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心房内径多参数在中晚孕期心房比例失调胎儿心脏畸形诊断中的价值。方法:选取2022年3月至2022年11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超声科经胎儿超声心动图发现心房比例失调的胎儿39例作为病例组，选取同期孕龄相匹配的正常胎儿250例作为对照组。获取胎儿超声心动图标准四腔心切面，于收缩末期分别测量两组胎儿心房大小参数，包括左心房横径（LAW）、左心房长径（LAL）、左心房面积（LAA）、右心房横径（RAW）、右心房长径（RAL）、右心房面积（RAA），并分别计算RAL/LAL、RAW/LAW、RAA/LAA。分析正常对照组左、右心房大小参数与孕龄的相关性，对比上述各参数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并采用ROC曲线分析RAL/LAL、RAW/LAW、RAA/LAA鉴别胎儿心脏异常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同时，对病例组胎儿进行6个月的随访观察。结果:LAL、LAW、LAA、RAL、RAW、RAA均随孕龄的增长而增大，与孕龄呈正相关关系（r=0.803、0.840、0.885、0.817、0.816、0.897，P均<0.05）。而RAL/LAL、RAW/LAW、RAA/LAA与孕龄无相关性（P均>0.05），RAL/LAL、RAW/LAW、RAA/LAA的正常参考值（95%CI）分别为1.002±0.090（0.991~1.013）、1.096±0.097（1.084~1.108）、1.064±0.092（1.052~1.075）。病例组胎儿的RAL、RAW、RAA、RAL/LAL、RAW/LAW、RAA/LAA明显高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病例组胎儿的LAW、LAA小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两组间LA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AL/LAL、RAW/LAW、RAA/LAA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89、0.977、0.994，分别取1.05、1.30、1.23作为RAL/LAL、RAW/LAW、RAA/LAA的最佳截断值时，诊断胎儿心脏异常的敏感度分别为74.4%、87.2%、97.4%，特异度分别为71.6%、98.8%、96.0%。39例病例组胎儿中12例引产，余27例胎儿出生后超声心动图均提示心脏异常。结论:胎儿心房内径比值RAL/LAL、RAW/LAW、RAA/LAA可定量评估胎儿心房比例失调，为发现胎儿心脏异常提供参考依据，当各比值超过相应截断值时应高度警惕胎儿心脏异常的存在。

目的:探讨“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在基层单位对新生儿复杂型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筛查的可行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2015年11月至2019年12月在河北省黄骅开发区博爱医院、丰宁县中医院、唐县妇幼保健院和容城县妇幼保健院4个试点单位共71 580例新生儿采用“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进行CHD筛查。同时收集未开展“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2012年6月至2014年6月）在上述单位超声检查后转诊至河北省儿童医院CHD筛查诊治中心（简称本中心）并得到手术证实的CHD患儿262例（其中复杂型CHD 39例），以本中心结果为金标准，计算新生儿复杂型CHD筛查的灵敏度、特异度、诊断符合率。采用 χ2检验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分析法对“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开展前、后新生儿复杂型CHD筛查的灵敏度进行比较分析；采用 χ2检验对培训后试点单位与本中心复杂型CHD诊断结果，以及各试点研究单位间复杂型CHD筛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共检出CHD 553例（占筛查总例数的0.77%），包括66例复杂型CHD和487例简单型CHD。经本中心明确诊断发现，复杂型CHD假阴性3例（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漏诊1例，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漏诊1例，双主动脉弓左主动脉弓左锁骨下动脉远端闭锁漏诊1例），复杂型CHD假阳性1例（主-肺动脉间隔假性回声失落误诊为主-肺动脉间隔缺损1例），复杂型CHD类型误诊5例（肺静脉共同腔闭锁误诊为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1例，永存第五主动脉弓狭窄误诊为主动脉缩窄1例，肺动脉吊带误诊为左肺动脉缺如1例，主动脉重度缩窄误诊为主动脉弓离断1例，主动脉峡部闭锁误诊为主动脉缩窄1例）。最终确诊的复杂型CHD 68例（占CHD总数的12.3%），筛查总体灵敏度、特异度、诊断符合率分别为95.6%（65/68）、99.8%（484/485）和86.8%（59/68），ROC曲线下面积为0.98，“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开展前复杂型CHD常规筛查诊断方法的筛查灵敏度、特异度、诊断符合率分别为69.2%（27/39）、95.5%（213/223）和61.5%（24/39），ROC曲线下面积为0.82。“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开展后，复杂型CHD筛查灵敏度较前明显提高（ χ 2=14.28， P<0.05）。“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筛查结果与本中心以及各试点单位间复杂型CHD筛查灵敏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适用于基层单位开展新生儿复杂型CHD超声筛查工作；对于某些特殊类型的CHD，基层单位超声诊断水平有待提高，建议到诊治中心进一步确诊。

三尖瓣反流(tricuspid regurgitation，TR)介入治疗是目前心血管介入治疗研究领域热点之一。每一种TR介入器械的术中超声心动图监测均具有其独特的影像学特点。K-Clip?经导管三尖瓣瓣环成形系统为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采用瓣环成形原理的TR介入系统，亦为国际上首个采用夹合方式达到环缩目的的经导管瓣环成形系统。但目前国内尚缺乏针对经导管三尖瓣瓣环成形术的超声心动图术中监测流程的报道。笔者基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实施K-Clip?植入的自主经验，总结了其术中监测的二维、三维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标准切面和操作技巧，旨在与国内同行分享该系统成功植入的经验，也为国内未来经导管三尖瓣瓣环成形器械的术中超声监测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超声心动图在婴幼儿右位动脉导管未闭中的筛查诊断方法及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收集2014年4月至2022年5月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就诊的超声诊断为右位动脉导管开放且经产前超声、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心血管造影和(或)手术确诊的31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总结右位动脉导管与主动脉弓异常及合并心脏复杂畸形的关联性及超声筛查诊断方法与价值。结果:在31例患儿中，超声诊断正确30例，误诊1例(实际为主动脉左弓右降，左右肺动脉交叉变异，动脉导管向右偏移)。诊断正确的患儿中27例(包括24例右位主动脉弓和3例左位主动脉弓)胸骨旁心底大动脉短轴切面二维与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结合可显示动脉导管开放，其肺动脉端开口位于右肺动脉近端；其余3例右位主动脉弓病例均为单心室伴大动脉转位，因大动脉呈平行关系，无法取得标准胸骨旁大动脉短轴切面，右位导管在胸骨旁高位切面被发现。27例右位主动脉弓伴右位动脉导管病例主动脉弓胸骨旁高位切面均可显示：动脉导管一端连于右位主动脉弓峡部，一端连于右肺动脉；3例左位主动脉弓胸骨旁高位切面均显示：动脉导管一端连于右锁骨下动脉，一端连于右肺动脉。27例右位主动脉弓中，伴镜像分支16例，其中9例伴心脏复杂畸形；伴左锁骨下动脉迷走10例，其中1例伴心脏复杂畸形；伴孤立左锁骨下动脉1例，不伴心脏复杂畸形。左位主动脉弓3例均为孤立性右锁骨下动脉，且均不伴心脏复杂畸形。30例右位动脉导管临床结局：因动脉导管粗大或伴心脏其他畸形临床行动脉导管结扎术14例；其余16例半年以上随访自愈4例，小型动脉导管持续存在9例，失访3例。结论:右位动脉导管多与右位主动脉弓相关，伴镜像分支者易伴心脏复杂畸形；左位主动脉弓者右位动脉导管则易伴孤立性右锁骨下动脉。超声在右位动脉导管的筛查及诊断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早孕期超声筛查及诊断胎儿腭裂的可行性，分析总结二维及三维超声对正常胎儿和腭裂胎儿腭的成像技术和图像特征。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接受孕早期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NT)检查的胎儿10 519例，将胎儿NT测量标准切面上的腭线作为筛查标记，常规进行观察。对腭线异常胎儿，增加二维超声冠状面的鼻后三角和轴平面的上颌牙槽突弓作为诊断切面，并采集三维容积数据以及面部三维多模式成像进行离线分析，确定或排除胎儿严重腭裂畸形。对纳入本研究的所有病例，在早孕期引产后或中孕期进行结构畸形筛查以及产后(或引产后)评估。结果:在10 519例胎儿中，10 204例(97.01%)成功获取标准NT平面并观察到腭线，其中腭线正常10 169例。35例腭线异常胎儿中13例通过增加二维超声切面和三维容积离线分析确诊为唇腭裂，并经引产证实：包括单侧唇腭裂7例，双侧唇腭裂3例，正中唇腭裂2例，不规则唇腭裂1例。无假阳性结果报告。22例经增加二维超声切面和三维容积离线分析后排除唇腭裂。全部胎儿均经中孕筛查和(或)生后追踪证实。漏诊单纯继发腭裂1例。结论:腭线是早孕期胎儿腭裂的良好筛查指标。对腭线异常胎儿，增加鼻后三角和上颌牙槽突弓轴平面，并采集三维容积数据进行离线分析，可确定或排除有无严重腭裂畸形。本研究对胎儿严重类型唇腭裂畸形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产前遗传咨询以及出生缺陷防控有重大意义。

目的:探讨剪切波弹性成像(SWE)评估不同大小人源性裸鼠三阴性乳腺癌弹性特征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选择人乳腺癌MDA-MB-231细胞株，采用细胞悬液注射法对30只雌性BALB/c裸鼠建立人源性三阴性乳腺癌模型，其中27只裸鼠成瘤。选择其中行超声和SWE检查的21只裸鼠21个瘤体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移植瘤大小分为三组，即A组(≤5 mm)、B组(>5，≤10 mm)、C组(>10，≤15 mm)。超声测量移植瘤最大径并选择其最大切面行SWE，获得移植瘤的弹性参数，即最大弹性值(Emax)、平均弹性值(Emean)、弹性值标准差(Esd)。对照病理结果，分析移植瘤的Ki67与弹性参数的关系。结果:随着移植瘤增大，Emax、Esd、Ki67增加(均 P<0.05)。病灶最大径、Emax、Esd、Ki67在B组( P<0.001， P＝0.006， P＝0.002， P＝0.026)和C组( P<0.001， P<0.001， P<0.001， P＝0.028)显著大于A组，余参数在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移植瘤大小与Emax( rs＝0.673， P＝0.001)、Esd( rs＝0.661， P＝0.001)、Ki67( rs＝0.509， P＝0.018)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SWE的Emax和Esd可反映三阴性乳腺癌病灶生长过程中的硬度变化和生物学行为。

目的:探讨超声三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3D-SWE)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价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经活检穿刺证实为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43例，共43个病灶。在每个化疗周期前均行常规超声检查，在三维弹性和灰阶模式下选取感兴趣区后，自动生成肿块的横切面、纵切面和冠状面的剪切波等相关数据。以手术组织病理学结果为金标准，分为病理完全缓解组(pCR)和非pCR组。测量并比较两组患者新辅助化疗各周期病灶最大弹性硬度值(Emax)及其降低程度(ΔEmax)。采用灵敏度、特异度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的曲线下面积等指标评价3D-SWE技术预测新辅助化疗疗效的准确性。结果:pCR组18例，非pCR组25例，pCR组和非pCR组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新辅助化疗前比较，化疗期间pCR组和非pCR组的Emax值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且pCR组患者在化疗前和每个化疗周期后的Emax值均小于非pCR组(均 P<0.05)。新辅助化疗1个周期后，当取Emax≤118 kPa为截断值时，预测pCR的特异度为72.0%，灵敏度为83.3%，曲线下面积为0.838(95% CI为0.680～0.930)；2个周期后，当取Emax≤87 kPa为截断值时，预测pCR的特异度为76.0%，灵敏度为83.3%，曲线下面积为0.863(95% CI为0.720～0.940)；3个周期后，当取Emax≤57 kPa为截断值时，预测pCR的特异度为88.0%，灵敏度为77.8%，曲线下面积为0.893(95% CI为0.760～0.970)；4个周期后，当取Emax≤30 kPa为截断值时，预测pCR的特异度为92.5%，灵敏度为88.9%，曲线下面积为0.960(95% CI为0.850～0.990)。新辅助化疗1个周期后，ΔEmax以16.8%为截断值时，预测pCR的灵敏度为88.0%，特异度为60.0%，曲线下面积为0.719(95% CI为0.620～0.890)；2个周期后，ΔEmax以34.9%为截断值时，预测pCR的灵敏度为55.5%，特异度为80.0%，曲线下面积为0.712(95% CI为0.550～0.840)；3个周期后，ΔEmax以55.2%为截断值时，预测pCR的灵敏度为67.4%，特异度为81.2%，曲线下面积为0.779(95% CI为0.680～0.930)；4个周期后，ΔEmax以75.1%为截断值时，预测pCR的灵敏度为72.3%，特异度为92.0%，曲线下面积为0.831(95% CI为0.690～0.930)。 结论:3D-SWE技术测量乳腺癌病灶的Emax值和ΔEmax在评价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的疗效方面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索定向排列的三维多孔网状（A型）结构和蜂窝煤状垂直贯穿的三维多孔网状（B型）结构对人工真皮血管化速率的影响。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本研究中的人工真皮为硅胶层和支架层双层结构，根据支架层结构不同，分为含A型结构和B型结构的人工真皮（以下分别简称A型真皮、B型真皮），其中的A型结构和B型结构分别采用梯度冷冻干燥技术和物理制孔技术制得。采用扫描电镜观测2种真皮支架的微观形貌。采用比重瓶法测定2种真皮支架的孔隙率。参照国家医药行业标准中的方法，于降解4、8、13、24 h测定2种真皮降解液及残留物中羟脯氨酸的含量，反映2种真皮降解率。取L929细胞，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型真皮组、B型真皮组、阴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加入含体积分数5%二甲基亚砜的MEM培养基，阴性对照组加入高密度聚乙烯浸提液，其余2组加入相应的浸提液培养24 h，采用噻唑蓝试剂测定细胞增殖率，并对细胞毒性进行定级。取L929细胞和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接种于预先置有2种真皮的孔板。接种后1、4、7、14 d，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L929细胞在2种真皮支架表面的黏附生长状况。接种后7 d，采用免疫荧光法和苏木精-伊红（HE）染色法检测前述2种细胞长入2种真皮支架的情况。在3只6个月龄雄性巴马小型猪背部两侧各制作3个5.0 cm×5.0 cm的全层皮肤缺损创面，6列创面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型真皮两步法组、B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支架一步法组。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真皮两步法组的创面分别先行A型真皮或B型真皮移植后，再行自体刃厚皮片的移植，B型支架一步法组的创面行B型真皮（揭除硅胶层）+自体刃厚皮片一步法移植。大体观察Ⅱ期术后7 d 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真皮两步法组及Ⅰ期术后14 d B型支架一步法组的猪背创面出血、渗液和感染情况。同时，采用透明胶片网格法测定自体皮移植面积并计算其存活率。Ⅰ期术后4、7、14 d，HE染色法检测3组猪背创面中支架的炎症细胞、成纤维细胞（Fb）和毛细血管浸润情况。Ⅰ期术后7 d，免疫组织化学法进一步检测3组猪背创面中支架的血管化情况。Ⅰ期术后28 d、3个月，HE染色法检测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支架一步法组猪背创面中支架的降解情况。对数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Bonferroni校正。 结果:A型真皮支架表面均匀分布着大量圆形和椭圆形的微孔，纵切面可观察到柱状孔壁大体呈平行定向排列；B型真皮支架表面的蜂窝煤状贯穿大孔呈矩阵有序排列，纵切面蜂窝煤状贯穿孔的孔壁由微孔相互连通成网络结构。A型真皮支架的孔隙率为（93.2±0.7）%，与B型的（95.9±1.0）%相近（ t=4.653， P>0.05）。A型真皮在4、8、13、24 h的降解率与B型真皮对应时间点的降解率相近（ t=0.232、0.856、0.258、7.716， P>0.05）。培养24 h，A型真皮组、B型真皮组、阴性对照组L929细胞的增殖率显著高于阳性对照组（ t=2 393.460、2 538.270、1 077.770， P<0.01）；阳性对照组细胞毒性评级为4级，其余3组为0级。接种后1、4、7、14 d，L929细胞和HUVEC在2种真皮支架中均呈时间依赖性增殖；且2种细胞在B型真皮上的黏附生长、增殖速率高于A型真皮。接种后7 d，L929细胞和HUVEC均已长满B型真皮支架层且至硅胶层一侧；而前述2种细胞向A型真皮内部迁移速度较慢，硅胶层一侧仅见少量细胞。Ⅱ期术后7 d 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真皮两步法组及Ⅰ期术后14 d B型支架一步法组创面均未出现出血、渗液、感染等情况；3组各6个创面的自体皮植皮存活率均为100%。Ⅰ期术后4、7、14 d，炎症细胞、Fb、毛细血管等逐渐向创面的支架层浸润，且细胞浸润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B型支架一步法组、B型真皮两步法组、A型真皮两步法组。Ⅰ期术后7 d 3组创面中支架的血管化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B型支架一步法组、B型真皮两步法组、A型真皮两步法组。B型支架一步法组猪背创面中的支架在术后28 d逐渐溃散，术后3个月完全降解；A型真皮两步法组猪背创面中的支架降解情况与前述相似。 结论:与A型结构相比，B型结构可加速人工真皮支架血管化进程，利于联合自体刃厚皮一步法移植修复猪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一步法移植的效果与分次移植人工真皮与自体刃厚皮的两步法一致，可为创面治疗提供更优选择。

目的:建立正常胎儿大脑中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MCA-PSV)的Z-评分范围。方法:对2017年5月至2019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865例孕10～40周正常胎儿进行产前超声检查，在标准切面测量MCA-PSV作为因变量，以胎体大小参数孕周(GA)、双顶径(BPD)、股骨(FL)作为自变量，计算MCA-PSV均数和标准差的最佳拟合方程。另选取62例可能引起胎儿MCA-PSV增高的病例(包括宫内生长受限、重度子痫前期、宫内感染、重型α-地中海贫血和轻、中型α-地中海贫血)作为病例组，再应用已建立的Z-评分标准对这组胎儿进行评估。结果:①胎儿MCA-PSV与胎体大小参数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r＝0.935～0.939， P<0.001)。②MCA-PSV均数相对胎体大小参数的最佳拟合方程为二次或三次方程，而标准差的最佳拟合方程均为线性。③病例组中宫内生长受限、重度子痫前期、宫内感染和重型α-地中海贫血相应的Z-评分均有不同程度增高，尤其以重型α-地贫胎儿最为显著(17/20，85%)。 结论:MCA-PSV Z-评分方法直观、简便，可以作为一项评估胎儿疾病尤其是预测重型α-地中海贫血的重要指标。

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推广以来，为了提高住培医师的综合水平，全国各大住培基地建立了多种培训及考核体系。2018年，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超声诊断科构建了超声质量控制系统。该系统针对超声住培医师上机操作过程中的仪器参数、标准切面、报告书写等方面进行质量控制，将超声住培医师上机过程中的实时质控与上机结束后的阶段性回顾相结合，力求快速有效地提高住培医师的上机操作能力。本文阐述了超声质量控制系统在超声住培医师教学中的应用，总结分析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超声诊断科2018年和2019年住培医师考核结果，为提高超声住培医师培训过程中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同质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