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伴有色素分化的Xp11易位性肿瘤/"伴有黑色素分化的TFE3基因重排的软组织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免疫表型、分子特征及预后.方法 收集5例伴有色素分化的Xp11易位性肿瘤/"伴有黑色素分化的TFE3基因重排的软组织肿瘤"的临床病理资料,行免疫组化EnVision法、组织化学染色、FISH、二代测序(NGS)及随访,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 5例患者中男性1例,女性4例.发病年龄16～59岁,平均28.2岁.肿瘤最大径3.0～6.0 cm(平均4.7 cm).发病部位:右侧肾脏3例(其中 1例发生胸椎转移),左侧输卵管间质与圆韧带之间1例,盆腔部位1例.组织学上,肿瘤由丰富的纤维血管网分隔成巢状、腺泡状结构,胞质透亮或嗜酸性、颗粒样,胞质内不同程度的出现黑色素聚集;间质内可见淋巴细胞浸润;4例检出肿瘤性坏死;核分裂象＜3个/10 HPF;2例检出个别脉管内瘤栓,其余3例均未检出脉管内瘤栓及神经侵犯.免疫表型:5例TFE3 均弥漫强阳性,HMB45 及 Melan A 不同程度阳性;CK(AE1/AE3)、CK7、EMA、PAX8、TFEB、S-100、SOX10、SMA、desmin 均阴性;Ki67增殖指数＜20％.FISH检测:TFE3分离探针显示4例存在明确的TFE3分离信号,1例因信号不典型判读为阴性,经NGS检测证实为RBM10-TFE3基因融合.5例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60个月,患者均存活,4例无瘤生存,1例胸椎转移患者情况稳定且未进展.结论 伴有色素分化的Xp11易位性肿瘤/"伴有黑色素分化的TFE3基因重排的软组织肿瘤"具有独特的形态学特征、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改变,建议作为一种独立的恶性间叶性肿瘤实体进行分类.

目的 探讨成人肝脏胚胎性肉瘤(embryonal sarcoma of the liver,ESL)的临床病理特征、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4例成人ESL的临床影像学资料、组织特征及免疫表型,并进行随访及文献复习.结果 4例ESL患者年龄25～49岁,男女比为3:1;4例均位于肝右叶;CT示巨大类圆形低密度或不规则混杂密度肿块,边界清,其中1例误诊为血管平滑肌脂肪瘤,1例误诊为肝细胞癌,另2例未给出明确诊断.肿物呈实性或囊实性包块,切面鱼肉状,囊内多伴出血、坏死.镜下肿瘤由不规则梭形或星形细胞和疏松黏液样基质构成,散在少量多核巨细胞或瘤巨细胞.瘤细胞核深染,具有高度非典型性及多量核分裂象,特征性表现为可见大小不等的嗜酸性小体,PAS染色阳性.免疫表型:所有病例瘤细胞p53、α1-抗胰蛋白酶(α1-AT)、vimentin等阳性,Ki67增殖指数50％～80％.4例均行手术完整切除,随访4例患者有2例于1年内死亡.结论 ESL是成人罕见的高度恶性肿瘤,临床易误诊,确诊依靠于病理学检查,治疗以手术切除肿瘤为首选,手术前、后联合化疗等综合治疗可提高疗效.

目的 探讨CIC重排肉瘤(CIC-rearranged sarcoma,CRS)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 收集4例CRS,行HE、免疫组化染色及分子检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4例CRS中,男性2例,女性2例,发病年龄20～76岁(平均43.25岁).肿瘤部位分别为左大腿、左颈部、右胸壁和右颅顶,肿瘤最大径3.5～8.8 cm(平均5.83 cm).病理学表现为小圆细胞肿瘤,细胞丰富,排列密集,部分细胞质透明,其中2例细胞呈横纹肌样特征;可见血管外皮瘤样结构.免疫表型:WT-1(4/4)、DUX4(3/4)、CD99(3/4)、CD31(1/3)、FLI-1(2/2)、vimentin(2/2)阳性;INI-1、SMARCA4、H3K27Me3 均无缺失表达,其余抗体均阴性.分子检测:3例FISH检测到CIC基因分离,4例均未检测到EWSR1基因分离.3例行手术切除,例1术后辅助化疗,例2术后行放、化疗和免疫治疗,1例失访.3例获得随访(16～21个月),1例无瘤生存,另2例局部复发.结论 CRS属于较少见的小圆细胞未分化肉瘤,诊断需要结合临床、影像、病理,并加做必要的免疫组化及CIC基因检测后确诊,该肿瘤治疗以手术治疗为主,辅助化疗、放疗,多数预后较差.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腺癌伴肠母细胞分化(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enteroblastic differentiation,LAED)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至2022年搜集的2例LAED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病理形态学、免疫表型特征及基因检测结果等,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者均为中老年男性,且长期吸烟,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水平分别为>20 000 ng/mL、914.17 ng/mL;病灶分别位于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最大径为12.5 cm及4.0 cm.患者的手术切除标本可见,肿瘤切面呈灰白、灰红,为实性,质软,局部易碎.镜下见大部分肿瘤组织呈实性,少部分呈腺管状、乳头状或呈囊腺样生长;肿瘤细胞学的细胞质透亮,富含糖原.免疫组化检测可见,肿瘤组织同时具有胚胎性分化和肠型分化的表型,不表达肝细胞分化标志.分子检测显示,EGFR、ALK/ROS1、RET、KRAS,BRAF、NTRK及MET均未见突变,HER-2未见扩增,EBER阴性.2例患者均诊断为LAED,因形态学及免疫表型有交叉,且均可有AFP水平升高,易被误诊为肺肝样腺癌及其他具有透明胞质的低分化腺癌.1例患者放弃治疗,于诊断2个月后去世;另1例患者接受根治性肺叶切除,术后行辅助化疗及免疫、靶向治疗,治疗后AFP水平降至正常,随访40个月时,患者因发生肿瘤骨、脑转移去世.结论:LAED目前国际上尚未见报道,其诊断及鉴别诊断主要依赖特征性的组织结构及细胞形态,并结合免疫组化标志物及血清AFP水平.本报道拓宽了产AFP的原发肺腺癌的疾病谱,LAED总体上临床进展快,患者预后差.

目的 探讨H3 G34突变型弥漫型半球胶质瘤(H3 G34-mutant diffuse hemisphere glioma,DHG-G34)的临床病理特征,并分析其免疫表型、分子特征和预后.方法 复习3例DHG-G34病例资料,光镜下分析其组织学特点和免疫表型,结合分子改变和随访结果评估该肿瘤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结果 例1、例2位于右侧额叶,例3累及双侧额叶、左侧颞岛叶及基底核区等多个脑叶.术前影像2例额叶病变均显示皮质及交界区囊实性占位,增强扫描囊壁及实性部分强化;例3显示多个脑叶呈不规则异常信号影,强化不明显.显微镜下2例额叶病变均呈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GBM)改变,在GBM背景中可见密集分布未分化小细胞,呈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ur,PNET)改变.例3肿瘤累及多个脑叶,呈2～3级星形细胞瘤形态.免疫组化肿瘤细胞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均阳性,但少突胶质细胞转录因子2(oligodendrocyte transcription factor 2,Olig-2)、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1/2、地中海贫血伴智力低下综合征X连锁(alpha-thalassemia X-linked intellectual,ATRX)、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启动子(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promoter,MGMT)和BRAF V600E均阴性.1例P53呈强阳性,2例P53表达完全缺失(无义突变);2例H3 G34R呈弥漫核强阳性,1例H3 G34V阳性.3例均行病灶切除术,例2术后未辅助放化疗,3个月后肿瘤即复发.例1和例3术后行放化疗,在术后12和17个月出现肿瘤进展.结论 DHG-G34是一种累及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大脑半球的高级别胶质瘤,具有特征性免疫表型和分子改变,患者预后差,但优于IDH野生型GBM和弥漫性中线胶质瘤(H3K27变异型).

目的 探究血清长链非编码RNA a/β水解酶域11反义RNA1(lncRNAs ABHD11-AS1)、微小RNA-1231(miR-1231)表达与胃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及远期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8年7月至2020年7月进行胃癌根治术治疗的147例患者(胃癌组),根据复发转移情况,将患者分为复发转移组48例和未复发转移组99例,根据3年预后情况,分为生存组40例和死亡组107例,选取同期体检的健康人员132例作为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法测定血清 1 ncRNAs ABHD11-AS1、miR-1231 表达水平,采用 Pearson 法分析血清 lncRNAs ABHDl1-AS1、miR-1231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胃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的因素.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胃癌组lncRNAs ABHD11-AS1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5),miR-1231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血清1 ncRNAs ABHD11-AS1和miR-1231表达呈负相关(r=-0.691,P＜0.05).复发转移组肿瘤直径＞5 cm、TNM分期Ⅲ+Ⅳ期、分化程度低分化、浸润深度T3+T4、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比例及lncRNAs ABHD11-AS1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未复发转移组(P＜0.05),miR-1231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未复发转移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肿瘤直径、浸润深度、lncRNAs ABHD11-AS1是胃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miR-1231是保护因素(P＜0.05).死亡组lncRNAs ABHD11-AS1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生存组(P＜0.05),miR-1231水平显著低于生存组(P＜0.05).结论 胃癌患者血清中lncRNAs ABHD11-AS1表达水平升高,miR-1231表达水平降低,与胃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及远期预后密切相关,可能作为胃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及远期预后的标志物.

鼻腔鼻窦肿瘤是一组罕见的异质性恶性肿瘤,占所有头颈部肿瘤的 3％～5％[1],其中鳞状细胞癌约占50％,剩下的 50％包括 30 多种不同的肿瘤实体,其中许多病理类型罕见,给病理诊断带来了一定的挑战[2].

目的:探讨NME3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预后等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胃癌根治术的156例胃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取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标本，部分癌旁组织未符合要求，最终对156例癌组织和139例癌旁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NME3蛋白表达情况，采用H评分系统对NME3蛋白表达水平进行评分，以6分为临界值，区分NME3蛋白高表达（H评分≥6分）和低表达（H评分<6分）。按照癌组织中NME3蛋白高、低表达，将患者分为NME3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分析两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对两组进行总生存（OS）分析，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确定影响胃癌患者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156例患者中位年龄[ M（ Q1， Q3）]为61岁（53岁，68岁），其中男性110例（70.5%），女性46例（29.5%）。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低于癌旁组织[51.9%（81/156）比75.5%（105/1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60， P<0.001）。中-低分化+中分化患者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高于低分化患者[63.3%（50/79）比39.4%（28/71）]，pTNM分期Ⅲ~Ⅳ期高于Ⅰ~Ⅱ期[55.5%（76/137）比26.3%（5/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auran分型肠型、混合型、弥漫型患者中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分别为62.2%（46/74）、52.0%（13/25）、39.3%（22/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69， P=0.035）。NME3高表达组患者OS优于低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男性和女性患者中NME3高表达组患者OS均优于低表达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NME3在癌组织中的表达（高表达比低表达： HR=0.342，95% CI：0.207~0.564， P<0.001）、肿瘤家族史（有比无， HR=2.240，95% CI：1.285~3.907， P=0.004），pN分期（N 2~3期比N 0~1期， HR=2.133，95% CI：1.114~4.083， P=0.022），pM分期（M 1期比M 0期， HR=2.761，95% CI：1.386~5.500， P=0.004），癌胚抗原（CEA）水平（>5 ng/ml比≤5 ng/ml， HR=1.688，95% CI：1.018~2.798， P=0.042），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35 U/ml比≤35 U/ml， HR=2.913，95% CI：1.403~6.047， P=0.004）是胃癌患者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NME3在胃癌组织中低表达，其在分化程度较高、分期晚以及肠型胃癌中具有更高的表达水平，且NME3低表达是胃癌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推测NME3在胃癌中可能发挥肿瘤抑制作用。

目的:观察老年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术后长期生存状况，并分析可能影响患者术后长期生存的因素。方法: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甲乳外科术后完成5年随访的80例老年DTC患者临床资料，统计患者生存情况及生存时间，比较不同基本情况患者病死率的差异，Cox回归分析老年DTC术后5年长期生存状况的危险因素。结果:80例老年DTC患者平均随访时间为(4.53±0.41)年，随访期间病死18例，病死率为22.50%(18/80)，生存率为77.50%(62/80)；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学类型(滤泡状甲状腺癌)、手术方式(单侧腺叶切除术)、未经颈部淋巴结清扫、碘治疗剂量低均是老年DTC患者术后5年长期生存状况的影响因素( OR＝5.888、5.795、6.753、4.923， P＝0.004、0.004、0.002、0.003)。 结论:老年DTC患者5年长期生存状况可能受组织学类型、手术方式、颈部淋巴结清扫、碘治疗剂量的影响，临床应重视上述影响，针对可能的生存风险因素应针对性给出合适的干预方案，可能对改善患者远期生存状况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