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腹腔镜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LPE）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的可行性、安全性及近远期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64例）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09例）收治，经术前影像学或术中发现的原发直肠肿瘤侵犯全直肠系膜切除层面以外、及侵犯邻近组织脏器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cT4b）并接受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PE）治疗的共计173例LAR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82例行LPE的患者为LPE组，91例行开放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OPE）的患者为OPE组，对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围手术期情况）及术后生存情况（1、3、5年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以及1、3年累计局部复发率）进行对比研究。结果:除新辅助治疗外，LPE和OPE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PE组手术时间（319.3±129.3）min，短于OPE组的（417.3±155.0）min（ t=4.531， P<0.001），术中出血175（20~2 000）ml，少于OPE组的500（20~4 500）ml（ U=2 206.500，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PE组与OPE组患者肿瘤R 0切除率分别为98.8%和94.5%（χ 2=2.355， P=0.21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PE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为18.3%（15/82），低于OPE组的37.4%（34/91），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727， P=0.005）；术后手术部位感染LPE组和OPE组分别为7.3%（6/82）和23.1%（21/91）（χ 2=8.134， P=0.004），腹部伤口感染分别为0和12.1%（11/91）（χ 2=10.585， P=0.001），泌尿系感染分别为0和6.6%（6/91）（χ 2=5.601， P=0.030）；LPE组住院时间12（4~60）d，短于OPE组的15（7~87）d（ U=2 498.000， P<0.001）。中位随访时间，LPE组40（2~88）个月，OPE组59（1~130）个月。LPE组1、3、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1.3%、76.0%和62.5%，OPE组则分别为91.2%、68.9%和57.6%；LPE组1、3、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82.8%、64.9%和59.7%，OPE组则分别为76.9%、57.8%和52.7%；LPE组1年、3年累计局部复发率分别为5.1%和14.1%；OPE组则分别为8.0%及15.1%；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对于LARC患者，与开腹手术相比，LPE并未降低手术根治性和远期肿瘤学疗效，且有助于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围手术期发并症发生率及缩短住院时间，安全可行。

目的:比较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对TNMⅠ至Ⅲ期胃癌患者预后评估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01年5月至2013年12月收治的645例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应用卡方检验分析PLR、NLR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患者的总体生存期，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胃癌患者的预后，ROC曲线比较NLR与PLR对胃癌预后的评估价值。结果:PLR和NLR的截断值分别为141.50和1.94。PLR与胃癌患者的性别、手术切除程度、肿瘤最大径、是否化学治疗、T分期、N分期、TNM分期、肿瘤部位、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白蛋白和是否全胃切除均有关( χ2＝9.224、10.577、28.825、6.831、29.059、28.637、30.748、18.023、24.320、77.274、9.021、10.745， P均<0.05)；NLR与胃癌患者的手术切除程度、肿瘤最大径、T分期、N分期、TNM分期、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和白蛋白均有关( χ2＝14.563、12.092、22.697、44.735、34.151、7.949、9.611、7.498， P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手术切除程度、是否化学治疗、T分期、N分期、PLR和是否全胃切除均是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χ2＝23.653、22.023、16.697、24.038、4.110、22.364， P均<0.05)。PLR<141.50的患者5年累积生存率高于PLR≥141.50的患者(55.4%比3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7.968， P<0.01)。PLR预测胃癌的AUC值为0.629，高于NLR的0.596( P<0.01)。 结论:PLR对胃癌患者生存结果的评估价值优于NLR。

观察ProEXC蛋白和PRMT5蛋白在宫颈腺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探讨ProEXC和PRMT5的表达与宫颈腺癌辅助诊断及临床病理参数间的关系。收集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15—2020年确诊的宫颈腺癌标本88例，采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分别检测宫颈腺癌及癌旁组织中ProEXC和PRMT5的表达并进行分析。利用肿瘤基因组图谱数据库（TCGA）分析ProEXC和PRMT5与宫颈腺癌患者的预后相关性及其相关的基因通路。选取基因表达数据库（GEO）中GSE39293数据集，对宫颈腺癌细胞株（HELA）经抗病毒药物处理前后ProEXC和PRMT5的表达量进行了对比分析。在宫颈腺癌组织中，ProEXC蛋白表达率（95.5%比4.6%， P<0.001）和PRMT5蛋白表达率（81.8%比26.1%， P<0.001）均高于癌旁组织，且其表达均与肿瘤的T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及有无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相关（ P<0.05）。TCGA数据库分析显示，PRMT5和ProEXC中MCM2高表达患者的总体生存率较低表达患者低（均 P<0.05）。在GSE39293数据集中，经西多福韦处理后细胞中MCM2的表达减少（9.34比9.68， P<0.001），PRMT5表达量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16比8.26， P=0.087），TOP2A表达无明显改变（8.54比8.42， P=0.056）。耐药组中PRMT5（8.42比8.16， P=0.002）和MCM2（9.51比9.34， P=0.029）表达增加，而TOP2A表达下降（8.06比8.54， P<0.001）。GSEA分析提示ProEXC高表达主要影响细胞周期通路，而PRMT5高表达主要影响RNA剪接体通路。本研究发现，ProEXC蛋白和PRMT5蛋白在宫颈腺癌组织中呈高表达且高表达组预后更差，与宫颈腺癌临床病理特征有一定相关性，可能与其影响细胞周期和RNA合成通路有关，提示其可能在宫颈腺癌的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目前对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后近期并发症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开展本研究，旨在为临床上科学防范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队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术前胃镜病理、超声内镜、腹部CT或PET-CT证实为进展期胃癌（临床分期为Ⅱ~Ⅲ期）；（2）术前经多学科讨论评估适合行新辅助化疗；（3）术前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未合并其他肿瘤；（4）新辅助化疗完成后行全胃切除+D 2淋巴结清扫术。排除标准：（1）年龄<18岁或>80岁；（2）基础疾病较多，存在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Ⅲ级；（3）残胃癌，既往行胃部手术者；（4）临床病理资料缺失。根据以上标准，共收集2012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行新辅助化疗后全胃切除术的140例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男性109例（77.9%），女性31例（22.1%），年龄（56.9±11.4）岁，体质指数（23.3±3.1）kg/m 2。新辅助化疗方案分别为SOX（替吉奥+奥沙利铂）、XELOX（希罗达+奥沙利铂）、SP（顺铂+替吉奥）、FOLFOX6（奥沙利铂+亚叶酸钙+氟尿嘧啶）及口服单药替吉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并发症发生与临床病理及新辅助化疗相关因素的关系，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总体生存及无进展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并绘制生存曲线，组间差异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全组有35例（25.0%）术后30 d内出现Clavien-Dindo分级≥Ⅱ级术后并发症，4例（2.9%）出现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a级），分别为1例食管空肠吻合口漏，1例腔静脉血栓，1例胸腔积液；还有1例围手术期因感染性休克死亡。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 P=0.011）、新辅助化疗次数（ P=0.027）、肿瘤长径（ P=0.021）及术后病理有无血管侵犯（ P=0.033）与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患者发生术后30 d内并发症有关（均 P<0.05），而腹腔镜或开腹手术方式与发生术后30 d内并发症无关（ P=0.92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25 kg/m 2（OR=3.294，95% CI：1.343~8.079， P=0.009）与新辅助化疗次数<4次（OR=2.922，95% CI：1.217~7.016， P=0.016）是影响本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有并发症与无并发症患者的3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4.4%与6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95）；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47.4%与52.9%，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587）。 结论:对于体质指数高以及新辅助化疗次数较少的拟行全胃切除术患者，需注意权衡手术风险，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而腹腔镜与开腹手术与术后并发症无关。

目的:研究食管癌组织中微小RNA-501-5p(miR-501-5p)与溶血磷脂酸受体1(LPAR1)mRNA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资料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于滇南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的130例食管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应用荧光实时定量PCR技术(qRT-PCR)检测食管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miR-501-5p及LPAR1 mRNA的相对表达量，分析miR-501-5p和LPAR1 mRNA与患者临床病理资料的关系及两指标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检验分析miR-501-5p和LPAR1 mRNA的表达与患者预后的关系。结果:食管癌组织中miR-501-5p的相对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LPAR1 mRNA的相对表达量低于癌旁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食管癌组织中miR-501-5p和LPAR1 mRNA的相对表达量与肿瘤TNM分期、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有关( P<0.05)，与患者年龄、性别及肿瘤长径无关( 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食管癌组织中miR-501-5p和LPAR1 mRNA的表达呈负相关( r＝-0.632， P<0.05)。Kaplan-Meier检验结果显示，高miR-501-5p表达组患者3年总体生存率(OS)低于低表达组，高LPAR1 mRNA表达组患者3年OS高于低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食管癌组织中miR-501-5p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LPAR1 mRNA表达水平低于癌旁组织，并与肿瘤TNM分期、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及预后有关，有望成为食管癌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讨颈胸交界处肿瘤的个性化手术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3月至2020年5月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63例颈胸交界处肿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30例，女33例；年龄15～74岁，平均48岁，中位年龄51岁。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室上性心动过速等慢性疾病15例，吸烟20例，0.1～2.0包/天。无症状查体发现43例，≥1个症状者20例。术式包括开放性手术36例，胸腔镜根治性切除手术22例，胸腔镜探查联合锁骨上切口3例，胸腔镜探查联合后外侧切口1例，胸腔镜探查联合半蛤壳(Hemiclamshell)切口1例。其中开放性手术包括前路术式24例(锁骨上切口13例，经胸骨切口8例，经锁骨切口2例，胸骨正中劈开1例)、前外侧术式8例(Hemiclamshell切口6例，天窗切口2例)、后路术式1例、后外侧术式2例、锁骨上切口联合后外侧切口1例。分析患者临床表现、手术径路、切除程度及肿瘤类型等。结果:术后病理显示R0切除61例(96.8%)，R1切除2例。神经鞘瘤27例，纤维组织来源肿瘤6例。总体3年生存率88.9%(56/63)，总体5年生存率84.1%(53/63)。结论:颈胸交界处肿瘤位置特殊，解剖复杂，病理类型多样。个体化的手术入路及治疗方法有助于颈胸交界处肿瘤治疗的安全性、规范化。

目的:探讨真核翻译起始因子2B3(EIF2B3)基因在肝细胞癌(HCC)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检测30例新鲜HCC标本中EIF2B3 mRNA相对表达含量。采用免疫组织化学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酶卵白素(SP)法检测76例石蜡HCC标本EIF2B3表达，探讨其与HCC临床病理学资料及预后的关系。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与癌旁组织比较，在肝癌组织EIF2B3 mRNA表达下调。76例HCC中，EIF2B3在癌组织的阳性表达率和癌旁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5.0%和82.0%( t＝6.530， P<0.05)。EIF2B3蛋白与肿瘤结节数目等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EIF2B3蛋白低表达组的HCC患者总体生存率与无瘤生存率明显低于EIF2B3高表达组的患者(Log-rank χ2＝10.325， P<0.001)。 结论:EIF2B3在HCC中发挥抑癌基因的作用，且对抑制HCC的复发转移有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986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手术治疗的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进行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的计算，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别的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选取2009—2019年随访数据更详尽的2 884例肝细胞癌病例纳入长期生存分析，其中接受肝切除患者2 549例，男性2 107例，女性442例，年龄（56.6±11.1）岁（范围：20~86岁）；接受肝移植患者335例，男性292例，女性43例，年龄（51.0±9.7）岁（范围：21~73岁）。比较肝切除与肝移植的效果、解剖性肝切除与非解剖性肝切除的效果等。结果: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10 331例行肝切除，635例行肝移植。根据收治时间，将10 331例行肝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分为3组：1986—1995年组（712例）、1996—2008年组（3 988例）、2009—2019年组（5 631例）。1986—1995年组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32.9%。2009—2019年组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切除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51.7%，其中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和混合性肝癌的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7.4%、26.6%和50.6%。进一步分析行首次肝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2 549例），其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8.1%、71.9%、60.0%、41.0%，围手术期病死率为1.0%；行一期肝移植的肝细胞癌患者247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4.0%、64.8%、61.9%、57.6%，行补救性肝移植88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6.8%、65.2%、52.5%、52.5%，两组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549例接受首次肝切除和247例接受一期肝移植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复发率相比，符合米兰标准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6.3%、87.1%、76.9%、54.7%和95.4%、79.4%、77.4%、71.7%（ P=0.754），1、3、5年复发率分别为16.3%、35.9%、47.6%和8.1%、11.7%、13.9%（ P<0.01）；超米兰标准无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7.2%、65.9%、53.0%、33.0%和87.6%、71.8%、71.8%、69.3%（ P=0.003），1、3、5年复发率分别为39.2%、57.8%、69.7%和29.7%、36.7%、36.7%（ P<0.01）；超米兰标准有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62.1%、36.1%、22.2%、15.0%和62.9%、31.8%、19.9%、0（ P=0.387），1、3、5年复发率分别为61.5%、74.7%、80.8%和59.7%、82.9%、87.2%（ P=0.909）。影响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有性别、术前辅助治疗、症状、AST、术中或术后输血、肿瘤数目、肿瘤最大径、肝硬化、大血管侵犯、微血管侵犯和病理分化（ P值均<0.05）。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匹配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性肝切除患者资料，得到443对病例，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与解剖性肝切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5），但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复发率高于解剖性肝切除（ P=0.035）。 结论:近十年，肝癌手术治疗的生存率较之前明显升高。对于肝功能储备较好的肝细胞癌患者可以先行切除手术，复发后再行补救性肝移植，补救性肝移植的效果与一期肝移植相当。在确保阴性切缘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保留更多肝脏组织的非解剖性肝切除。

目的:基于生物信息学方法挖掘分析恶性胸膜间皮瘤（MPM）的差异表达基因，研究其在MPM中的预后价值及其在免疫治疗中的潜在作用。方法:于2022年1月，从GEO数据库下载数据集GSE51024，获得MPM（55例）和正常组织（41例）样本。利用R软件结合HMDD和miRNet数据库筛选MPM相关差异基因并确定共表达基因。对共表达基因进行富集和功能注释，使用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并确定关键基因。利用TRRUST、GEPIA数据库预测关键基因的转录因子及预后生存分析。使用TIMER分析关键基因和免疫细胞浸润程度的相关性。结果:共获得435个共表达基因，主要富集于细胞外基质组织、细胞黏附分子信号通路。结合PPI和TRRUST数据库，确定7个MPM预后相关的关键基因，其中细胞周期蛋白20（CDC20）、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1（CHEK1）、Zeste基因增强子同源物2（EZH2）、核糖核苷酸还原酶亚基M2（RRM2）、拓扑异构酶2A（TOP2A）、泛素样含植物同源结构域和环指域1（UHRF1）在MPM中的表达上调，周期调节蛋白A1（CCNA1）表达下调；CCNA1、CDC20、CHEK1、EZH2、RRM2、TOP2A、UHRF1基因表达与MPM总体生存率有明显关联（ P<0.05）。CDC20、CHEK1、EZH2、RRM2、TOP2A基因表达与B细胞、树突状细胞均呈正相关（ P<0.05），与中性粒细胞均呈负相关（ P<0.05）。 结论:CCNA1、CDC20、CHEK1、EZH2、RRM2、TOP2A、UHRF1可能是MPM患者潜在的预后标志物，其表达可能与MPM肿瘤免疫相关。

目的:研究微小RNA-574-3p(miR-574-3p)在结肠癌中的表达和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12年6月至2015年6月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和石家庄市中医院收治的结肠癌患者106例作为研究对象。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结肠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miR-574-3p的表达水平。分析miR-574-3p表达与结肠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miR-574-3p表达与细胞周期蛋白A2(CyclinA2)或E-钙黏蛋白(E-cadherin)表达的关系。结果:相较于癌旁正常组织，106例结肠癌组织miR-574-3p表达水平显著更低( P<0.01)。miR-574-3p表达降低与肿瘤长径、Dukes分期、组织学分级及淋巴结转移有关(均 P<0.05)，与年龄和肿瘤位置无关(均 P>0.05)。miR-574-3p表达降低、Dukes分期和组织学分级高、淋巴结转移的患者生存情况较差(均 P<0.05)。癌组织miR-574-3p表达降低的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明显低于miR-574-3p表达未降低的患者( P＝0.007 6)。与miR-574-3p表达未降低患者相比，miR-574-3p表达降低患者结肠癌组织CyclinA2蛋白IOD值更高，E-cadherin蛋白IOD值更低(均 P<0.05)。 结论:miR-574-3p表达降低与结肠癌患者不良预后有关，其可能通过调节CyclinA2和E-cadherin蛋白表达影响肿瘤的复发和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