼儿血管瘤发展、增殖和消退的基本认识尚不充分，迫切需要一种理想的活体婴幼儿血管瘤模型，为观察其细胞、分子基础和药物机制研究提供一个标准平台。截至目前，一个完全模拟婴幼儿血管瘤生物学行为的模型尚未建立成功，但已有研究为婴幼儿血管瘤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奠定了坚实基础。该文总结了近年来相关细胞系与婴幼儿血管瘤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及其临床价值，以及可能在未来用于婴幼儿血管瘤模型构建的有利因素，为后续研究婴幼儿血管瘤在动物模型的选择上提供最新参考。

本章对脑性瘫痪高危儿(infants at high risk of cerebral palsy，IHRCP)的概念、高危因素、评定、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进行了阐述。重点是评定部分，包括全身运动评估、新生儿神经行为测定、Alberta婴儿运动量表、影像学检查(颅脑超声、磁共振成像)和Hammersmith婴幼儿神经学检查等；突出了早期干预的原则和方法，包括新生儿期体位性干预、婴儿抚触、口面部运动干预、高压氧治疗、水疗、早期感觉干预、早期运动干预、家长指导和随访管理等。规范了IHRCP的评定、诊断、早期监测、随访管理和早期干预方法等，对减少或减轻IHRCP向脑性瘫痪或其他神经发育障碍疾病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的:探讨孕期全程拟除虫菊酯类农药（pyrethroid pesticides，PYRs）暴露对2岁儿童神经发育的影响及其关键窗口期。方法: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云南省宣威市2个乡镇招募孕早期妇女建立出生队列。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482名妇女孕8~12 +6周、20~23 +6周和32~35 +6周尿PYRs代谢产物水平，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第3版评估2岁儿童神经发育水平。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孕期PYRs暴露与儿童神经发育之间的关联。 结果:共完成360个母子对孕期尿液PYRs代谢产物检测和儿童神经发育水平评估。孕早、中、晚期至少检出一种PYRs代谢产物的检出率分别为93.6%（337/360）、90.8%（327/360）和94.2%（339/360）。2岁儿童认知、语言、运动、社会情感和适应性行为得分分别为（102.3±18.9）、（100.2±16.3）、（102.0±20.3）、（107.8±23.3）和（85.8±18.6）分。调整其他混杂因素后，孕早期尿PYRs代谢产物4-氟-3-苯氧基苯甲酸暴露可降低2岁儿童运动（ β=-5.02，95% CI：-9.08~-0.97）和适应性行为（ β=-4.12，95% CI：-7.92~-0.32）得分，可增加2岁儿童适应性行为发育迟缓的风险（ OR=2.07，95% CI：1.13~3.82）。 结论:农村妇女孕早期日常生活PYRs暴露可能会影响2岁儿童神经发育，孕早期可能是其关键窗口期。孕中、晚期同等水平PYRs暴露可能对2岁儿童神经发育影响不明显。

目的:探讨系统化家庭干预(由家长实施的早期介入丹佛模式，P-ESDM)对1～2岁孤独症谱系障碍高危儿(IHRASD)的干预效果。方法:采用标准化的筛查方法对合肥市1～2岁婴幼儿进行发育筛查，筛出的阳性儿童实行转诊-评估-P-ESDM指导-随访-早期干预效果评估等。共识别出1～2岁IHRASD 110例，对其中符合研究条件并自愿参加的63例分为P-ESDM干预组(31例)和无P-ESDM组(32例)，在干预前及干预3个月、12个月均进行评估。P-ESDM干预组父母接受1 h/周，共12周的P-ESDM家庭干预课程培训；无P-ESDM组的家长不愿接受家庭干预课程培训。结果:与无P-ESDM组相比，P-ESDM干预组父亲大专学历以上较多(71.0%比43.8%， χ2＝7.315， P＝0.026)，母亲高中/中专及以上者有出现统计学意义的趋势(83.9%比65.6%， χ2＝5.264， P＝0.072)。干预3个月，P-ESDM干预组异常行为量表(ABC)得分下降[29.0(20.0，45.0)分比48.0(33.0，50.0)分， Z＝－2.298， P＝0.022]，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SM)得分升高[10.0(9.0，10.0)分比9.0(8.0，10.0)分， Z＝－2.045， P＝0.041]，Gesell评估5个能区发育商均无明显改善[适应性能区(83.86±18.03)分比(75.34±10.49)分， t＝1.734， P＝0.090；大运动能区(90.24±10.79)分比(85.20±8.97)分， t＝1.595， P＝0.118；精细动作能区(85.18±14.99)分比(83.41 ± 9.28)分， t＝0.429， P＝0.670；语言能区(59.28±15.01)分比(51.09±9.37)分， t＝1.981， P＝0.054；个人-社会能区(67.13±14.86)分比(63.50±7.85)分， t＝0.908， P＝0.369]。12个月后，P-ESDM干预组ABC量表得分下降[20.0(12.0，33.0)分比45.0(32.3，52.8)分， Z＝－3.783， P＝0.000]，SM量表得分升高[10.0(9.0，10.0)分比9.0(8.3，10.0)分， Z＝－2.974， P＝0.003]，Gesell评估适应性能区[(80.83±17.20)分比(72.34 ± 13.18)分， t＝2.203， P＝0.031]、语言能区[(68.96±19.93)分比(53.42±14.88)分， t＝3.515， P＝0.001]和个人-社会能区发育商数[(71.87±17.30)分比(62.18±13.91)分， t＝2.454， P＝0.017]均升高。 结论:早期筛查、诊断，及时进行P-ESDM干预可改善1～2岁IHRASD的发育结局，干预12个月效果显著。

目的:了解西安市城区托幼机构儿童中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患病情况。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西安市6个城区抽取12所幼儿园，先采用儿童家长对数据填写孤独症行为评定量表(ABC)及保教人员报告的方法确定ASD初筛阳性儿童，然后专科医师现场行为观察确定可疑ASD儿童，最后至医院行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第2版(ADOS-2)评估确诊。应用SPSS 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5 178名儿童中确诊ASD儿童38例，现患率为7.3‰，95% CI：4.98‰～9.62‰。不同年龄组ASD现患率、性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9.914、18.812，均 P<0.05)。保教人员报告ASD筛查方法比ABC量表筛查法准确性更好。 结论:1．西安市城区托幼机构儿童中ASD现患率在国内类似报道中处于较高水平，若考虑到特教机构及居家ASD儿童，总体现患率更高，说明我国ASD儿童现患率可能被低估。2.随年龄的增长，托幼机构中的ASD儿童随班就读率有降低趋势。

目的:探讨肺表面活性物质微创给药(LISA)技术与传统的气管插管-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PS)-拔管(INSURE)技术治疗早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RDS)的临床治疗效果和预后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2019年3月至2021年2月收治的187例NRDS早产儿(胎龄24~31 +6周，且出生体重<1 500 g)住院期间及出院后矫正年龄1岁内的随访资料，使用LISA注入PS的纳入LISA组，使用INSURE注入PS的纳入INSURE组，其中LISA组144例，INSURE组43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对组间混杂因素进行矫正，获得组间协变量均衡样本(2组各39例)。采用 t检验、 χ2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比较2组患儿临床治疗效果及体格发育、听力和视力发育、神经系统发育、呼吸系统疾病等预后情况。 结果:1.与INSURE组相比，LISA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12例(33.3%)比23例(63.9%)]和视网膜病变(ROP)[13例(36.1%)比26例(72.2%)]发生率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727， P＝0.009； χ2＝9.455， P＝0.002)。轻度BPD [8例(22.2%)比16例(44.4%)]和Ⅰ~Ⅱ期ROP[11例(30.6%)比22例(61.1%)]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000， P＝0.046； χ2＝6.769， P＝0.009)，而中重度BPD和≥Ⅲ期ROP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两组患儿住院期间PS重复使用、72 h内机械通气率、气胸/肺出血、Ⅲ~Ⅳ度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脑白质软化、Ⅱ~Ⅲ期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败血症、异常振幅整合脑电图、矫正胎龄36周病死率、总吸氧时长、住院时长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出院后矫正年龄1岁内随访：宫外体质量、身长和头围发育、视力发育、听力发育、矫正胎龄40周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分、矫正月龄6个月及矫正年龄1岁时Bayley婴幼儿发育量表评分、肺炎、呼吸道疾病再住院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对胎龄24~31 +6周且出生体重<1 500 g早产NRDS患儿进行治疗，采用LISA技术PS给药能够降低轻度BPD和Ⅰ~Ⅱ期ROP发生率，无增加其他并发症风险，2种技术远期预后效果相当。

高危儿大多数可以发育为正常儿童，部分可能发展为脑性瘫痪(脑瘫)高危儿和孤独症谱系障碍高危儿等特异性高危儿，以及发育指标延迟和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应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BSID)、全身运动质量评估(GMA)和Hammersmith婴幼儿神经系统检查(HINE)等神经发育评估量表进行定期随访筛查，早期发现，尽早干预，可大大提高预后。母亲-婴儿事务处理课程、反应性及语前环境教学和家庭为中心的积极应对和照护特殊需要婴儿方案等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模式已成国际共识，即培训家长，让家长掌握新生儿和婴幼儿神经心理发育规律、亲子互动技巧、早期干预方法和婴儿护理等基本技能。医师定期与家长互动可不断提高家长的早期发现和干预能力。目标-强化运动-丰富环境刺激方法对脑瘫高危儿预后效果好，早期强化行为干预和孤独症婴幼儿早期介入丹佛模式对孤独症谱系障碍高危儿预后效果最佳。脐血干细胞移植对28周前极早产儿进行神经保护和神经修复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