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床旁无创超声心输出量监测仪(USCOM)在指导新生儿胃肠道手术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纳入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厦门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胃肠道手术后发生血流动力学改变的新生儿75例，其中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非USCOM组34例，主要根据心率、血压、血气乳酸等临床指标评估术后患儿血流动力学状态；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USCOM组41例使用USCOM协助评估术后患儿血流动力学状态；另设40例为对照组，主要为病情稳定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USCOM组及对照组使用USCOM检查，记录心排出量(CO)、心指数(CI)、外周血管阻力(SVR)，对比USCOM组术前及术后、USCOM组与对照组CO、CI、SVR变化，对比USCOM组术前及术后心率、血压、乳酸变化，并比较分析USCOM组与非USCOM组血管活性药物剂量和术后首次使用时间、术后首次扩容时间、扩容量、术后24 h无尿或少尿发生率、住院时间。结果:USCOM组术前CO、CI、SVR、心率、血压与对照组及术后12 h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USCOM组术后1 h CO、CI较术前明显下降，乳酸较术前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USCOM组术后1 h SVR较术前增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USCOM组术后12 h CO、CI较术后1 h明显增高，SVR较术后1 h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USCOM组术前及术后1 h心率、血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2 h血压较术后1 h明显增高( P<0.05)。USCOM组比非USCOM组术后首次扩容时间及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时间显著提前[0.75(0.50，1.37)h比7.00(5.00，13.25)h， Z＝-7.041， P<0.001；(1.39±1.33)h比(8.61±5.15)h， t＝-7.917， P<0.001]，扩容总量显著减少[17.50(10.00，30.00)mL比30.00(20.00，30.00)mL， t＝-3.045， P＝0.002]，多巴胺使用量显著减少[8.40(6.20，10.40)mg/kg比8.90(7.20，14.40)mg/kg， Z＝-2.475， P＝0.013]，术后24 h少尿或无尿发生率明显减少(12.2%比32.3%， t＝4.500， P＝0.034)，住院时间显著缩短[25.00(15.50，31.00)d比28.00(21.75，34.00)d， Z＝-1.985， P＝0.047]，多巴酚丁胺及肾上腺素使用量无明显变化( P>0.05)。 结论: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可实时监测新生儿胃肠道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变化，有利于术后指导血管活性药物及液体的管理。

目的:探讨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NICaS）监测急性中重度农药中毒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方法，分析NICaS在急性中重度农药中毒患者血流动力学的临床指导价值。方法:于2019年8月，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8月收住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的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患者和中-重型急性百草枯农药中毒（APP）患者，共20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NICaS组68例、经肺热稀释法组（Picco组）67例、经验治疗组（经验组）65例。分析3组患者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心率、血流动力学指标、生存率和并发症的关系。结果:NICaS组、Picco组和经验组患者年龄、性别构成比、体重指数、心率、收缩压、无治疗期及入院APACHEⅡ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经验组比较，NICaS组、Picco组患者AOPP及APP住院病死率均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心排出量（CO）在2.8~6.7 L·min -1的相关性明显（ r=0.738， r2=0.545， P<0.01），外周血管阻力指数（SVRI）在410~1 950 d·s·cm -5·m 2的相关性明显（ r=0.792， r2=0.627， P<0.01）。Bland-Altmen分析显示，Picco和NICaS法所测得CO和SVRI值分别具有97.01%、95.52%的一致性。与经验组比较，NICaS组和Picco组患者平均每日输液量、每日输注胶体液量均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各组间获得CO时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NICaS可在急性中重度农药中毒患者抢救中有效监测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

目的:使用超声心排出量监测仪(USCOM)评估婴幼儿肺炎患儿左心功能及血流动力学状态。方法:收集2018年10月至2020年1月于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住院的74例婴幼儿肺炎患儿临床资料，分为轻症肺炎组(45例)和重症肺炎组(29例)，使用USCOM测定2组患儿心率(HR)、校正流动时间(FTc)、每搏心排出量变异度(SVV)、每搏心排出量指数(SVI)、心脏指数(CI)、肌力指数(INO)、外周血管阻力指数(SVRI)，根据各个年龄段患儿的CI、SVRI具体数值区分血流动力学类型，根据CI值分为正常排、高排、低排，根据SVRI值分为正常阻、高阻、低阻，比较2组肺炎患儿左心功能及血流动力学状态。结果:1.轻症肺炎组中42.22%(19/45例)的患儿出现血流动力学状态异常，其中94.74%为高排低阻型。重症肺炎组中79.31%(23/29例)的患儿出现血流动力学状态异常，其中86.96%(20/23例)的患儿为非高排低阻型，表现出血流动力学类型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为低排高阻(39.13%)、高排正常阻(26.09%)、低排低阻(13.04%)、正常排低阻(8.70%)。2.治疗前重症肺炎组和轻症肺炎组HR、SVI、CI、INO、SVRI分别为(153.2±19.3)次/min、(32.0±5.8) mL/m 2、(4.3±1.0) L/(min·m 2)、(1.1±0.4) W/m 2、(1 139.0±280.6) d·s·cm -5·m 2和(140.2±13.2)次/min、(39.2±4.1) mL/m 2、(5.1±0.8) L/(min·m 2)、(1.4±0.2)W/m 2、(904.7±175.8) d·s·cm -5·m 2，重症肺炎组SVI、CI、INO均低于轻症肺炎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重症肺炎组HR、SVRI均高于轻症肺炎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组治疗前心脏前负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重症肺炎组治疗后HR[(137.6±9.3)次/min]低于治疗前，SVI、CI[(36.2±3.4) mL/m 2、(4.7±0.3) L/(min·m 2)]高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使用USCOM可快速、动态了解左心功能及血流动力学状态，USCOM发现较多婴幼儿轻症肺炎患儿可出现血流动力学异常，且多为高排低阻型，大多数幼儿重症肺炎患儿出现不同类型的血流动力学异常，且多为非高排低阻型，治疗后可恢复正常。

目的:探讨改良"Z字形"屈氏位对腹腔镜子宫内膜癌根治术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为患者手术体位的选择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在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行腹腔镜子宫内膜癌根治术的患者8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头低足高截石位，试验组采用改良"Z字形"屈氏位。分别记录2组患者气腹前10 min（T 0）、气腹即刻（T 1）、气腹后5 min（T 2）、气腹后10 min（T 3）、气腹后30 min（T 4）、气腹后60 min（T 5）、恢复水平体位后1 min（T 6）的心率、平均动脉压、中心静脉压、体循环阻力和心排出量，并于术后24 h对患者进行随访，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价肩部和下肢疼痛程度。 结果:T 0~T 6时，2组患者心率、平均动脉压、体循环阻力和心排出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T 2~T 6的每个时间点试验组的中心静脉压分别为（9.86 ± 1.95）、（10.94 ± 1.53）、（11.33 ± 2.24）、（11.14 ± 1.54）、（7.75 ± 1.59）cmH 2O（1 cmH 2O=0.098 kPa），均低于对照组的（18.83 ± 2.82）、（16.81 ± 2.93）、（16.27 ± 3.56）、（15.76 ± 2.33）、（8.92 ± 1.68）cmH 2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3.057~15.736，均 P<0.05）。试验组肩部疼痛和下肢疼痛VAS评分分别为（3.48 ± 1.10）、（2.35 ± 0.66）分，低于对照组的（4.16 ± 1.32）、（2.99 ± 1.0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2.404、3.228， P<0.05）。 结论:改良"Z字形"屈氏位能有效减少腹腔镜子宫内膜癌根治术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的波动幅度，降低术后下肢和肩部疼痛发生率，有利于患者手术安全。

目的:探讨采用磁共振心肌组织追踪技术定量评估急性心肌炎患者左心室心肌应变率的价值。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本院收治的急性心肌炎患者41例，按左室射血分数（EF）不同分为EF≤50%组（ n=22）和EF>50%组（ n=19）。同期招募健康志愿者45例为对照组。均行心脏磁共振扫描，采用CVI42后处理软件测量心功能参数及左心室全局径向峰值应变（GPRS）、全局纵向峰值应变（GPLS）、全局周向峰值应变（GPCS），分析急性心肌炎患者左室全局峰值应变率与EF的相关性。 结果:3组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及收缩末期容积、每搏输出量、心排出量、心率、左室全局峰值应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急性心肌炎患者GPRS与EF呈正相关（ r=0.692， P<0.001），GPLS与EF呈负相关（ r=-0.506， P<0.001），GPCS与EF呈正相关（ r=0.623， P<0.001）。 结论:左室全局峰值应变率在评估急性心肌炎心功能方面具有优势，可用于疾病的早期诊断。

目的:探讨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G-308A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18年1月到2020年1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收治的173例瓣膜置换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出现并发症分为并发症组和非并发症组，采用Taqman基因分型技术对TNF-α多态性位点308A/G进行基因分型；分析两组患者TNF-α 308核苷酸基因型。分析不同并发症(脑血管意外、肺部感染、低心排出量、肾功能不全和死亡) TNF-α 308核苷酸基因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瓣膜置换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无并发症患者GG基因型频率(80.54%，120/149)明显高于有并发症患者GG基因型频率(54.17%，13/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109， P<0.05)。无并发症患者GA基因型频率(13.42%，20/149)明显低于有并发症患者GA基因型频率(29.17%，7/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001， P<0.05)。无并发症患者AA基因型频率(6.06%，9/149)明显低于有并发症患者AA基因型频率(16.67%，4/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917， P<0.05)。无并发症患者G等位基因频率(87.25%，130/149)明显高于有并发症患者G基因型频率(68.75%，17/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987， P<0.05)。无并发症患者G等位基因频率(12.75%)明显低于有并发症患者A基因型频率(31.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153， P<0.05)。无并发症患者外周血TNF-α水平[(1.23±0.27) ng/ml]明显低于有并发症患者外周血TNF-α水平[(1.85±0.35)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991， P<0.05)。GG基因型患者外周血TNF-α水平[(1.03±0.23) ng/ml]明显低于GA基因型患者外周血TNF-α水平[(1.45±0.28)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019， P<0.05)。GA基因型患者外周血TNF-α水平[(1.98±0.31) ng/ml]明显低于AA基因型患者外周血TNF-α水平[(1.45±0.28) 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018，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F-α G308A是瓣膜置换术后发生并发症的独立因素。 结论:TNF-α G308A是瓣膜置换术后发生并发症的独立因素。

目的:分析超声心排出量监测仪(USCOM)对早产儿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动脉导管未闭(hsPDA)的诊断及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医疗中心收住的胎龄<34周、出生72 h内入院的165例早产儿的临床资料。根据出生72 h内超声心动图(ECHO)结果、临床表现及是否口服布洛芬关闭动脉导管，分为无动脉导管未闭(PDA)组(77例)、非hsPDA组(59例)和hsPDA组(29例)。ECHO检查0.5 h内完成USCOM测定。hsPDA组口服布洛芬，期间每隔24 h连续动态监测USCOM，口服布洛芬结束后24 h内复查ECHO及USCOM。结果:与非hsPDA组、无PDA组比较，hsPDA组胎龄[(31.51±1.62)周、(32.09±1.27)周比(30.82±1.61)周， F＝8.425， P<0.001]、出生体质量[(1 154.49±192.55) g、(1 195.58±182.02) g比(1 094.66±153.69) g， F＝3.366， P＝0.037]明显减小；平均血压明显减低[(38.37±2.20) mmHg、(38.53±2.37) mmHg比(30.52±2.31) mmHg，1 mmHg＝0.133 kPa， F＝142.860， P<0.001]；心率[(129.68±7.11)次/min、(130.34±7.27)次/min比(164.76±7.65)次/min， F＝271.790， P<0.001]、B型钠尿肽明显增高[(203.76±108.68) ng/L、(152.43±54.24) ng/L比(3 385.31±856.26) ng/L， F＝931.300， P<0.001]；左心房内径/主动脉内径明显增大(1.32±0.12、1.29±0.09比1.60±0.12， F＝84.970， P<0.001)。USCOM参数：hsPDA组较非hsPDA组、无PDA组的左心室排出量(LVCO)[(0.40±0.08) L/min、(0.40±0.08) L/min比(0.51±0.04) L/min， F＝26.760， P<0.001]、心脏指数(CI)[(3.76±0.48) L/(min·m 2)、(3.54±0.30) L/(min·m 2)比(4.43±0.36) L/(min·m 2)， F＝56.060， P<0.001]、每搏量[(3.75±0.28) mL、(3.70±0.23) mL比(4.22±0.36) mL， F＝40.170， P<0.001]、每搏指数[(34.42±2.66) mL/m 2、(34.47±3.29) mL/m 2比(38.45±3.32) mL/m 2， F＝20.080， P<0.001]、主动脉峰流速[(1.12±0.12) m/s、(1.11±0.10) m/s比(1.23±0.09) m/s， F＝14.890， P<0.001]、校正流动时间[(379.02±22.69) ms、(376.51±27.95) ms比(403.69±39.04) ms， F＝10.120， P<0.001]明显增大，而外周血管阻力指数(SVRI)[(1 109.49±115.67) ds·cm -5·m 2、(1 070.01±133.55) ds·cm -5·m 2比(861.31±115.22) ds·cm -5·m 2， F＝41.130， P<0.001]明显减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CI和SVRI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16、0.905。CI的最佳诊断界值为4.05 L/(min·m 2)，CI>4.05 L/(min·m 2)预测hsPDA敏感性为0.828，特异性为0.860；SVRI的最佳诊断界值为1 002.5 ds·cm -5·m 2，SVRI<1 002.5 ds·cm -5·m 2预测hsPDA的敏感性为0.660，特异性为1.000；二者联合，对hsPDA预测的敏感性为0.966，特异性为0.949。 结论:USCOM对hsPDA有较好的诊断和预测价值，联合应用CI和SVRI能够提高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于早产儿PDA早期诊治方案的制定有一定临床指导意义。

缺血性肝炎是由于心脏的低排出量或感染性休克而导致的肝脏细胞因缺血缺氧而发生坏死所产生的炎症，其常并发于心力衰竭患者和重度呼吸道感染患者等。缺血性肝炎的发病机制一方面是由于缺血缺氧导致的肝细胞损伤，释放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与细胞表面如Toll样受体等结合引起炎症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当缺血的肝脏再次恢复血供时，肝细胞线粒体产生大量ROS，造成二次损伤，即缺血再灌注损伤。现对这两种机制及相关的分子通路进行阐述。

目的:探讨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在左室辅助装置(LVAD)植入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1年11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在TEE监测下接受第三代LVAD—HeartCon血泵植入手术的23例重度心力衰竭患者，病因包括扩张型心肌病21例、心肌致密化不全1例和缺血性心肌病1例。患者均在体外循环转机前和停机后行TEE检查，监测左右心腔大小、左右心内径比值、心功能、排气、瓣膜反流、室间隔位置、套管位置、设备功能等。对LVAD植入前后左右心参数测值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23例患者LVAD植入前左心明显增大，右心不同程度增大。二尖瓣反流中量以上者16例，中量以下者7例。主动脉瓣反流微少量13例。三尖瓣反流中量以上4例，中量以下16例。合并左心耳血栓2例。TEE显示，与术前相比，装置植入后左室内径明显减小(42.0 mm/m 2比32.8 mm/m 2)，左室射血分数增高(22.2%比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右室径值及面积变化率在LVAD植入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左室/右室内径比值较术前减低(2.09比1.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室间隔由术前的向右偏移恢复至中线位置。LVAD植入后二尖瓣反流程度均不同程度减轻。全部患者均接受三尖瓣成形术，术后残余少量反流8例。 结论:HeartCon血泵可以充分有效地卸除左心室负荷，并为心力衰竭患者提供足够的心排出量。TEE对于LVAD植入术中决策有重要价值，可评价LVAD植入前的心脏病变、术中气栓、流入管位置、流出管通畅性和心功能，尤其是容量及左右心室平衡的评估，对于优化血泵功能至关重要。

目的:应用常规超声、二维斑点追踪成像及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评估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患者左室构型、收缩功能的变化及肺动脉内膜剥脱术(PEA)后的恢复情况。方法:纳入2016年11月至2021年6月于中日友好医院诊断为CTEPH并行PEA手术且无左心疾病的患者30例作为CTEPH组，记录其手术前后右心导管数据；同时收集性别、年龄匹配的健康查体者23例作为对照组。比较CTEPH组PEA术前、术后与对照组间超声心动图相关指标的差异，主要包括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右心室横径比值(RVd/LVd)、左室整体纵向应变(LVGLS)、三维左室舒、缩末容积指数(LVEDVi、LVESVi)、左室射血分数(LVEF)及左室每搏量(LVSV)。分析平均肺动脉压(mPAP)、肺血管阻力(PVR)与左室功能指标间的相关性。结果:CTEPH组PEA术前LVEDd、LVEDVi、LVESVi、LVSV、LVGLS、二尖瓣口舒张期血流频谱比值(E/A)低于对照组(均 P<0.05)，LVEF、心排出量(CO)、心脏指数(CI)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CTEPH组PEA术后左室容积、LVSV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LVGLS、E/A仍低于对照组(均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mPAP与LVSV、E/A呈负相关( r＝-0.490、-0.455，均 P<0.05)。 结论:CTEPH患者左室构型改变，充盈异常，存在潜在收缩功能受损。PEA术后左室构型及容积恢复，但充盈模式、LVGLS在随访期间内尚未完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