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系统评价不同抗炎药物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进一步明确冠心病抗炎治疗的理想靶点.方法:计算机检索MedLine、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检索抗炎药物治疗冠心病的随机对照试验.使用RevMan 5.3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Meta分析.结果:纳入18篇文献,涉及65 892例病人,Meta分析结果显示,接受抗炎治疗的病人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风险较低[RR=0.87,95％Cl(0.79,0.96),尸=0.005],亚组分析提示,白细胞介素(IL)-1拮抗剂[RR=0.87,95％Cl(0.79,0.95),P=0.002]及秋水仙碱[RR=0.61,95％CI(0.48,0.79),P=0.000 1]降低 了病人 MACE 发生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抗炎药物对病人全因死亡率没有影响.两组因心力衰竭再住院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0.95,95％Cl(0.83,1.10),P＞0.05],亚组分析提示,IL-1拮抗剂降低了冠心病病人因心力衰竭再住院发生率[RR=0.12,95％Cl(0.02,0.94),P=0.04].不良反应方面,甲氨蝶呤增加了病人感染的风险[RR=1.13,95％Cl(1.03,1.24),P=0.01]以及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RR=1.23,95％Cl(1.07,1.43),P＜0.05].结论:现有证据表明,抗炎治疗能够减少冠心病病人MACE的发生,而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LRP3)/IL-1/IL-6炎症通路可作为理想的治疗靶点之一.

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是一种常见的关节慢性退行性疾病，是导致慢性疼痛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多项研究表明OA与许多因素存在因果关联，如细胞因子、代谢性疾病、营养物质、肠道菌群和生活行为等。危险因素包括肥胖、高血脂水平和骨矿物质密度等，保护因素包括使用保钾利尿剂和醛固酮拮抗剂、叶酸和精氨酸等。这些因素主要通过参与机体的炎症反应和物质代谢过程或通过改变负重关节的生物力学从而影响OA的进展。此外，OA的慢性疼痛症状、炎性因子的表达以及非甾体类抗炎药的使用可能会增加其他疾病的患病风险，如2型糖尿病、重度抑郁症和帕金森病。孟德尔随机化是一种探索疾病与危险因素之间因果关联的新方法，该方法利用遗传变异的随机分配模拟随机对照试验，使用与危险因素相关的工具变量与疾病进行分析，从而检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联。本综述纳入OA的孟德尔随机化相关研究，分析OA与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骨骼肌肉系统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细胞因子、代谢组学、营养物质、肠道菌群、生活行为以及端粒长度和线粒体异质性之间的因果关联，对OA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不良事件（AE）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Embase数据库（截至2020年10月31日），收集报道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国籍，性别，年龄，体重，达比加群酯应用情况，合并疾病和合并用药情况，AE的发生、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收集到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病例报告类文献77篇，涉及来自20个国家的101例患者，男性64例（63.4%），女性37例（36.6%）；年龄56~94岁；体重38~193 kg；用药原因87例为心房颤动预防卒中，12例为治疗静脉血栓栓塞症或预防可能发生的静脉血栓栓塞症，2例未描述；88例有合并疾病/既往史的描述，包括高血压病、肾功能不全、2型糖尿病等；67例有合并用药的描述，其中35例同时使用了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药、氯吡格雷、P-糖蛋白抑制剂等），其他合并用药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等。严重AE发生时间为用药后2 min~5年，33例为患者开始服药1个月内。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中出血81例（包括胃肠道出血、脑出血和凝血障碍等），肾损伤/肾衰竭11例，食管溃疡4例，肝损伤2例，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和剧烈咳嗽并呼吸困难各1例。发生AE后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停药，停药未好转者给予对症治疗，治疗无效者行血液透析。29例患者死亡，均为发生出血事件者。101例患者中43例存在达比加群酯用药错误，其中33例剂量过大，6例存在用药禁忌证，4例给药方式错误。结论: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以出血最为常见，用药后2 min~5年均可发生，严重者可导致患者死亡。用药错误是导致达比加群酯严重AE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应用该药应严格遵循药品说明书，指导患者正确服药。

目的:分析急性视网膜坏死综合征(ARN)患者继发视网膜脱离(RD)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3月至2021年4月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青岛眼科医院收治的首诊为ARN且未伴有RD患者57例64眼，其中男36例40眼，女21例24眼；平均年龄(51.72±9.73)岁。所有患者均行抗病毒药物及抗炎药物的局部点眼及全身静脉滴注和口服，并根据患者病情及意愿行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注射剂。根据1年随访过程中是否发生RD分为RD组和无RD组，其中RD组23例23眼，占35.94%，发生时间为发病后27~160 d，平均45(30，83)d。评估前房炎症反应程度并分级，通过九方位彩色眼底照相拼图或免扩瞳超广角激光扫描检眼镜检查并结合荧光素眼底造影评估视网膜坏死灶累及范围，将视网膜出血形态分为无或仅有少许散在小片状出血、范围>1个视盘直径(PD)的视网膜片状出血和霜枝样视网膜出血3种类型。纳入基线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病程等；纳入眼部因素包括视力、眼压、眼前节炎症反应、视网膜出血、视网膜坏死灶侵袭程度与范围等，治疗因素包括全身抗病毒药物治疗时间，玻璃体腔注射抗病毒药物与否和频次作为自变量，RD是否发生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排除严重玻璃体混浊4眼，在其余60眼眼底图像分析中，坏死灶累及视网膜范围达到1~4个象限的眼数分别为14、9、17和20眼，坏死灶侵袭仅累及3区、2区和1区眼数分别为13、23和24眼；治疗前，26眼有霜枝样视网膜出血，占43.33%；25眼存在范围>1 PD视网膜片状出血，占41.67%。与无RD组相比，RD组病程更长，基线视力更差，坏死灶范围更大，侵袭区域接近黄斑区患眼更多，出现霜枝样视网膜出血患眼更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初诊时年龄、眼压、眼前节炎症反应、静脉注射抗病毒药物治疗时间，玻璃体腔注射抗病毒药物与否及频次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霜枝样视网膜出血是RD的危险因素(比值比＝9.14，95%置信区间：1.10~82.44， P＝0.049)。 结论:霜枝样视网膜出血是ARN患眼继发RD的危险因素。

患者女，29岁，因全身皮肤瘙痒和风团，伴视物不清0.5 h就诊。患者进食馒头（约100 g）0.5 h后快速行走过程中突发全身瘙痒和风团，伴视物不清，无腹痛、呕吐、腹泻，无意识丧失，无呼吸困难，口服地塞米松片4.5 mg，症状无缓解，急就诊。既往反复荨麻疹病史，口服氯雷他定可缓解，有过敏性休克病史2次，分别为食用小麦类食物后跑步和快走时发作。否认药物过敏史，无阿司匹林及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应用史，发病前无饮酒史，否认家族遗传病史。入院后体检：体温36.5 ℃，血压83/41 mmHg（1 mmHg = 0.133 kPa），心率84次，神志清，精神可，口唇无紫绀，心肺听诊无异常。皮肤科检查：颈部、躯干、四肢多发风团。血常规示中性粒细胞比例0.345（参考值：0.40~0.75，下同），淋巴细胞比例0.588（0.20~0.50），淋巴细胞计数4.52 × 10 9/L [（1.1~3.2）× 10 9/L]，血小板计数396 × 10 9/L（125 × 10 9/L~350 × 10 9/L），余未见异常。

干眼是一种多因素诱导的眼部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的干眼不但给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质量带来影响，同时也增加了其他眼疾并发症的风险。由于发病机制比较复杂，治疗周期较长，干眼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传统的干眼治疗药物通常可以减轻干眼症状但不能彻底消除干眼症状，因而远远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国内外新上市的抑制T细胞功能的抗炎药物以及促进泪液分泌的干眼药物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干眼药剂研究的快速进展，但临床上干眼治疗的局面尚未因此明显改善。干眼的治疗仍面临着很大挑战，干眼新药的研发仍有很大空间。对干眼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是今后干眼靶向治疗的基础，目前干眼药物研发取得的进展为临床上干眼的治疗方案设计提供了新的选择。眼科医生应密切关注干眼相关的研究进展和干眼药物的作用机制，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患者。

本文报道了1例老年男性患者，因消化道出血就诊，既往曾行经皮冠状动脉支架介入手术，术后双联抗血小板治疗，胶囊内镜检查提示小肠多发隔膜样狭窄伴溃疡糜烂，符合非甾体类抗炎药引起小肠黏膜损伤表现。但追问病史，患者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前曾有过小肠不全梗阻病史，因此小肠黏膜的病变是先天存在还是药物相关尚值得思考。

该病例为一例64岁男性患者，因上呼吸道感染口服大量感冒药酚麻美敏（对乙酰氨基酚为主要成分）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而就诊。肾穿刺活检提示急性间质性炎症伴出血。给予过量糖皮质激素治疗，患者获得良好疗效。对乙酰氨基酚不是非甾体抗炎药，在肾脏被细胞色素P450酶代谢产生有毒活性代谢产物N-乙酰对苯醌亚胺，在谷胱甘肽耗竭后与细胞蛋白结合，诱发氧化应激反应，常导致急性肾小管坏死，很少引起严重的急性间质性肾炎（acute interstitial nephritis，AIN）。

术后疼痛常引起一系列不良的生理应激反应，延迟术后康复。良好的术后疼痛管理是加速康复外科的重要环节。临床常用的术后镇痛药物有阿片类药物、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 anti-inflammatory drug, NSAID）/对乙酰氨基酚、氯胺酮、右美托咪定等。文章描述了以上药物各自的特点、副作用、用法用量以及应用现状。阿片类药物是最常用的全身镇痛药物，但需关注其副作用（尤其是大剂量使用时）。NSAID和对乙酰氨基酚是多模式镇痛中最常用的非阿片药物，临床使用时需注意其禁忌证和潜在危害。围手术期使用氯胺酮可改善术后镇痛效果，但大剂量使用容易产生精神症状。右美托咪定与阿片类药物复合用于自控静脉镇痛可改善镇痛效果，右美托咪定用作局麻药佐剂可延长外周神经阻滞的时间，但需注意其镇静和循环副作用。合理联合使用上述药物，有望进一步降低药物相关副作用，提供满意的术后镇痛效果，并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不同药物镇痛对围手术期和远期预后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临床研究。

对乙酰氨基酚（APAP）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抗炎药，但过量使用往往会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急性肝衰竭，严重者会造成死亡，目前仍缺乏特异的治疗手段。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信号通路是近年来识别出的在过量APAP诱导的急性肝损害中极具潜力的治疗靶点之一。本文从APAP在肝脏代谢过程中的JNK信号通路、JNK信号通路的激活及氧化应激的放大、与JNK信号通路相关的其他通路或细胞过程、靶向JNK的药物可能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JNK信号通路靶点在APAP肝毒性中的进一步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方向并进行可行性分析，且为寻找其他靶点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