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经结肠系膜入路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12月川北医学院附属南充市中心医院收治的61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41例，女20例；平均年龄为62岁，年龄范围为43～81岁。61例患者中，30例行TaTME采用常规腹腔镜直肠癌手术入路设为传统入路组；31例行TaTME采用经结肠系膜入路设为结肠系膜入路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术后每3个月随访1次，了解患者术后肿瘤局部复发和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6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TaTME，无中转开腹。传统入路组患者经腹游离时间，术中出血量，肿瘤标本远切缘长度，肿瘤标本近切缘长度，系膜完整度(系膜完整、系膜近完整)例数，环周切缘阳性率，远切缘阳性率，淋巴结检出数目分别为(126±56)min，41.0 mL(17.5～71.4 mL)，1.3 cm(0.8～2.0 cm)，(10.0±5.0)cm，10、20例，3.3%(1/30)，0，13.7枚(9.0～17.0枚)。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01±30)min，44.0 mL(25.0～67.5 mL)，1.6 cm(1.1～2.2 cm)，(12.0±3.0)cm，23、8例，6.5%(2/31)，0，13.0枚(10.9～17.3枚)。两组患者经腹游离时间、肿瘤标本近切缘长度、系膜完整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33，－2.286, χ2＝10.250， 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肿瘤标本远切缘长度、淋巴结检出数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662，－1.107，0.304， P>0.05)。两组患者环周切缘阳性率、远切缘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术后情况：传统入路组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51 h(48～64 h)。传统入路组患者中，3例术后发生并发症，1例吻合口瘘(Clavien－Dindo分级Ⅱ级)，经充分引流、肠外营养支持及抗感染等保守治疗后痊愈出院；1例乳糜漏(Clavien－Dindo分级Ⅱ级)，经保守治疗后好转出院；1例重度肺部感染(Clavien－Dindo分级Ⅳa级)，经转ICU治疗后痊愈出院。传统入路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11.3±4.5)d。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59 h(49～70 h)。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中，1例术后发生麻痹性肠梗阻(Clavien－Dindo分级Ⅰ级)，经保守治疗后痊愈出院。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9.6±1.8)d。两组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554， t＝1.884， P>0.05)。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随访情况：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6～1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2个月。随访期间所有患者未出现肿瘤局部复发及转移。 结论:经结肠系膜入路在TaTME中安全、可行，符合肿瘤根治原则，能降低系膜裁剪难度，缩短经腹游离时间，提高肿瘤标本近切缘长度，系膜完整度更好。

目的:探究脓毒症对血脑屏障通透性的影响。方法: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建立脓毒症大鼠模型。根据干预时间随机（随机数字法）分组：假手术组、脓毒症1 d组、脓毒症4 d组、脓毒症7 d组。采用荧光素钠检测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变化；采用Western blot和免疫荧光方法检测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变化。结果:和假手术组大鼠相比较，脓毒症组的大鼠呼吸急促，精神萎靡、反应迟钝，活动量少、进食饮水少，腹胀明显，排稀便。腹腔解剖可见肠系膜黏连，近端肠管扩张，盲肠结扎部位颜色暗红且表面有脓液渗出，整个腹腔可见血性渗出液。和假手术组大鼠相比较，脓毒症组的大鼠体质量下降，随着脓毒症的病程发展，大鼠体质量持续降低，脓毒症7 d组的大鼠体质量最低，且明显低于脓毒症4 d（ P < 0.05）、脓毒症1 d（ P < 0.05）以及假手术组（ P < 0.05）的大鼠。和假手术组大鼠相比较，盲肠结扎穿孔1 d后大鼠脑组织中的荧光素钠的渗漏显著增加（ P < 0.05）。随着脓毒症的病程发展，荧光素钠渗漏含量持续增加。脓毒症7 d的大鼠脑组织中的荧光素钠含量最高，并且明显高于脓毒症4 d、脓毒症1 d以及假手术组的大鼠（均 P < 0.05）。和假手术组大鼠相比较，盲肠结扎穿孔1 d后大鼠脑组织的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5、Occludin和ZO-1的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均 P < 0.05）。随着脓毒症的病程发展，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量持续降低。脓毒症7 d的大鼠脑组织中的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5、Occludin、ZO-1的表达量最低，并且明显低于脓毒症4 d、脓毒症1 d以及假手术组的大鼠（均 P < 0.05）。 结论:脓毒症可诱导大鼠的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并且脓毒症持续的时间越久，血脑屏障的通透性越高。

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目的:探讨抗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相关性胃肠炎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加深对该疾病的认知，避免误诊、漏诊。方法:收集2020—2021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诊治的抗PD-1相关性胃肠炎3例。分析其临床特点、病理形态学特征，电话随访患者。结果:3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63、39和73岁，此前均因恶性肿瘤免疫治疗而出现胃肠道症状。内镜检查2例表现为全结肠炎，1例表现为胃窦巨大溃疡并累及幽门管。显微镜下观察3例均主要表现为上皮明显萎缩、变薄，黏膜固有层大量中性粒细胞弥漫浸润，隐窝/腺腔内微脓肿形成，腺体减少及结构改变（分支、扭曲），部分腺体可有明显扩张。此外，2例局部区域还可见慢性炎症特征（如淋巴细胞、浆细胞增多）。3例行巨细胞病毒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均为阴性。结合病史及形态学，3例均诊断为抗PD-1相关性胃肠炎。针对上述诊断，对3例患者的治疗方案均为停止抗PD-1治疗和使用皮质类固醇，并进行了临床随访。3例患者的胃肠道症状均明显改善，腹泻症状得到了缓解。结论:抗PD-1相关性胃肠炎临床上并不罕见，然而，病理医师对它缺乏足够关注及认识，结合临床病史及病理形态学特征，应当想到该疾病，避免误诊、漏诊。

目的:探讨早期经口喂养（early oral feeding，EOF）应用于婴儿一期肠吻合术后的价值。方法:收集2020年10月至2022年5月期间，全国51家小儿外科中心555例行一期肠吻合婴儿的病历信息，根据初始经口喂养时间是否超过48 h，分为EOF组（116例，术后48 h内经口喂养）和传统喂养（traditional oral feeding，TOF）组（439例，术后48 h后经口喂养），将两组患儿按疾病分布、吻合口部位、性别、是否微创手术、手术年龄及手术体重进行倾向性评分1∶2匹配，最终分别有109例EOF组和200例TOF组患儿成功配对，比较配对后两组患儿的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术后恢复指标差异。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 结果:EOF组总体并发症及呕吐发生率高于TOF组（20.2%比11.0%， χ2=4.87， P=0.027；9.2%比2.0%， χ2=6.82， P=0.009），两组在腹胀、腹泻、血便、吻合口漏方面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因并发症而导致的暂停喂养率在EOF组和TOF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EOF组的完全静脉营养时间、静脉营养总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较TOF组显著减少[2.0（1.0，2.5）d比5.0（3.0，6.0）d， Z=-10.17， P<0.001；6（5，8）d比9（6，13）d， Z=-5.05， P<0.001；10（7，14）d比14（10，17）d， Z=-5.62， P<0.001]；两组患儿在体重变化、白蛋白变化及前白蛋白变化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婴儿一期肠吻合术后进行EOF虽增加总体及呕吐并发症发生，但不增加吻合口漏等严重并发症发生，而且可减少静脉营养使用、缩短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不同结直肠癌根治术的临床疗效与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7月至2020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3 418例行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 060例，女1 358例；年龄为（61±11）岁。患者在符合根治性切除及手术适应证的条件下选择手术方式：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观察指标：（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3 418例患者中，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1 978例，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1 028例，施行NOSES 412例。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造瘘情况（永久性造口、预防性造口、未造瘘），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45（55~460）min，100（30~1 000）mL，435、88、1 455例，72（10~220）h，96（16~296）h，158例，10（6~60）d；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75（80~450）min，50（10~800）mL，172、112、744例，48（14~120）h，72（38~140）h，17例，9（4~40）d；施行NOSES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80（80~400）min，30（5~500）mL，0、45、367例，48（14~144）h，72（15~148）h，1例，6（3~30）d；3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291.38、518.56， χ2 =153.82， H=408.86、282.97， χ2 =78.66， H=332.30， P<0.05）。（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贫血、低蛋白血症、肠梗阻、肿瘤位置、术前癌胚抗原、术前CA19-9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肿瘤组织学类型、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最大径、淋巴结检出数目、神经侵犯、血管侵犯、淋巴结侵犯、T分期、N分期、M分期、TNM分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术后发生吻合口漏、腹腔感染、肠梗阻、吻合口出血、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分别为52、21、309、8、130、51、59例，33、17、75、3、45、58、9例，13、4、8、0、11、10、15例，3者肠梗阻、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22.56，13.33，20.44，15.59， P<0.05）；3者吻合口漏、腹腔感染、吻合口出血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0.96，2.21，3.08， P>0.05）。（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①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为20~39岁和40~59岁，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46，0.59，0.43，0.13，95%可信区间为0.21~1.00，0.36~0.96，0.33~0.56，0.06~0.27， P<0.05）。②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体质量指数为24.0~26.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24，0.63，0.46，95%可信区间为0.11~0.51，0.44~0.89，0.24~0.87， P<0.05）。③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15，95%可信区间为1.46~3.18， P<0.05）；TNM分期为0~Ⅰ期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95%可信区间为0.01~0.88， P<0.05）。④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20~39岁、40~59岁、60~79岁），体质量指数（<18.5 kg/m 2、18.5~23.9 kg/m 2、24.0~26.9 kg/m 2、27.0~29.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0.29，0.37，0.08，0.22，0.35，0.32，0.29，95%可信区间为0.01~0.81，0.13~0.64，0.17~0.78，0.02~0.40，0.09~0.52，0.15~0.83，0.12~0.89，0.14~0.59， P<0.05）。 结论: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手术适应证更广，手术时间更短，但围手术期治疗效果不及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具有手术适应证时，患者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可获得较好的手术效果以及更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探讨围肝门外科技术治疗弥漫型肝胆管结石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湖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22例弥漫型肝胆管结石病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9例，女83例；中位年龄为51岁，年龄范围为21~82岁。所有病人行围肝门切除术显露高位胆管后，行1~3级胆管切开；通过胆管拼合整形、内吻合解除狭窄后，直视下多种方法结合取尽结石；沿肝脏萎缩或胆管狭窄平面切除严重萎缩肝脏后，行T管或肝胆管盆式内引流。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狭窄解除及结石清除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微信、电话或门诊方式随访。术后第1年每3个月门诊随访1次，行肝功能及腹部B超检查。随后每年复查1次肝功能和腹部B超。怀疑胆管炎或结石复发时行磁共振胰胆管成像和CT检查，了解结石复发情况和病人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7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 结果:（1）手术情况：122例病人手术时间为（253±71）min、肝门阻断时间为15 min（14~38 min）、术中出血量为200 mL（100~1 100 mL）、术后住院时间为（12±5）d。122例病人中，40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切口感染9例、胆汁漏8例（肝断面胆汁漏5例和胆肠吻合口漏3例）、败血症8例、胸腔积液7例、腹腔脓肿5例、肝衰竭3例、胆道出血1例（部分病人合并多种并发症）。122例病人中，术后死亡2例，其中1例为术后肝衰竭、1例为胆肠吻合口漏并发脓毒血症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胆汁漏及腹腔脓肿病人经B超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后好转；胆道出血病人为胆肠吻合口出血，经肝右动脉介入栓塞止血；其余并发症经保守治疗后好转。（2）狭窄解除及结石清除情况：88例合并胆管狭窄病人中，85例狭窄解除，狭窄解除率为96.59%（85/88）。122例病人中，103例结石彻底清除，19例残留结石，术后即刻结石清除率为84.43%（103/122）。19例残留结石病人中，3例拒绝行胆道镜取石，16例行T管窦道胆道镜取石碎石术（7例结石清除、9例仍残留结石）。122例病人中，110例最终结石清除，12例最终残留结石，最终结石清除率为90.16%（110/122）。（3）随访情况：122例病人中，120例获得随访（110例最终结石清除、10例残留结石），随访时间为（78±14）个月。120例获得随访病人的1、3、5年结石复发率分别为0.83%（1/120）、6.67%（8/120）、9.17%（11/120）。110例最终结石清除病人的1、3、5年结石复发率分别为0、5.45%（6/110）、5.45%（6/110）。10例残留结石病人的1、3、5年结石复发例数分别为1、2、5例。120例获得随访的病人中，1例因终末期肝病死亡，其余病人生存状态良好。结论:围肝门外科技术治疗弥漫型肝胆管结石病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透视下经鼻漏腔引流管置入联合空肠营养管置入治疗腹腔镜辅助下全胃切除术后食管空肠吻合口漏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2018年9月至2021年1月期间收治的12例经上消化道造影和CT明确为腹腔镜辅助下全胃切除术后食管空肠吻合口漏的患者，在禁食水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透视下经鼻经漏口将引流管置入于漏腔内进行冲洗并持续负压引流，如无空肠营养管则经鼻在透视下一并置入空肠营养管，如已有空肠营养管则进行调管，将其尽可能深置。结果:12例患者全部成功置入经鼻漏腔引流管，并完成空肠营养管置入或调管，透视下经鼻漏腔引流管置管的时间为（22.0±6.4）min，透视下营养管置入或调管的时间为（20.0±7.9）min，未出现与置管相关的并发症。12例患者置管术后经过肠内营养及漏腔冲洗、持续负压吸引后平均17（10~31）d后，影像学检查示食管空肠吻合口漏愈合。结论:透视下经鼻漏腔引流管联合营养管置入，治疗腹腔镜辅助下全胃切除术后食管空肠吻合口漏，安全、微创而有效。

目的:探讨根除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后早期胃癌，特别是其背景黏膜的临床病理学改变，并探讨术前活检病理出现过低诊断的原因。 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2016—2021年除菌后早期胃癌90例、未除菌早期胃癌的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标本120例及其对应的活检标本，分析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对照观察组织形态学特征和免疫表型结果。结果:（1）与无除菌史的早期胃癌相比较，除菌后早期胃癌的病理组织学类型均为分化型腺癌，肿瘤区域内癌性和非癌性上皮呈交错分布；（2）除菌后早期胃癌背景胃黏膜形态学具有特征性改变，包括胃黏膜肠化腺管开口增宽、腔缘呈锯齿状改变、肠化上皮胞质呈嗜酸性及微泡状；（3）除菌后胃癌上皮细胞存在低异型性，可能造成活检病理出现过低诊断或漏诊。结论:根除幽门螺杆菌后早期胃癌及其背景黏膜具有独特的病理形态学特点，可以作为病理诊断的线索，提高活检病理准确性，减少过低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