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抗生素(antibiotic, ATB)预处理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反应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3年1月我院收治的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92例晚期NSCLC患者，收集临床数据资料，根据治疗开始前30 d内是否接受ATB预处理，将接受ATB预处理17例为观察组，未接受75例为对照组。记录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疾病进展、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结果:对照组ORR 27例(36.00%)高于观察组2例(11.76%)(P>0.05)；对照组DCR 65例(84.00%)高于观察组8例(47.06%)(P<0.05)；对照组疾病进展26例(34.67%)低于观察组11例(64.71%)(P<0.05)；对照组预后不佳7例(9.33%)低于观察组11例(64.71%)(P<0.05)。经单因素分析，只有肿瘤最大直径≥2.40 cm(OR＝1.012，95%CI：1.004～1.951，P＝0.043)、ALB≥40.90 g/L(OR＝0.406，95%CI：0.172～0.955，P＝0.039)和ATB(＋)(OR＝2.614，95%CI：1.288～5.306，P＝0.008)是影响疾病进展的临床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ATB预处理是病情进展及预后不佳相关的危险因素。Kaplan-Meier绘图分析ATB预处理与晚期NSCLC患者PFS的关系，观察组中位PFS 1.77(0.33～14.00)个月、中位OS 7.17(1.90～14.00)个月短于对照组5.43(0.70～14.03)个月，5.43(2.10～14.47)个月(P<0.05)。结论: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晚期NSCLC，治疗前30 d内ATB预处理与治疗后的反应降低具有意义。

肺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及死亡率首位,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肺癌总发病人数的 80%,疾病负担较重.近年来,针对NSCLC的化疗、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仍然难以完全满足临床需求.基于免疫疗法的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同时靶向 2 个靶点的双特异性抗体是目前最新研发方向,已被大量基础研究实验论证,也逐渐被临床指南所推荐.文章概括了免疫治疗的机制和临床应用的现状,并总结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NSCLC临床试验中的有效性和不良反应,展望双特异性抗体未来应用的可能方向.

目的 探究达可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Cam)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11月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收治的98例EGFR突变局部晚期NSCLC患者纳入研究,采用简单随机化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49例.对照组患者给予达可替尼治疗,研究组患者给予达可替尼联合Cam治疗,21 d为一个周期,均治疗4个周期.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治疗前、治疗2个周期、治疗4个周期后的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4+/CD8+)、血管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预后相关标志物[微小RNA(miRNA)-137-3p、miR-1255b-5p、miR-379-5p]、体能状态[卡氏功能状态(KPS)]和生存质量[肺癌患者生存质量评定量表(FACT-L)],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为85.7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7.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个周期、4个周期后,研究组患者的外周血CD3+、CD4+、CD4+/CD8+水平分别为(53.63±4.58)%和(51.25±4.13)%、(35.47±3.12)%和(33.96±2.83)%、1.59±0.21和1.45±0.1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1.45±4.23)%和(49.17±4.19)%、(33.82±3.07)%和(32.42±2.91)%、1.47±0.20和1.37±0.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个周期、4个周期后,研究组患者的血清PDGF、VEGF、bFGF水平分别为(1.58±0.18)ng/mL和(1.13±0.09)ng/mL、(31.38±3.74)ng/L和(23.19±2.41)ng/L、(184.99±26.12)pg/mL、(135.39±19.24)pg/m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69±0.19)ng/mL和(1.21±0.13)ng/mL、(34.12±3.81)ng/L和(27.36±2.68)ng/L、(207.16±27.73)pg/mL和(172.61±23.85)p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个周期、4个周期后,研究组患者的血清miR-137-3p、miR-379-5p、miR-1255b-5p水平分别为0.68±0.15和0.71±0.19、0.53±0.12和0.65±0.15、0.40±0.09和0.49±0.1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0.55±0.14和0.63±0.18、0.46±0.11和0.57±0.13、0.35±0.08和0.44±0.1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个周期、4个周期后,研究组患者的KPS评分、FACT-L评分分别为(80.01±2.67)分和(82.64±2.79)分、(84.29±8.14)分和(102.93±9.64)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8.39±2.65)分和(80.92±2.73)分、(74.05±7.86)分和(85.24±8.1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研究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26.53%,略低于对照组的40.8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达可替尼联合Cam治疗EGFR突变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显著,其可改善患者免疫功能,抑制肿瘤血管生长因子,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及体能状态,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分析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locally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LA-NSCLC)放疗患者血清脱嘌呤/脱嘧啶核酸内切酶1(Apurinic/apyrimidinic endonuclease 1, Ape1)/氧化还原效应因子1(redox factor-1, Ref-1)对放射性肺损伤(radiation-induced lung injury ，RILI)发生的预测。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经同步放化疗(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76例LA-NSCLC患者。胸部CT扫描表现RILI 17例为观察组，无RILI 59例为对照组。放疗前后搜集血清样本，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血清中Ape1/Ref-1，分析在RILI中的预测。结果:观察组肿瘤直径21.0(20.0，27.0)mm、肿瘤位于上叶14例(82.35%)、放疗总剂量64.0(60.0，65.0)Gy高于对照组肿瘤直径19.0(16.0，23.0)mm、肿瘤位于上叶26例(44.07%)、放疗总剂量60.0(59.0，61.0)Gy(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放疗后血清Ape1/Ref-1增加，观察组血清Ape1/Ref-1 5.90(3.17，9.60)ng/ml高于对照组2.18(1.17，3.95)ng/ml(P<0.05)。多因素Logistic显示血清Ape1/Ref-1≥2.42 ng/ml是治疗后RILI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治疗后血清Ape1/Ref-1预测RILI能力强(AUC：0.823，95%CI：0.723～0.922)(P<0.001)。肿瘤直径≥20 mm基线血清Ape1/Ref-1高，放疗总剂量与血清Ape1/Ref-1水平正相关(P<0.05)。CCRT治疗后疾病复发20例，疾病控制56例。放疗后疾病复发和疾病控制者血清Ape1/Ref-1增加，疾病复发者血清Ape1/Ref-1 4.76(2.45，7.11)ng/ml高于疾病控制者2.22(1.18，3.79)ng/ml(P<0.05)。结论:LA-NSCLC放疗后血清Ape1/Ref-1可预测RILI，放疗后高水平血清Ape1/Ref-1与RILI发生风险增加和不良预后相关。

目的 探讨卡瑞利珠单抗与甲磺酸阿帕替尼或盐酸安罗替尼联合治疗一线化疗失败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选择60例一线化疗失败的晚期NSCLC患者,按照治疗方案不同分为A组及B组各30例.A组采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B组采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盐酸安罗替尼治疗,每3周为1个用药周期,共治疗3个周期.观察治疗后两组血清肿瘤标志物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随访生存情况.结果 两组治疗前血清CA125、Cyfra21-1、CEA、SCCAg、VEGF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与本组治疗前相比,两组治疗3个周期血清CA125、Cyfra21-1、CEA、SCCAg、VEGF水平均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治疗3个周期两组血清CA125、Cyfra21-1、CEA、SCCAg、VEGF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治疗3个周期两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治疗后3、6、9个月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卡瑞利珠单抗分别联合盐酸安罗替尼或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一线化疗失败晚期NSCLC患者均有良好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患者生存获益基本相同.

淋巴上皮瘤样癌（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LELC）是一种少见的上皮性恶性肿瘤，其主要特征为肿瘤背景中存在明显的淋巴样浸润的间质性细胞。LELC可发生在消化道、呼吸道、泌尿系、皮肤、乳腺等各个器官，但以肺部、唾液腺及胃部发生较为多见。其中原发部位在肺部的淋巴上皮瘤样，被定义为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primarary pulmonary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PPLELC） ［1］。PPLELC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亚型，约占所有肺部恶性肿瘤的0.9% ［2］。PPLELC 1987年首次被报道，与EB病毒感染密切相关 ［3］。研究结果显示，PPLELC具有独特的临床特征，PPLELC常见于相对年轻、不吸烟的亚洲人群中，不同性别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4］。超过一半的PPLELC患者在就诊时处于早期（Ⅰ期和Ⅱ期） ［5］，手术切除为主要治疗手段。而对于晚期PPLELC，目前尚缺乏统一的治疗方案，含铂双药化疗结合放射治疗等综合治疗仍是临床应用的首选 ［6］。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评估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外周血细胞计数预测病理缓解的价值。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的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行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51例。新辅助治疗方案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为含铂双药。以21 d为1个治疗周期，每2个周期进行影像学评估。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情稳定、病情进展。病理评价指标为主要病理缓解(MPR)和完全病理缓解(pCR)。分析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评价新辅助治疗的效果。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影响MPR和pCR的临床因素。结果:5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占66.7%(34/51)，病情稳定占33.3%(17/51)；MPR占54.9%(28/51)，pCR占41.2%(21/61)。经影像学评估达到部分缓解的患者中，MPR占73.5%(25/34)，pCR占52.9%(18/34)；经影像学评估为病情稳定的患者中，MPR占17.6%(3/17)，且均为pCR。术前活检标本PD-L1阳性表达率为74.5%(38/51)，其中高表达率为51.0%(26/51)。PD-L1高表达患者与PD-L1阴性/低表达患者在性别、吸烟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pCR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MPR占69.2%(18/26)，PD-L1阴性/低表达的患者中MPR占40.0%(1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0，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PD-L1高表达是预测MPR的独立因素( OR＝3.375，95% CI：1.063~10.711， P＝0.039)，更低的NLR是预测pCR的独立因素( OR＝0.166，95% CI：0.044~0.634， P＝0.009)。 结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治疗有效，PD-L1高表达可以预测MPR，更低的NLR可以预测pCR。

肺癌发病率及病死率均居全球癌症首位，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能够明显延长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生存期，而 18F－FDG PET/CT可评估EGFR突变状态及EGFR－TKI药物疗效。该文综述了 18F－FDG PET/CT在预测EFGR基因突变、EGFR－TKI治疗效果及生存预后评估中的作用，另外简要阐述了新型EGFR－TKI的PET显像药物进展。

目的:探讨二甲双胍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生存的影响。方法: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从建库开始至2020年2月。筛选并纳入相关文献，提取文献特征。采用RevMan 5.3软件分析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的风险比（HR）及95% CI，评价研究间的异质性及发表偏倚情况。 结果:共纳入11篇文献。二甲双胍对晚期NSCLC患者PFS无改善（ HR=0.80，95% CI 0.58~1.09， P=0.15）。不同治疗策略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二甲双胍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 HR=0.71，95% CI 0.32~1.57， P=0.39）、放化疗（ HR=0.97，95% CI 0.59~1.61， P=0.92）、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 HR=0.64，95% CI 0.35~1.16， P=0.14）均未改善患者PFS。二甲双胍可改善晚期NSCLC患者的OS（ HR=0.84，95% CI 0.75~0.93， P=0.001）。二甲双胍联合TKI（ HR=0.68，95% CI 0.38~1.22， P=0.19）、ICI（ HR=0.80，95% CI 0.39~1.63， P=0.54）均未改善患者OS，二甲双胍联合放化疗可改善患者OS（ HR=0.85，95% CI 0.78~0.93， P<0.01）。漏斗图分析显示不存在发表偏倚。 结论:二甲双胍可延长晚期NSCLC患者的OS时间，这种优势在联合放疗、化疗或同步放化疗的患者中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