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为科研单位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管理办法来优化服务，做好风险防控，同时起到为科研人员"松绑"的作用。方法:本文以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为例，结合科研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针对制度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风险点，在建立健全劳务费管理办法、劳务派遣模式的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目录化试剂耗材采购管理模式、出入库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探讨，针对制度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上级政策模糊地带，提出具体的解决建议。结果:本文通过分析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结合实际提出具体解决措施，建议以"制度化"取代"惯性化"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完善劳务费管理办法，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基础上更加细化发放范围，明确不同类别人员的发放资格，根据当地年鉴制定出更加适当的发放标准；探索基础劳务派遣模式的科研财务助理制度，以期弥补财务助理工资低、聘期短、工作不稳定的缺点；建立目录化的试剂耗材采购管理模式及出入库制度，建议借助信息化管理措施，以实现对采购、使用各个环节的可视化管理。结论: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可以激发科研活力，而且能够加快科研学术诚信建设。

医养结合是整合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使各地积极探索医养结合。作者参考爱德华政策执行模型中交流与沟通、政策资源、政策执行者偏好和组织结构4个要素，对医养结合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模糊的政策执行标准，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政策资源的不足，地方政府、综合性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等政策执行者偏好的差异以及政策管理机构的权责分散，制约了医养结合政策的执行。目前医养结合政策仍处在探索尝试阶段，政府应继续对政策进行细化和修正，保障医养结合政策的顺利推进和长效实施。

紧密型医联体是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但实践表明，紧密型医联体的建设难度较高且发展可持续性较差。因此，作者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政策执行主体、政策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4个维度，对紧密型医联体政策在推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医联体自身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配套政策的模糊性极大阻碍了政策的有效落地；而执行主体间协同度较差、从业人员结构性供给不足与总量供给不足并存、经济激励不完善、非经济激励缺失等，已经成为紧密型医联体难以推广的主要症结；对政策目标群体的服务不足、目标群体对紧密型医联体的参与度不够，也是其推广过程中不能忽视的问题；此外，居民就医习惯、镇区发展差异、宏观健康环境以及机构竞争意识等，是紧密型医联体政策能否有效运行所不能忽略的因素。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提出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利益相关各方应积极调整激励机制，注重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创新服务模式，主动激发医联体内生动力。

健康产业蓬勃发展，而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仍然存在较大缺口。本文主要阐述我国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教育现况，剖析了该专业教育现存问题，包括支持性环境缺乏、人才培养滞后、专业定位模糊和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足等，并提出增强宏观政策支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强化实践教学等对策建议。

背景 北京市健康社会工作在政策和实践层面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生以来,迫切需要一个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健康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和评估指标体系.目的 从跨学科合作的角度构建机构层面与地方层面的健康社会工作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方法 于 2022 年 8-11 月,在北京市T医院及其周边社区,通过滚雪球抽样法抽取 21 名跨学科团队成员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对健康社工团队进行焦点访谈,基于冰山模型制定访谈提纲,运用主题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提取胜任力特征和构建T医院健康社工胜任力指标体系;于 2022 年 11-12 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邀请 10 名实务界专家,运用模糊德尔菲法确定专家共识版的指标体系.结果(1)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构建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97个三级指标的T医院健康社会工作者胜任力指标体系.(2)共计实施 2 轮模糊德尔菲专家咨询,专家积极系数为 100%,采用门槛值S1=8.30 和S2=7.00 分别形成专家共识版北京市和T医院的健康社会工作者胜任力指标体系.结论 本研究初步形成了从社会工作、医学、护理、社区治理等跨学科视角,并经过实务界专家筛选的北京市健康社会工作者胜任力指标体系,包括 4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和 73个三级指标,为健康社会工作者岗位设置、专业培训与督导、继续教育和评价标准提供了基础支撑.

目的:实证分析医保经办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多元驱动路径,以期为医保经办提质增效提供有益参考.方法:基于TOE理论构建医保经办服务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 22 个 2022-2023年全国医保经办服务与数字化相关的典型案例作为分析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选取6 个条件变量分析其对医保经办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单个条件变量不构成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条件组合后发现4 个可以促进数字化转型的组态,基于研究结果归纳出政策支持—技术驱动型(R1+R3)、资源禀赋—系统协同型(R2)、资源有限—开拓发展型(R4)三种可行路径.结论:医保经办服务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具有异质性,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联动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转型路径.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互联网医院不同类型用户需求的条件组合路径,以提高其服务利用率.方法:采用安德森模型研究框架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构建包括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在内的因果链条.结果:研究从用户角度出发,针对预诊、问诊和复诊三个服务阶段提出了六种基于用户特征的条件组合路径,全方位考察了经济性、专业性和指导性等因素,分析不同年龄和疾病群组的需求.研究发现,互联网医院在不同服务阶段、不同条件组合路径下的用户需求在考察因素中存在显著差异.结论和建议:互联网医院应根据"低年龄组+预诊""低年龄组+问诊体验"和"高年龄组+复诊"等不同路径所代表的用户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以满足多样化的用户需求.同时,建议建立覆盖全链条的互联网诊疗服务,完善监管和政策框架,以提升互联网医院服务利用率.

目的:了解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实施效果,发掘政策利益相关者所关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评价模型;数据由发放至利益相关者的调查问卷获取,同时运用Excel 2013、SPSS 17.0等软件对收回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等统计分析.结果:发放510份问卷,收回501份,回收率98％;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总得分为76.6860,处于较好水平,其中医保影响和医疗影响分别得分为82.9980与80.9980,均处于非常好水平;而可及性与医药影响得分分别为78.1940与69.0880,均属于较好水平.结论: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设计初衷及目的基本实现,政策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总体呈现优良,但是医务人员对药品质量疗效的认可度不高,可负担与可获得性仍需要进一步提高.建议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和扩大药品知识普及范围,减少患者受不良信息误导购药情况的发生,同时药品的供应需要全行业协作保障,卫生行政部门、医药企业和医院应充分利用角色优势,并通力合作,努力保障药品供应.

目的: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模糊性日益成为公共政策的显要属性.缘于模糊性,政策执行过程往往伴随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而学界对该转换过程和机制缺乏足够探讨.方法:本研究基于修正的模糊—冲突模型和多源流模型,构建了一个解释模糊性政策执行模式动态转换的分析框架,并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政策为例对模式转换逻辑进行了阐释.结果:同一项模糊性政策在执行中会经历从试验性执行到象征性执行,再到政治性执行,最终进入常态化行政性执行的动态转换过程.促使执行模式转换的原因与对应阶段的主导动力源流密不可分.结论与建议:细化的执行手段、清晰的权责关系、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充足的执行资源及数字化技术都有助于降低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提升政策执行效果.

探明不同利益主体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价值认知,对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建立的CES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073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探明居民、管理人员、游客等多元核心利益主体对CES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与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国家公园CES重要性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居民和管理人员都对生态改善服务的价值认知最高,具有一定趋同性;而游客则对保健服务认知程度最高(2.44),这与其旅行目的相关.居民、管理人员与游客认知程度最低的CES分别是系统治理(1.89)、民俗文化普及(2.12)、精神崇拜(1.86)服务.(2)在重要性方面,3类主体均认为人文关怀服务＞自然体验服务＞社会服务,在具体指标层面,居民最看重民俗文化普及服务(0.1355)、管理人员和游客最看重精神崇拜服务.(3)3类主体对CES认知评价排序为管理人员(4.24)＞游客(4.11)＞居民(3.99),管理人员与居民分别作为重要的政策制定执行者与利益获得者,体现了不同政策参与主体利益需求对CES认知评价的驱动作用.(4)CES认知的权衡关系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居民与游客的CES认知为协同关系.协同性最强的CES是管理人员对于生态改善和艺术灵感服务的认知、权衡性最强的是荒野保护与科普教育服务之间的认知.CES认知与不同主体的内在利益需求和自身认知难易程度有关,研究结果将为国家公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