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冠状静脉(CV)不同部位心外膜特发性室性心律失常(VA)的心电图特征。方法:2009年10月31日至2021年9月30日，纳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导管射频消融治疗的VA患者有效靶点或"最早"激动点在CV的连续性病例，对CV不同部位起源VA的QRS波形态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共纳入173例，其中男102例，年龄(56.44±15.66)岁，年龄范围13~87岁。在邻近二尖瓣环心外膜组的171例中：①51例(92.73%，51/55)患者前室间静脉近端(pAIV)及左心室顶部穿间隔静脉(summit-CV)在V 1导联有s波呈Rs、RS或rS型，而其他部位106例(91.40%，106/116)无s波呈R型( χ2＝115.01， P<0.001)；②V 5~V 6导联在邻近二尖瓣环后壁、侧壁及前侧壁的心大静脉远端(DGCV 1)以近区域35例(81.40%，35/43)有s波呈Rs型，而DGCV 2、summit-CV及pAIV118例(92.19%，118/128)呈R型，10例(7.81%，10/128)呈Rs型( χ2＝89.88， P<0.001)；③summit-CV及邻近二尖瓣环后侧壁在Ⅰ导联20例(74.07%，20/27)以正向波为主呈R、Rs及r型，其他区域140例(97.22%，140/144)以负向波为主呈rS、rs、qr、qs或QS型( χ2＝95.79， P<0.001)；④若以V 1导联有s波呈Rs、RS或rS型，V 5~V 6导联有s波呈Rs型，I导联以正向波为主呈R、Rs或r型分别作为诊断pAIV及summit-CV，DGCV 1及其以近，summit-CV及邻近二尖瓣环后侧壁起源的指标，其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2.73%、91.40%、83.61%、96.36%；81.40%、92.19%、77.78%、93.65%；74.07%、97.22%、83.33%、95.24%。 结论:CV不同部位室性心律失常的心电图特征亦不相同，熟悉这些心电图特征对初步判断其起源将有所裨益。

目的:探讨胸前导联V 3移行的流出道室性期前收缩中，右心室流出道(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前间隔和右冠状动脉窦(right coronary cusp，RCC)，以及RVOT中后间隔和左侧冠状动脉窦(left coronary cusp，LCC)的室性期前收缩左右心室起源的体表心电图特点。 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9月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91例胸前导联呈V 3移行且于RVOT前间隔及中后间隔、LCC和RCC部位成功行射频消融术的流出道室性期前收缩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别比较RVOT前间隔组与LCC组，以及RVOT中后间隔组与RCC组室性期前收缩的体表心电图特征，包括Ⅰ、Ⅱ、Ⅲ、aVF导联R波振幅，Ⅲ导联与Ⅱ导联R波振幅比值，aVL、aVR导联Q波振幅、aVL导联与aVR导联Q波振幅的比值，V 1～V 3导联的R波和S波振幅，V 2S/V 3R指数，移行区指数和V 2移行指数。 结果:起源于RVOT前间隔的室性期前收缩36例，LCC的11例。RVOT前间隔组I导联R波振幅高于LCC组[(0.22±0.25) mV与-(0.17±0.33) mV， P＝0.003]；Ⅱ导联R波振幅低于LCC组[(1.59±0.35) mV与(1.76±0.27) mV， P＝0.035]；aVF导联R波振幅低于LCC组[(1.53±0.35) mV与(1.78±0.39) mV， P＝0.050]; V 2S/V 3R指数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99±0.66与0.76±0.38， P<0.001)；V 2移行指数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69±0.43与1.05±0.35， P＝0.005)。起源于RVOT中后间隔的室性期前收缩32例，RCC的12例。RVOT中后间隔组的Ⅰ导联R波振幅低于RCC组[(0.25±0.31) mV与(0.57±0.12) mV， P<0.001]；Ⅲ导联与Ⅱ导联R波振幅比值高于RCC组(0.89±0.14与0.72±0.18， P＝0.002)；aVL导联Q波振幅高于RCC组[(0.72±0.24) mV与(0.51±0.16) mV， P＝0.002]，aVL与aVR导联Q波振幅比值高于RCC组[0.76±0.23与0.50±0.21， P＝0.002]。 结论:胸前导联V 3移行的流出道室性期前收缩中，RVOT前间隔与LCC起源的室性期前收缩Ⅰ、Ⅱ、aVF导联R波及V 2S/V 3R指数、V 2移行指数所有不同；RVOT后间隔及RCC起源的室性期前收缩Ⅰ导联R波、Ⅲ与Ⅱ导联R波振幅比值及aVL与aVR导联Q波振幅比值不同，结合其不同特点可协助鉴别左右心室起源部位。

本文介绍了心导管室接诊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管理流程，从制度流程优化、全程质量防控管理、特殊消毒隔离等多方面实现全面管理。旨在为医护人员提供借鉴，保证患者得到快速高效救治的同时实现医护人员零感染，为临床护理和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超声二维及三维参数预测慢性肺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肺血管阻力(PVR)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及前瞻性纳入2015年11月至2022年12月在中日友好医院确诊CTEPH的患者141例。根据PVR计算公式构建反映PVR的二维超声指标：超声估测肺动脉收缩压(sPAP Echo)/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肺动脉平均压(mPAP Echo)/LVIDd；三维超声指标：sPAP Echo/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sPAP Echo/左心室心输出量(LVCO)。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二维及三维超声指标与右心导管所测PVR的相关性。采用ROC曲线分析超声心动图参数预测PVR>1 000 dyn·s －1·cm －5的曲线下面积(AUC)及临界值。分析54例进行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PEA)患者术前、术后的超声及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变化，以及超声指标降低率与PVR降低率的相关性。 结果:sPAP Echo/LVIDd、sPAP Echo/LVEDV、sPAP Echo/LVCO与PVR呈中度相关( rs＝0.62、0.52、0.63，均 P<0.001)。sPAP Echo/LVEDV预测PVR> 1 000 dyn·s －1·cm －5的AUC为0.860，最佳截断值为≥1.41，敏感性为0.800，特异性为0.933。sPAP Echo/LVIDd预测PVR>1 000 dyn·s －1·cm －5的AUC为0.830，最佳截断值为≥2.14，敏感性为0.647，特异性为0.861。与术前相比，PEA术后sPAP Echo/LVIDd和mPAP Echo/LVIDd显著降低(均 P<0.001)。sPAP Echo/LVIDd降低率(ΔsPAP Echo/LVIDd)和mPAP Echo/LVIDd降低率(ΔmPAP Echo/LVIDd)与PVR降低率(ΔPVR)显著相关( rs＝0.61、0.63，均 P<0.05)。 结论:二维超声指标sPAP Echo/LVIDd及三维超声指标sPAP Echo/LVEDV可用于无创估测CTEPH患者的PVR。sPAP Echo/LVIDd更便捷，适用于监测治疗前后PVR改善情况，sPAP Echo/LVIDd≥2.14可预测CTEPH患者PVR显著升高(>1 000 dyn·s －1·cm －5)。

目的:总结超声引导下经胸微创封堵治疗儿童先心病的临床经验及随访结果，探讨其远期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3月至2017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行食道超声引导下经胸微创外科封堵术治疗的先心病患儿临床资料，并进行长期随访。随访截至2020年12月，随访内容包括超声心动图、心电图、临床症状、并发症处理、预后情况。将室间隔缺损病例按照年龄、体重及封堵器类型进行分组，对常见并发症(如新发主动脉瓣反流、三尖瓣反流及右束支传导阻滞)的发生率进行组间比较。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52例患儿，其中室间隔缺损727例，封堵成功691例(95.05%)；房间隔缺损19例及联合畸形6例均封堵成功。684例获随访，随访率为95.7%，随访时间3~13年，期间无一例死亡。室间隔缺损患儿随访结果：53例残余分流中，48例自愈；8例新发主动脉瓣轻微或轻度反流中，2例好转；1例迟发性心包积液；新发三尖瓣轻度反流或由轻度进展至中度反流的34例患儿中，13例恢复正常，2例由轻度反流进展至中度反流；1例新发间歇性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患儿仍在随访中，2例一过性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已恢复；2例新发左束支传导阻滞的患儿中，1例恢复；38例新发右束支传导阻滞患儿中，5例恢复正常。偏心型及鞍型封堵器更易出现主动脉瓣反流( P<0.05)，而不同封堵器类型中，三尖瓣反流与右束支传导阻滞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年龄组、不同体重组中常见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复合畸形中，1例新发主动脉瓣轻度反流并在1年后恢复正常。 结论:先心病经胸微创封堵技术结合了体外循环手术和导管介入手术治疗的优势，远期随访提示安全、有效，但需进行全生命周期随访和健康管理。

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目前主要采用室间隔减容治疗，如室间隔心肌切除术、室间隔乙醇消融术等。随着对理论知识认识的加深和介入治疗的飞速发展，先后有学者尝试应用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治疗高危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在梗阻性和非梗阻性患者中均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但亦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动物试验数据及大型队列研究数据、中远期治疗效果未知等。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为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诊疗带来了新的思路，一方面或可作为单独疗法，另一方面或可联合新型分子靶向药物或以肥厚室间隔为靶点的新兴微创治疗方式进行治疗，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探索。

目的:探讨超声心动图在婴幼儿右位动脉导管未闭中的筛查诊断方法及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收集2014年4月至2022年5月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就诊的超声诊断为右位动脉导管开放且经产前超声、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心血管造影和(或)手术确诊的31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右位动脉导管与主动脉弓异常及合并心脏复杂畸形的关联性及超声筛查诊断方法与价值。结果:在31例患儿中，超声诊断正确30例，误诊1例(实际为主动脉左弓右降，左右肺动脉交叉变异，动脉导管向右偏移)。诊断正确的患儿中27例(包括24例右位主动脉弓和3例左位主动脉弓)胸骨旁心底大动脉短轴切面二维与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结合可显示动脉导管开放，其肺动脉端开口位于右肺动脉近端；其余3例右位主动脉弓病例均为单心室伴大动脉转位，因大动脉呈平行关系，无法取得标准胸骨旁大动脉短轴切面，右位导管在胸骨旁高位切面被发现。27例右位主动脉弓伴右位动脉导管病例主动脉弓胸骨旁高位切面均可显示：动脉导管一端连于右位主动脉弓峡部，一端连于右肺动脉；3例左位主动脉弓胸骨旁高位切面均显示：动脉导管一端连于右锁骨下动脉，一端连于右肺动脉。27例右位主动脉弓中，伴镜像分支16例，其中9例伴心脏复杂畸形；伴左锁骨下动脉迷走10例，其中1例伴心脏复杂畸形；伴孤立左锁骨下动脉1例，不伴心脏复杂畸形。左位主动脉弓3例均为孤立性右锁骨下动脉，且均不伴心脏复杂畸形。30例右位动脉导管临床结局：因动脉导管粗大或伴心脏其他畸形临床行动脉导管结扎术14例；其余16例半年以上随访自愈4例，小型动脉导管持续存在9例，失访3例。结论:右位动脉导管多与右位主动脉弓相关，伴镜像分支者易伴心脏复杂畸形；左位主动脉弓者右位动脉导管则易伴孤立性右锁骨下动脉。超声在右位动脉导管的筛查及诊断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为探讨外科微创房颤消融术(Wolf mini-maze)后房颤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收集2011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收治的211例孤立性房颤患者资料。患者均行外科微创胸腔镜下房颤消融术(左心房后壁盒式消融＋左心耳切除术)，其中完成6个月以上随访患者共180例，按照其术后是否出现房颤复发分为复发组(55例)，未复发组(125例)，记录年龄、性别、病程长短、既往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吸烟饮酒史、既往脑梗塞病史、遗留肢体活动障碍史、既往导管消融病史、CHADS2评分、CHADS2-VASc评分、HAS-BLED出血评分、心功能(NYHA分级)、房颤类型、左心房大小(LAD)、左心室射血分数(EF)、手术时间、术后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进行术后房颤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房颤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房颤病程( P＝0.0467)；既往中风病史( P＝0.0414)；遗留肢体活动障碍( P＝0.0378)；持续性房颤( P＝0.0227)。其中，房颤病程( P＝0.017， β＝0.08， OR＝1.084，95% CI：1.014～1.158)；持续性房颤( P＝0.029， β＝0.763， OR＝2.145，95% CI：1.080～4.260)，是术后房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房颤病史的延长，出现中风及肢体活动障碍，持续性房颤会增加外科微创房颤消融术后房颤复发的可能性，其中，持续性房颤患者，术后房颤复发的可能性显著增加，随着房颤病程的延长，术后房颤复发的可能性亦会增加。

目的:总结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PICC)引起心包积液/心包填塞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特征，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及治疗水平。方法:对2018年12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1例极低出生体重儿发生PICC导致新生儿心包积液/心包填塞病例的临床资料及诊疗经过进行总结，并结合文献报道对PICC导致心包积液/心包填塞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患儿，女，胎龄30周 ＋1，出生体重1 370 g。生后Apgar评分1 min为5分，5 min为9分。于生后第2天经右上肢贵要静脉置入PICC并持续静脉输液。生后第8天突然出现心率增快及代谢性酸中毒，实验室检查感染指标无异常，听诊心音遥远，心脏超声提示大量胸腔积液。立即拔除PICC，并行心包穿刺术，放出35 mL乳白色心包积液，患儿状态迅速好转，心音有力，代谢性酸中毒纠正。文献检索共有14篇报道24例PICC导致新生儿心包积液病例，并本例资料共25例。25例患儿中，胎龄<28周的超早产儿15例(60.0%)，28～34周的早产儿9例(36.0%)，足月儿1例(4.0%)。平均出生体重(1 080.6±585.5)g。置管时间中位数为3 d，发生心包积液的PICC使用时长中位数为7 d。导管置入部位以右肘前静脉及右贵要静脉为主，其余经大隐静脉等部位置入。导管尖端位置以直接位于右心房所占比例最高[13例(52.0%)]，其次为由上腔静脉漂移至右心房[7例(28.0%)]。2例患儿以心搏骤停为主要表现，1例患儿表现为心率增快，1例患儿表现为代谢性酸中毒，1例患儿表现为原有疾病恶化，其余患儿均表现为心动过缓、呼吸暂停及低血压。9例死亡，病死率36.0%，16例(64.0%)好转。进行心包穿刺患儿中，仅1例死亡。 结论:在任何置入PICC的极低出生体重儿中，当临床出现难以解释的呼吸循环系统不稳定状态，包括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呼吸暂停、低血压、代谢性酸中毒等情况时，均应考虑到PICC导致的心包积液/心包填塞，及早诊断并进行心包穿刺对挽救生命至关重要。

目的:评价胸椎旁神经阻滞对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桥血管通畅性的影响。方法:择期静吸复合全麻下行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50例，年龄60~75岁，体重50~80 kg，ASA分级Ⅱ或Ⅲ级，NYHA心功能分级Ⅱ或Ⅲ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对照组(C组， n＝30)和胸椎旁神经阻滞组(T组， n＝20)。T组在超声引导下于T 4，5间隙行胸椎旁神经阻滞，两侧分别注射试验剂量1%利多卡因5 ml，2 min后分别注射0.375%罗哌卡因15 ml。依据冠状动脉解剖将桥血管划分为4部分：左胸廓内动脉-前降支(动脉桥)；中间支或第1对角支；钝缘支；后降支或左室后支。于桥血管移植结束后，测量其血流量，计算搏动指数。分别于置入漂浮导管即刻(T 1)、锯开胸骨即刻(T 2)、全部桥血管吻合完毕(T 3)和出室前5 min(T 4)时，记录CVP、平均肺动脉压、心排量、体循环阻力指数和肺循环阻力指数。记录术中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和舒芬太尼用量。 结果:与G组比较，T组T 3和T 4时CVP、体循环阻力指数和肺循环阻力指数降低，心排量升高，术中心动过速发生率降低，低血压发生率升高，舒芬太尼用量减少，左胸廓内动脉-前降支血流量增加，搏动指数降低( P<0.05)。 结论:胸椎旁神经阻滞可改善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左胸廓内动脉-前降支的通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