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在单一和双重注意控制任务中不同情绪状态对大学生注意控制能力的影响。方法:2022年3—5月，招募新疆师范大学28名大学生为被试，使用情绪图片启动被试的积极、消极和中性情绪状态，随后考察被试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双选择Oddball+Stroop"任务中的注意控制能力差异。试验设计为3(情绪状态：中性情绪、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4(任务类型：基线任务、单一反应抑制、单一干扰抑制和双重注意控制任务)的被试内设计，E-prime软件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采用SPSS 21.0对28名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情绪状态与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6，22)＝2.70， P<0.05]；情绪状态主效应不显著[ F(2，26)＝0.79， P＝0.461]；任务类型主效应显著[ F(3，25)＝28.46， P<0.001]，基线任务、单一干扰抑制任务、单一反应抑制任务、双重注意控制任务的平均反应时两两之间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单一反应抑制任务中，积极情绪状态[(499.62±72.09) ms]和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521.52±86.39) ms]均显著长于中性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475.43±76.38) ms，均 P<0.05]，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显著长于积极情绪状态下反应时( P<0.05)；基线任务、单一干扰抑制任务、双重注意控制任务中被试在3种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单一注意控制任务中，积极和消极情绪状态对大学生的反应抑制能力均产生情绪干扰效应，其中消极情绪状态的干扰效应更明显；在双重注意控制任务中情绪干扰效应消失。

目的:探讨具身情绪操控对抑郁倾向个体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影响。方法:2018年6—12月共选取91名抑郁倾向大学生，采用3(具身情绪启动类型：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无启动)×2(情绪面孔：愉悦、悲伤)的混合试验设计，基于情绪面孔点探测范式测量注意偏向。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在注意偏向方面，具身情绪启动类型和情绪面孔的交互效应显著[ F(2，88)＝5.97， P＝0.004， ηp2＝0.119]。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愉悦面孔条件下，启动具身积极情绪的被试注意偏向高于启动具身消极情绪的被试注意偏向[(14.30±18.23)ms，(－6.53±38.17)ms， P<0.05]，启动具身消极情绪的被试注意偏向低于无具身情绪启动的被试注意偏向[(－6.53±38.17)ms，(9.16±30.62)ms， P<0.05]；在悲伤面孔条件下，启动具身消极情绪的被试注意偏向[(28.22±35.33)ms]高于启动具身积极情绪的被试注意偏向[(11.71±29.24)ms， P<0.05]和无具身情绪启动的被试注意偏向[(7.63±30.60)ms， P<0.05]。 结论:具身情绪启动能影响抑郁倾向个体的注意偏向。

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ASD）是个体经急性创伤事件后的一段时间内，因突然发生且异乎寻常的强烈应激性生活事件或持续困境的作用下引发的一过性精神障碍。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并发上消化道出血，起病急，病情凶险，常引发ASD。该研究对其危险因素和临床护理策略进行综述，以对患者启动早期干预，加强临床护理，改善患者预后及情绪。

目的:探讨惊恐障碍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基因启动子区DNA甲基化水平的关系，并分析BDNF基因甲基化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采用MethylTarget技术对111例惊恐障碍患者和130例正常对照进行BDNF甲基化水平检测，同时采用惊恐障碍严重度量表(panic disorder severity scale，PDSS)、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结果:(1)惊恐障碍患者BDNF基因DNA甲基化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1.087，95% CI＝0.849～1.391， P>0.05)；两者在BDNF基因启动子区的7个CpG片段甲基化水平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惊恐障碍患者BDNF基因启动子区BDNF_1、BDNF_2、BDNF_3、BDNF_4、BDNF_5、BDNF_7 CpG片段及BDNF基因的DNA甲基化水平与其HAMD总分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 r＝0.194～0.364)。而惊恐障碍患者BDNF基因及各CpG片段甲基化水平与PDSS和HAMA总分均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 P>0.05)。 结论:BDNF基因启动子区DNA甲基化与惊恐障碍不存在关联，但可能与惊恐障碍伴有的抑郁情绪有关。

自我控制在个体的健康行为改变过程和保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朗。健康行为改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目标导向行为启动阶段、对抗习惯排斥阶段和习惯获得与保持阶段。已有的健康行为改变理论重点关注目标导向行为启动阶段与习惯行为的冲突，并指出厌恶情绪是抑制目标导向行为执行的关键机制，但忽视了行动实施和新行为获得阶段的作用机制。实际上，目标导向行为与习惯行为共同合作保证个体高效适应环境，但当目标导向行为开始习惯化时，旧习惯和新目标导向行为出现竞争关系，并引发冲突和厌恶感。自我控制发挥作用的核心阶段就在对抗习惯排斥阶段，一方面，通过冲突感适应直接辅助个体目标导向行为习惯化，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管理和刺激控制策略来缓解冲突感，间接辅助目标导向行为习惯化。未来仍需对自我控制影响健康行为改变的理论和临床实践进一步完善。

目的:采用数字化多维度亲子训练联合药物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患儿，评估其临床症状和社会功能是否优于单独药物治疗。方法:本研究为前后平行对照研究。自2020年10月至2022年8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青少年门诊选取192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5th Edition，DSM-5）诊断标准的ADHD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男140例，女52例，年龄 6~15岁。根据患儿监护人意愿分为研究组（ n=125）及对照组（ n=67）。研究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予以数字化多维度亲子训练，共计12周，每周5次干预训练；对照组予以常规药物治疗。2组患儿在基线及治疗第12周末采用斯诺佩评定量表-父母版（Swanson，Nolan，and Pelham-Ⅳ Rating Scale-Parent Version，SNAP-Ⅳ-P）、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arent Symptom Questionnaire，PSQ）、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父母版（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Parent Version，BRIEF-P）、长处与困难问卷-家长版（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Parent Version，SDQ-P）、Weiss功能缺陷评定量表-父母版（Weiss Functional Impairment Rating Scale-Parent Report，WFIRS-P），分别评估患者的核心症状、行为问题、执行功能、情绪问题及社会功能。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2组基线水平量表评分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比较对照组干预前后各量表得分差异及研究组干预前后各量表得分情况；并采用协方差分析比较2组干预结束后各量表评分差异。 结果:与基线相比，研究组治疗12周后的SNAP-Ⅳ-P［（1.1±0.5）分比（0.8±0.4）分］、PSQ［（33.6±20.3）分比（26.4±15.3）分］、BRIEF-P［（158.7±37.3）分比（151.2±33.8）分］、SDQ-P［（19.6±6.7）分比（15.9±5.1）分］、WFIRS-P［（29.4±16.8）分比（24.3±14.6）分］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治疗后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SNAP-Ⅳ-P、PSQ及各项维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85， P=0.357； F=0.01， P=0.956）；BRIEF-P［（151.2±33.8）分比（180.9±23.3）分］及抑制、转换、任务启动、工作记忆、计划、组织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8.63， P<0.05）；SDQ-P［（15.9±5.1）分比（22.1±5.5）分］及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同伴交往问题、社会行为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5.28， P<0.001）；WFIRS-P［（24.3±14.6）分比（35.1±12.5）分］及各项维度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7.22， P<0.01）。 结论:数字化多维度亲子训练联合药物治疗ADHD患儿较单独药物治疗疗效更佳，在ADHD患儿执行功能、情绪问题、社会功能领域上具有明显优势。

目的:调查四川经济欠发达地区围产期女性不同时期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9月于自贡市和南充市4所医疗机构建卡产检或住院的孕产妇.收集患者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利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进行抑郁筛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围产期5个时期[妊娠早期(＜14周)、妊娠中期(14～27+6周)、妊娠晚期(≥28周)、产后1周和产后6周]抑郁症状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 696例孕产妇,围产期5个时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波动在26.39％～35.38％.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同围产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有所不同,妊娠早期为非计划妊娠、有家族精神病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中期为有家族精神病史、现居农村、妊娠前1年持续2周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晚期为有家族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或紧张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1周为有家族精神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6周为初产妇、现居农村、有家族精神病史和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紧张.结论:南充及自贡地区围产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建议围产保健者从妊娠早期启动抑郁筛查,重点关注不同时期存在危险因素的孕产妇,必要时重复筛查,对围产期抑郁症(perinatal depression,PND)隐患人群给予及时的心理访谈和专科治疗,减少母婴不良事件的发生.

目的 探讨12月龄婴儿睡眠模式与6岁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方法 基于2012年启动至今的广州出生队列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12年5月至2016年12月出生的婴儿,且定期面对面随访至6岁的儿童.通过简明婴幼儿睡眠问卷,收集12月龄婴儿的睡眠资料,在其6岁时采用《长处与困难问卷》(父母版)评估其行为问题.基于12月龄婴儿睡眠资料中夜间睡眠时长及夜间入睡时点变量,采用层次K-means聚类方法构建婴儿睡眠模式.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12月龄婴儿睡眠模式与6岁儿童行为问题发生风险的关系.结果 在纳入的1 480名儿童中,构建出"少睡-早睡""少睡-晚睡""中睡-晚睡""多睡-早睡"4 种婴儿睡眠模式,分别占 37.97％(562/1 480)、21.76％(322/1 480)、23.31％(345/1 480)、16.96％(251/1 480).在6岁儿童行为问题的6个维度中,困难行为发生率最高,占9.53％;品行问题发生率次之,占8.85％;情绪症状发生率再次之,占8.24％.多因素Logisitic回归分析显示,以"多睡-早睡"模式为参照,在校正父母亲学历、母亲孕期烟草暴露、母亲孕期焦虑和抑郁水平、母亲产后抑郁水平,以及儿童性别、基于胎龄与性别的出生体重Z评分、0～6月龄喂养方式、婴儿期二手烟暴露和过敏有关因素后,12月龄婴儿"中睡-晚睡"模式的6岁儿童同伴交往行为问题发生风险增加(OR=2.434,95％CI:1.198～4.943,P=0.014);12月龄婴儿"少睡-早睡"和"少睡-晚睡"模式与6岁儿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行为问题、同伴交往行为问题、亲社会行为问题、困难行为的发生风险均无统计学关联(P＞0.05).结论 12月龄婴儿"中睡-晚睡"模式可能是6岁儿童同伴交往行为问题发生的危险因素.纠正婴儿期不良睡眠模式可能是早期预防、早期干预儿童行为问题的新靶点.

目的 观察针刺联合耳穴贴压治疗骨髓瘤伴失眠的临床疗效及对认知功能、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 160 例骨髓瘤中重度疼痛合并失眠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89 例)与对照组(71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针刺联合耳穴贴压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分、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量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 scale,VA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评分变化,并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骨髓瘤患者认知功能与睡眠质量的关系.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4.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PSQI和VAS评分均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MMSE和ADL评分均上升,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HAMD和HAMA评分均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髓瘤患者认知功能与睡眠质量呈现显著正相关(P＜0.05).结论 在常规药物基础上,针刺联合耳穴贴压治疗骨髓瘤伴失眠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及认知水平,改善疼痛及负性情绪.

中医的现代化以及标准化需要中西医结合的手段来实现.然而,中医研究强调整体观,目前的生物技术却无法有效的整合由分子生物学主导的基因组学、代谢组学以及转录组学等各种分子组学所产生的信息来完整的描述组织生理.与此同时,在单细胞层面,细胞已经完成对不同时空背景的复杂蛋白网络信息的整合,并将其表现在各种细胞行为上.在此,作者提出以细胞行为组学为主的策略并简短的介绍如何运用这种策略来进行针刺启动以及中药方剂的研究.病征和病因不一定有直接可见的连结.但是,病征必定起于病因.病征是身体部分组织产生不正常生理活动的结果,源于身体特定组织的组成细胞(生命的最基本单位)受到组织微环境不正常刺激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表现.有时,组织内一种细胞的失序就能导致严重的疾病反应.譬如:胰脏内β细胞的损伤造成Ⅰ型糖尿病,或是骨骼肌细胞的凋亡产生肌肉萎缩症.同时,复杂的病理反应也常是部分组织受到特定的刺激后这些组织内多种细胞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譬如,在肿瘤发生的过程中,微环境刺激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生成.而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又与免疫细胞相串扰,分泌各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效应分子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1].这样的环境培育了癌细胞免疫逃逸的能力.因此,组织微环境能够左右其内部的细胞行为而产生不同的机体生理与病理.造成不正常生理活动的原因(病因)常是基础医学关注的核心.了解病因后,我们才能试着遏制病因对组织内部细胞所产生的不正常影响,达到治病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同时掌握一个组织内各种细胞的行为,才能以组织内细胞间的互动来描述组织生理与病理.在组织微环境中的各种生物因子(由机体内部各种细胞所产生的生物分子)以及环境因子(由机体外部吸收并出现在组织内的各种物质)都可能对其内的各种细胞产生影响.这些因子有大分子也有小分子,其中,大分子可能凭借自身的构型与相匹配的细胞表面受体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影响细胞中的生物信号通路,改变所属信号传输链所调控的细胞行为;另外,小分子还可能直接进入细胞,干扰细胞内蛋白的活性,据此改变细胞行为.因此,这些因子的出现决定了细胞行为.当一个外部刺激改变了组织微环境,组织内部细胞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而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本身又会成为组织微环境中的新刺激源.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有物理性的、化学性的以及生物性的.物理性的包含细胞与细胞间的接触力、细胞对细胞间充质蛋白(细胞分泌到胞体外的蛋白)的粘附力、细胞散发出的热量等.化学性的包含细胞直接或是经由外泌体、微囊泡、以及凋亡小体等分泌出来的各种生物因子.生物性的则是生长、迁移、侵袭、凋亡等.这些变化在组织内成为新的刺激并以级联反应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改变组织内细胞的行为.组织内的各种细胞都适应了微环境的改变后,最终达成新的稳态,组织生理也就展现出新的样态(图1).如若外部刺激超过了常规水平而致使组织内部的细胞行为发生不正常的改变,组织可能就会处于病理发展的初始状态.以脑组织的生物力学为例,Segel等[2]发现脑组织硬度会随着衰老逐渐增加,进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中少突胶质前体细胞的功能,而改变细胞外基质硬度可以逆转这一衰老表型.此外,脑组织硬度也介导诸如力传导、力敏蛋白的产生、以及细胞骨架重塑等细胞行为,从而诱发或加剧神经退行性疾病[3-4].而机体遭遇这些病理变化时的应变方式常是适应性的改变自身.例如在阿尔兹海默症中,小胶质细胞会感受到脑组织机械性质变化而定向迁移,施行包括对细胞外基质进行重塑、促进突触塑性、调控免疫响应等一系列复杂的细胞行为调适[5-7].由此可知,如若我们能够掌握组织微环境的改变对一个细胞行为的影响,并且在考虑它们的时空顺序后将这些改变叠加起来,我们就能了解组织生理与病理.而研究细胞微环境的改变对各种细胞行为影响的总成就是细胞行为组学[8].值得注意的是:细胞行为组学研究必须把对各种细胞行为的量化分析当成主要的手段,而传统分子生物学或是生物化学所衍生的各种分子组学则为背景知识.原因如下: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体,不是物质.然而,基因或是蛋白都是物质,没有生命.所以它们不应是医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同时,从中医科学化的角度来看,中医的研究是整体性的,不能用以还原论为指导原则的分子生物学来主导,必须要从可以掌握整体组织生理活动的研究手段来实现.目前,针灸与方剂是中医施治的两种主要手段,所以在此就以如何运用细胞行为组学来研究针灸与方剂进行论述.在针灸研究方面:针灸经过两千多年的验证,其临床疗效有目共睹.而针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医外治疗法,被世界范围内认可.同时,近年来针刺的优势病种已经从疼痛类疾病逐渐扩展至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内分泌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等.从动物实验中表明针刺可以提高血管性痴呆大鼠脑内神经递质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乙酰胆碱的表达,改善血管性痴呆大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抑制神经凋亡[9].此外,针刺还可以调节脑内5-HT、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等神经递质水平,抑制炎症,缓解焦虑、抑郁情绪[10].然而,以手针为例,手针仅通过一枚金属针作用于穴位,便可以调节脑内各种神经递质的作用,可是我们却无法了解手针针刺启动的明确机制.由于从进针、行针和留针,整个针刺过程中穴区所受到的刺激仅仅是由金属针施予的机械力,所以穴区细胞必定具备了由机械力向神经信号转化的能力[11].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向穴区主要是由结缔组织构成的.结缔组织由独立的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特洛细胞等及其分泌的胶原纤维蛋白、糖蛋白、蛋白多糖等外基质所组成.在针刺入穴位并施行提插、捻转等手法过程中,针体会与胶原纤维发生交联、并对其进行牵拉.然而胶原纤维自身无法产生生物反应,所以它的作用应仅是将机械力传递给粘附于胶原纤维上的细胞.如此,对于针刺启动的研究首要就在于判定哪种穴区细胞对机械力刺激敏感(力敏细胞),并且能粘附于胶原纤维之上.接着,必须探讨这些力敏细胞在感受到由胶原纤维传来的拉伸力后,能够分泌哪些由拉伸力引发的细胞因子(力敏因子).与此同时,这些力敏因子必须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刺激源影响穴区周围的其他细胞行为,如肥大细胞脱颗粒、巨噬细胞极化等,并且引发针刺启动效应.如此,我们仅需要从单种细胞对其微环境的简单变化着手,并根据此细胞分泌的力敏因子研究这些因子对穴区非力敏细胞的效应,表明细胞间的级联反应,便可了解针刺启动过程中机械力信号向生物信号的转化的机制,这样的策略是细胞行为组学的完美体现(图2).在中药方剂研究方面:目前药理研究的手段是以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等技术为核心,这样的方法足以对于单靶点(仅对一种生物分子进行干预)分子药在细胞层面的药理进行研究.然而,中药方剂是以多种生物分子构成的多靶点(复方)药,以目前盛行的生物技术无法把它们的药理解释清楚.尽管近年来以分子组学分析为主的系统生物学逐渐成为中药方剂药理研究的主流,希冀从各种分子浓度的变化来描述受测中药对病理状态细胞干预的效果,但是这种方式产生的结果难以被定量评估,而且结论也仅局限于特定的细胞,难以扩展到组织层面.如前所述,在面对多病因的复杂类疾病时,现有的生命科学技术无法体现系统论的精神,遑论探讨复方中药与生命活动之间的联结讯息.另一方面,细胞最终展现的行为是组织微环境和细胞行为平衡的结果,在微环境中出现中药复方内千百种不同的单体时,不论这些单体如何以不同的时空关系对细胞内的蛋白网络进行干预,细胞最终会将其整合成明确的细胞行为.基于此,中药方剂的药理药效可以从细胞行为的角度有效整合现有的生物多组学体系,来解决系统生物学遭遇的难点.如此,我们可以绕过系统生物学在学术性面临的复杂预测手段,并了解复方分子对细胞的干预后细胞行为的改变结果.基于组织工程学及高通量的显微影像捕捉,细胞行为学运用精细的细胞行为表征快速实现时空连续的单细胞行为定量分析,通过包括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机械学习算法对图像进行优化、切割、特征捕捉及分类.同时,对于方剂内不同药物组成的加减,我们也可以了解被加减药物对细胞行为的偏性,并了解中医用药的思想理论.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医药才能建立起一个以系统观为内涵的全新研究体系,以联结多种分子组学与细胞行为学的手段,架设链接微观到宏观的桥梁,辅助中药的创新以及现代化(图3).中医一直认为生命的本质不能仅从物质或能量层面去研究,必须兼顾物质、能量与信息.细胞行为组学基于生命的基本单位为研究核心,由细胞来体现物质与能量的变化.而蛋白网络中信息的传递则由细胞的动态行为来表征.细胞的蛋白网络变化才是生命的表现,而专注于特定蛋白或是特定基因在特殊微环境下的改变无法描述生命.生命科学讲求对生命的了解,中西医结合在于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去注解传统中医药的智慧,这两者都必须恪守不离开探索生命的本源.细胞行为组学立于生命科学之内,又能体现中西医结合的精神,是执行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以及标准化进程的一种合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