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高中生手机成瘾、抑郁和自伤之间的关系。方法:使用整群抽样法，选取福建某两所高中707名学生，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问卷(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AS)、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和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adolescents self-harm scale，ASHS)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并用Mplus 8.3进行结构方程建模以及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高中生自伤的发生率为33.38%，手机成瘾得分为(106.01±27.18)分，抑郁得分为5.00(1.00，9.00)分，自伤得分为0(0，3.00)分。手机成瘾与抑郁、自伤呈正相关( r＝0.33，0.16；均 P<0.01)，抑郁与自伤呈正相关( r＝0.52， P<0.01)。抑郁在手机成瘾和自伤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效应值＝0.16，95% CI＝0.12~0.21)。 结论:手机成瘾可以通过抑郁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自伤行为。

目的:探索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潜在类别及其在心理和手机使用行为中的特征。方法:2023年7月，选用自编基本信息调查问卷、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UCLA孤独感量表简版(short-form of UCLA loneliness scale，ULS-8)、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错失焦虑量表(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FOMOs)、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简版无聊倾向量表(short form version of boredom proneness scale，BPS-SF)、青少年气质量表中的意志控制分问卷、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简版(short vers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AS-SV)对北京市206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集手机使用时间和频率数据。运用SPSS 25.0进行统计描述和组间比较，使用Python 3.8软件K-means算法进行聚类分析，通过随机森林算法评估不同类别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结果:(1)手机成瘾[41.00(31.00，47.00)分]与抑郁[6.00(2.00，12.00)分]、孤独感[15.00(11.00，20.00)分]、社交焦虑[46.00(32.75，54.00)分]、错失焦虑[21.00(16.00，28.00)分]、反刍思维[26 .00(22.00，29.00)分]、无聊倾向[41.50(32.00，49.25)分]、平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间[(513.30±213.29)min]、平均每次手机使用时间[6.60(3.68，14.09)min]呈正相关( r＝0.163～0.626，均 P<0.05)，与意志控制[49.00(44.00，59.00)分]呈负相关( r＝－0.613， P<0.01)。(2)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存在3种潜在类别：非成瘾组(32.04%，66/206)、无聊型手机成瘾组(26.70%，55/206)、多风险型手机成瘾组(41.26%，85/206)。(3)不同潜在类别在抑郁、孤独感、社交焦虑、反刍思维、无聊倾向、意志控制、手机成瘾上的得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138.805，127.342，112.149，88.069，72.146，100.206，115.159，114.926；均 P<0.001)，在平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间和次数、平均每次手机使用时间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H＝7.548，9.332，16.086；均 P<0.01)。(4)随机森林算法分析结果显示，非成瘾组特征重要性前3位依次为：意志控制、社交焦虑、错失焦虑，特征重要性分别为0.33、0.23、0.15；无聊型手机成瘾组特征重要性前3位依次为：无聊倾向、错失焦虑、孤独感，特征重要性分别为0.35、0.20、0.15；多风险型手机成瘾组特征重要性前3位依次为：错失焦虑、反刍思维、无聊倾向，特征重要性分别为0.29、0.19、0.17。 结论: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存在3种潜在类别，各类别在不同心理因素和手机使用行为上差异显著，未来可根据不同大学生群体特点采取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

目的:探讨基于手机应用程序（application，APP）的膳食干预对成年超重或肥胖人群减重及食物成瘾的影响。方法:收集2015年8月至2018年1月宁波市第一医院肥胖多学科联合门诊的18岁以上超重或肥胖者101例作为研究对象。受试者接受健康宣教和个体化饮食指导，并通过智能手机体重管理APP上交饮食日志，营养师对饮食不达标的受试者进行指导和纠正12周。在干预前和干预后（12周）分别进行询问调查、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耶鲁食物成瘾量表问卷调查，比较干预前后受试者的体重、食物成瘾症状计数得分及食物成瘾者比例的变化情况。分别采用配对资料的 t检验、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对体成分测量值、血生化指标以及症状计数得分进行统计学检验。 结果:共纳入101例超重或肥胖受试者，男性31例，女性70例，年龄为（30.4±7.3）岁，体质指数（BMI）为（32.76±4.46） kg/m 2，体重为（89.95±17.12） kg，食物成瘾者占比为26.73%。通过手机APP膳食干预12周后，患有食物成瘾的人数从27例减至14例，比例下降了12.9%，症状计数≥3的比例从41.6%下降到19.8%（χ2 =5.17、11.26，均 P<0.01），症状计数由2.25±1.61下降到1.50±1.31（ t=3.64， P<0.001）；同时，体重、BMI和腰围较干预前分别下降了（6.54±1.03） kg、（2.35±0.36） kg/m 2、（6.50±0.86） cm （ t=6.36、5.62、3.78，均 P<0.001）；代谢指标如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数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改善，分别下降了（0.38±0.10） mmol/L、1.83±0.46、（0.22±0.75） mmol/L（ t=3.67、3.59、2.97，均 P<0.01）。 结论:基于智能手机APP的膳食干预能有效改善超重和肥胖人群的血糖、血脂水平，减少内脏脂肪堆积，减轻胰岛素抵抗程度，改善食物成瘾状态。

目的:了解医学专业新生手机成瘾和心理健康现状，并对手机成瘾与心理健康关系进行研究，为医学专业新生智能手机成瘾的预防及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滨州医学院医学专业大一新生279人为研究对象，选用修订的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AS-C）、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mental health symptom self-rating checklist scale，SCL-90）进行测查。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 t检验。 结果:29.71%的医学专业新生存在智能手机成瘾问题，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医学专业新生手机成瘾组的SCL-90总分与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等因子的得分均高于非手机成瘾组。医学专业新生智能手机成瘾总分与SCL-90总分存在相关性，除日常生活干扰因子外，其他因子与SCL-90各因子均呈正相关性。人际关系敏感和强迫症状对手机成瘾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24、0.26， P<0.01），是影响医学专业新生手机成瘾的重要变量。 结论:医学专业部分新生中存在智能手机成瘾问题，智能手机成瘾会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特别是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和精神病性等。

目的:基于I-PACE(Person-Affect-Conition-Execution Model)模型探讨大学生社交焦虑和手机成瘾的关系,以及同伴间科技侵扰和负面评价恐惧在其中起的中介作用.方法:本研究有效被试为513名大学生,采用科技侵扰生活实例量表、交往焦虑量表、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及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开展调查研究.结果:①被试中,大学生手机成瘾和沉迷的占76.41％.大学生社交焦虑(t=2.070,P＜0.05)和科技侵扰(t=2.417,P＜0.05)两个变量在生源地维度有显著差异.②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社交焦虑(r=0.345,P＜0.01)、科技侵扰(r=0.377,P＜0.01)和负面评价恐惧(r=0.341,P＜0.01)间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科技侵扰(r=0.197,P＜0.01)和负面评价恐惧(r=0.515,P＜0.01)呈显著正相关;负面评价恐惧和科技侵扰(r=0.155,P＜0.01)间呈显著正相关.③社交焦虑对大学生智能手机依赖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效应值为0.18.除此之外,社交焦虑还可以分别通过科技侵扰和负面评价恐惧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程度,效应值分别为0.15、0.09.④并行中介影响差异不显著.结论:社交焦虑对大学生手机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不仅发挥直接影响作用,也通过负面评价恐惧和科技侵扰间接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程度.

目的:探讨医学生父母冲突感知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及社交回避及苦恼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感知父母冲突量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和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对334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父母冲突感知对医学生手机成瘾的总效应显著,且能够直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r=0.461,P＜0.001);父母冲突感知能够正向预测社交回避及苦恼(r=0.254,P＜0.001),社交回避及苦恼能够正向预测医学生手机成瘾(r=0.115,P＜0.05).②社交回避及苦恼在父母冲突感知与医学生手机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父母冲突感知与医学生手机成瘾具有密切关联,社交回避及苦恼在该联系中起到一定作用.个体父母冲突感知水平越高,情绪敏感性越高,人际关系安全感和情绪调节能力则越低,导致个体产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可能性越大.个体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越高,则越容易沉浸在网络社交中,增加手机成瘾的倾向.

目的:考察亲子间科技干扰和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方法:选取2174名初中生,采用生活事件中的科技干扰量表、自我厌恶量表、社交敏感性量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分别测量其亲子间科技干扰、自我厌恶、社交敏感性、智能手机成瘾的程度.结果:(1)亲子间科技干扰、自我厌恶、社交敏感性、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两两显著正相关.(2)亲子间科技干扰不仅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具有直接预测作用,还能通过两条路径对智能手机成瘾产生间接影响,即自我厌恶的单独中介作用和社交敏感性的单独中介作用.结论:亲子间科技干扰可以通过自我厌恶和社交敏感性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产生影响.

当代社会智能手机和可穿戴传感器等设备普及,为跟踪心理健康状况和监测疾病提供了新的机会.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EMA)是一种数据收集方法,主要通过智能手机或手环,基于时间或事件发生收集数据,因此可以反映被试者当下最真实的状态.目前此方法已应用于监测健康相关因素,明确症状改善的程度,辅助治疗疾病以及初步实现预测病情的发展.虽然进行密集的纵向数据收集有时对被试者来说耗时且任务繁重,但EMA方法的精准性和实时性使其具备了独特的优势,特别适用于情绪及行为等多变数据的收集分析.在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儿童与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成瘾及行为问题等精神心理疾病领域中,EMA方法目前已应用于疾病监测、预测、干预与治疗等研究中.而EMA尚存在自我报告的局限性、频繁采集数据影响依从性等不足.本文旨在为今后研究使用该方法更好地监测患者精神心理健康水平、预测心理疾病的发生及转归,以及开发更智能的线上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医学生不确定心理压力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并分析社交焦虑和抑郁在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为医学生手机成瘾行为的预防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于2022年11-12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某医科大学2 085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不确定心理压力量表(USS)、社交焦虑量表(SASSC)、9项目患者健康问卷(PHQ-9)、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简版(SAS-SV)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47.53％的医学生存在手机成瘾.手机成瘾与不确定心理压力、社交焦虑、抑郁均呈正相关(r=0.474、0.262、0.407,P＜0.001).链式中介模型结果显示,社交焦虑和抑郁在不确定心理压力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量分别为0.047(95％CI:0.025～0.070)、0.117(95％CI:0.064～0.169);且社交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效应也显著,中介效应量为0.003(95％CI:0.001～0.006).结论 不确定心理压力不仅能直接影响医学生手机成瘾,还通过社交焦虑和抑郁的独立中介以及社交焦虑-抑郁链式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医学生手机成瘾.

目的 调查大学生使用智能手机情况,探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学习厌倦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415名大学生的智能手机使用和学习厌倦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智能手机在大学生中普及率较高,调查中发现有98.8％的大学生使用智能手机,且存在12.0％的智能手机成瘾者.手机成瘾人群的学习厌倦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人群.相关分析显示突显行为、戒断行为明显和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回归分析提示行为不当和学习成绩是手机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 大学生普遍使用智能手机,学习厌倦心理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之间存在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