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旨在研究茱萸丸对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形成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方法 采用高脂饲料喂养雄性载脂蛋白E基因敲除(ApoE-/-)小鼠诱导动脉粥样硬化模型,造模周期为12周.造模成功的47只ApoE-/-小鼠随机分成5组,即模型组10只,茱萸丸低、中、高剂量组各9只,阿托伐他汀钙组10只,以同周龄雄性C57BL/6J小鼠10只作为空白组.空白组与模型组予等体积无菌蒸馏水灌胃,茱萸丸低、中、高剂量组分别给予130.54、261.08、522.16 mg·kg-1灌胃,阿托伐他汀钙组10.40 mg·kg-1灌胃,每日1次,各组小鼠共灌胃12周.给药结束后,采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测主动脉及肝脏病理变化;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血清中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单核细胞趋化蛋-1(MCP-1)、血管细胞黏附分-1(VCAM-1)、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水平;生化法检测肝脏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UHPLC-MS/MS)检测血浆三甲胺(TMA)、氧化三甲胺(TMAO)含量;免疫荧光法检测小鼠肝脏中二甲基苯胺单加氧酶3(FMO3)蛋白的表达水平;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 PCR)检测肝脏FMO3、腺苷三磷酸结合盒转运蛋白A1(ABCA1)、B族Ⅰ型清道夫受体(SR-B1)、ATP结合盒转运子G5抗体(ABCG5)、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体G8(ABCG8)和细胞色素P4507A1(CYP7A1)mRNA表达水平.结果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小鼠HE染色可见主动脉内膜大面积增厚,肝脏脂肪变性及炎性浸润严重;血清中ox-LDL、MCP-1、VCAM-1、ICAM-1升高;肝脏TC、TG、LDL-C升高;血浆中TMA、TMAO水平升高;以及肝脏中FMO3 mRNA与蛋白表达水平升高,ABCA1、SR-B1、ABCG5、ABCG8、CYP7A1 mRNA表达水平升高(P＜0.01).与模型组比较,茱萸丸低、中、高剂量组及阿托伐他汀钙组HE染色随着茱萸丸浓度的增加,斑块富集区域逐渐缩小,肝脏脂肪变性及炎性浸润降低;血清中ox-LDL、MCP-1、VCAM-1、ICAM-1降低;肝脏TC、TG、LDL-C降低;血浆中TMA、TMAO水平降低;以及肝脏中FMO3 mRNA与蛋白表达水平降低,ABCA1、SR-B1、ABCG5、ABCG8、CYP7A1 mRNA表达水平降低(P＜0.01或P＜0.05).结论 茱萸丸对小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调节TMA/FMO3/TMAO脂代谢通路,促进胆固醇的逆向转运和分解有关.

甲状腺自身免疫(Thyroid Autoimmunity,TAI)与妊娠不良结局相关性是该领域研究热点,其中单纯甲状腺抗体增高可不依赖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降低而独立导致流产发生.中医学认为,脾脏象理论与TAI合并流产病机关系密切,其中脾主运化可滋养胞胎;脾气之升使胎附胞宫;脾气之卫可致胎无邪扰.因此,将脾脏象理论中"运化水谷""脾气主升"和"脾旺不受邪"三方面统称为"脾滋胎气"理论.此与母胎界面中螺旋动脉形成、滋养细胞、免疫排斥与容受等功能颇具相似性.其中胚胎免疫细胞中的1型巨噬细胞(Type-1 Macrophage,M1)/2型巨噬细胞(Type-2 Macrophage,M2)极化失衡为TAI合并流产的潜在机制,M1、M2表现出来的独特表型在建立母胎相互作用的免疫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对两者进行取象比类,以蜕膜巨噬细胞极化失衡为本病西医病理基础,"脾滋胎气"理论为中医基础,取"滋化源、举中气、御邪气"之意,探讨与蜕膜巨噬细胞极化中"螺旋动脉重塑、滋养细胞植入、母胎界面免疫耐受"功能之间的相关性,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并为TAI合并流产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患者，男性，22岁未婚，因"反复便血2年余"于2020年8月16日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018年出现反复便血，无粘液，无腹痛、腹胀，便血发作时大便3～4次/d，劳累后症状加重，休息时可好转，患者未予重视。2020年6月患者出现头晕、乏力，当地医院查血常规示Hb 50 g/L，结肠镜检查提示：回肠末段溃疡型病灶，回肠末段颗粒样隆起，阑尾开口处糜烂，横结肠息肉样隆起，直肠炎，肛缘黏膜粗糙、糜烂、息肉样隆起；病理诊断：回肠末段慢性炎症伴急性活动，横结肠增生性息肉，直肠近肛缘慢性炎症伴溃疡形成；给予输血等对症治疗后好转，当地医院建议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门诊拟"克罗恩病可能"入院。发病以来，患者否认反复发热、盗汗、腹泻及口、眼、生殖器溃疡等症状。病程中精神、饮食可，体重无下降。既往生长发育落后于同龄人，无结核病接触史，否认反复口腔溃疡、关节痛及皮疹史。父母非近亲结婚，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史。入院查体：贫血貌，全身皮肤散在咖啡斑、腋窝雀斑及皮下结节（图1），肠鸣音3～4次/min，腹软，无压痛，无反跳痛，墨菲征、肝区叩击痛阴性，肝脾肋下未及。实验室检查：CRP 9.0 mg/L，WBC 5.37×109/L，Hb 80 g/L，PLT 262×109/L，红细胞沉降率3 mm/1 h，T-spot阴性。大便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肿瘤标志物、ANA14项、炎症性肠病抗体、巨细胞病毒及EB病毒IgM抗体均无明显异常。影像学检查：胸部CT未见明显异常；小肠CT提示腹盆腔多发结节样改变；回肠远端、升结肠及直肠节段性肠壁增厚伴强化；腹部MRI显示盆腔多发结节（丛状神经纤维瘤病可能），回肠末端肠壁增厚强化，炎性改变（图2）；肛周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内镜检查：胃镜提示慢性胃炎；结肠镜提示回肠溃疡及肉芽组织增生，偏向一侧分布，回盲瓣溃疡，直肠肛管溃疡（图3）。结肠镜病理：黏膜慢性炎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目的:观察大鼠多系分化持续应激(Muse)细胞对肠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结构的保护作用。方法:贴壁筛选法自大鼠(6只，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院)股骨内分离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s)，长时间胰蛋白酶孵育法(LTi)自BMMSCs中分离大鼠Muse细胞，流式细胞术标记如白细胞分化抗原(CD)29、CD34、CD90等及特异阶段胚胎抗原-3(SSEA-3)抗体；免疫组织化学法标记Nanog同框蛋白(NANOG)等抗体，定向诱导分化后标记α-甲胎蛋白(AFP)等鉴定其多能分化能力；重组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建立体外肠上皮细胞损伤损伤模型；与Muse细胞共培养后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及桥接蛋白-1(ZO-1)的表达水平及形态，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LTi后，大鼠BMMSCs中(2.57±0.57)%能够形成特征性的Muse细胞簇；流式细胞术结果表明，Muse细胞保留了BMMSCs表面分子特征，SSEA-3的阳性细胞比例[(73.2±1.4)%]显著高于BMMSCs[(2.3±0.3)%]；免疫荧光实验表明，培养的Muse细胞阳性表达NANOG等多能分化标记，定向诱导分化后分别能够表达AFP等分化标记；Muse细胞与TNF-α炎症损伤的肠上皮细胞共培养后，其增殖细胞比例[(40.06±1.04)%]高于损伤[(23.10±2.05)%]组的细胞( t＝12.79， P<0.05)及ZO-1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0.55±0.03、0.27±0.01， t＝13.03， P<0.05)。 结论:大鼠Muse细胞具有更加理想的保护炎症损伤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结构的作用。

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在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者中高发，且在抗HCV治疗方面CKD患者具有特殊性。随着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DAA）问世并广泛应用于临床，CKD患者合并HCV感染的预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近年来HCV治疗领域研究进展迅速，多种DAA相继在国内获批上市。为此，我国肾脏病科、感染病科、肝脏病科和医院感控科专家在2019年发表的《CKD合并HCV感染诊断及治疗的专家共识》基础上，以国内外临床研究进展为依据，结合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更新形成了该指南，以期为CKD合并HCV感染患者的规范化诊治提供指导性建议。

皮肤创面形成后，内源性电场（EF）引导表皮细胞向创面中心定向集体迁移，从而促进创面愈合。这一过程涉及2个功能不同的细胞群体，即领导细胞（leader cell）和随从细胞（follower cell）。在EF引导的集体迁移中，领导细胞的定向极化至关重要，但其潜在的调节机制尚不清楚。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整形外科张家平教授团队在《Burns & Trauma》杂志上发文《CD9 negatively regulates collective electrotaxis of the epidermal monolayer by controll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polarization of leader cells》。研究者首先利用延时显微镜观察到EF以电压依赖的方式引导人永生化KC——HaCaT单层向电场阳极集体迁移；在HaCaT单层的前端，领导细胞沿着迁移的方向动态形成伪足。免疫荧光染色显示，EF处理组HaCaT细胞中极化的F?肌动蛋白较对照组增加了3.4倍（P<0.05），证实极化的F?肌动蛋白在伪足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接着，研究者观察到CD9在HaCaT细胞膜上与F?肌动蛋白共定位；并且EF处理组HaCaT细胞的CD9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1）。随后，研究者利用过表达CD9的重组腺病毒转染，构建了过表达CD9的HaCaT（Ad?CD9），并观察到CD9的过表达会抑制EF引导下领导细胞中F?肌动蛋白的极化和HaCaT单层的集体迁移（P<0.001）。研究者进一步探究其机制，证实EF通过下调CD9以激活ADAM17/肝素结合表皮生长因子（HB?EGF）/EGF受体，引起F?肌动蛋白的极化，从而诱导领导细胞的产生，并促进细胞的定向集体迁移。最后，在正常HaCaT细胞和Ad?CD9混合的共培养单层中，研究者观察到CD9过表达导致的领导细胞极化障碍能够恢复至正常细胞水平（P<0.01）；然而，加入HB?EGF中和抗体后，领导细胞再次出现极化障碍（P<0.01）。综上，该文首次揭示了EF引导的HaCaT单层集体迁移的机制，也为急慢性创面的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

目的:探讨血液净化(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和双滤过血浆置换)联合贝利尤单抗治疗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cSLE)合并严重感染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诊疗经过，提高对cSLE合并严重感染救治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深圳市儿童医院2021年9月收治的1例cSLE合并严重感染诱导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及15个月的诊疗随访记录，对其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治疗及随访结果进行分析，并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结果:患儿，女，14岁，cSLE合并严重脓毒症诱导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除常规激素及抗感染治疗外，立即予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联合双滤过血浆置换(DFPP)进行血液净化，患儿右腿软组织感染形成大面积的坏死性焦痂，病程第45天时开始进行清创(先后5种清创术和2次植皮术)。病程50 d时予第1次贝利尤单抗静滴。患儿无尿状态持续60 d，予隔日血液透析，第61天尿量开始慢慢增加，病程第63天尿量为560 mL/d，病程70 d时>1 000 mL/d，水肿消退，肾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抗ds-DNA抗体滴度水平下降、补体C3升高，24 h尿蛋白定量下降。贝利尤单抗用药6次后，患儿SLE疾病活动度评分降至8分，临床症状完全缓解。抗ds-DNA抗体滴度恢复正常。伤口愈合良好，住院130 d顺利出院。现随访1年6个月，贝利尤单抗已静滴13次。患儿自行上学回归校园。结论:应用血液净化CRRT联合DFPP治疗成功救治1例cSLE合并严重感染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儿，联合贝利尤单抗可迅速显著控制SLE活动度，治疗效果及药物安全性良好。

目的:探讨肿瘤内皮细胞(TECs)来源CXC趋化因子配体8(CXCL8)在肝细胞癌(HCC)血管生成拟态(VM)中的作用。方法:收集2018年9月到2019年9月在北京朝阳医院行手术切除的HCC组织，免疫磁珠法分离TECs；慢病毒感染TECs，敲低其CXCL8表达，分为对照组和敲低组，收集其条件培养基；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TECs条件培养基中CXCL8的表达；小管形成实验观察HCC细胞VM；蛋白质印迹法观察HCC细胞中相关蛋白水平变化。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TECs敲低组中CXCL8蛋白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对照组条件培养基中CXCL8水平[(1 076.00±88.80) pg/ml]较敲低组明显升高[(787.50±63.43)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920， P<0.01)。对照组和敲低组条件培养基处理HepG2细胞后相对小管长度分别为(9 814.0±692.8)和(6 434.0±127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042， P<0.05)；在SMMC7721细胞中，对照组和敲低组分别为(22 317.0±3 121.0)和(9 834.0±1 5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217， P<0.01)。CXC趋化因子受体1(CXCR1)中和性抗体预处理HCC细胞后，TECs促进HCC细胞的VM能力减弱。对照组条件培养基较敲低组明显促进HCC细胞中波形蛋白(Vimentin)和Snail的表达。HepG2细胞中Vimentin的表达量为0.178±0.020和0.094±0.023( t＝4.707， P<0.01)，Snail的表达量为0.273±0.020和0.188±0.033( t＝3.755， P<0.05)；SMMC7721细胞中Vimentin的表达量为0.342±0.020和0.242±0.035( t＝4.270， P<0.05)，Snail的表达量为0.189±0.014和0.139±0.021( t＝3.354， P<0.05)。 结论:TECs通过旁分泌CXCL8方式结合HCC细胞表面CXCR1，调节上皮-间充质转化(EMT)来促进HCC细胞VM。

目的:探讨重症自身免疫性胶质纤维酸性蛋白星形细胞病（GFAP-A）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内科自2018年1月至2023年6月收治的12例重症GFAP-A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如抗体检测结果等）、治疗方案及预后情况等，并对其进行分析总结。结果:12例患者中男性9例、女性3例，发病年龄（46.58±17.53）岁。首发临床症状为头痛、肢体无力、肢体麻木、精神异常、癫痫发作、尿便障碍等，起病前发热9例，病情加重后出现意识障碍12例、呼吸衰竭12例、血压心率不稳6例、癫痫持续状态2例。12例患者的头颅MRI均有异常，脑干受累的10例中有7例累及延髓，另有10例软脑膜异常强化。行全脊髓MRI检查的8例患者中，7例有脊髓异常病灶，其中6例表现为全脊髓膜点线样强化。12例患者的脑脊液GFAP-IgG均为阳性，其中3例合并血清GFAP-IgG阳性。12例患者均使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球蛋白治疗，1例加用吗替麦考酚酯治疗，其中8例预后良好，4例死亡。并发症主要包括肺部感染、低蛋白血症、低钠血症、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结论:重症GFAP-A患者的临床表型以脑膜脑炎、脑膜脑脊髓炎为主，延髓易受累，病情进展迅速，即使接受早期免疫治疗也仍有较高的死亡率。

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是一类免疫介导的急性炎症性周围神经病，随着对其表型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包含经典GBS和变异型GBS的谱系疾病。国内外多项研究发现，包括抗神经节苷脂抗体和抗Sulfatide抗体在内的抗周围神经膜表面糖脂抗体与GBS谱系疾病密切相关。抗糖脂抗体作为周围神经抗体的一部分，在GBS谱系疾病的诊断、临床分型、病情评估以及预后评估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该文对儿童GBS谱系疾病与抗糖脂抗体相关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