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老年住院患者及家属对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问卷的形式调查197例住院患者及248例患者家属，分析患者和家属对于衰弱状态下进行营养支持、终末期进行高级生命支持态度的差异以及制定生前预嘱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与住院患者相比，家属听说过ACP/预设医疗指示(ADs)的比例[58.9%(146/248)和41.6%(82/197)， χ2＝13.070， P＝0.000]、谈论过死亡话题的比例[89.9%(223/248)和55.3%(109/197)， χ2＝69.334， P＝0.000]、会考虑制定生前预嘱的比例[88.7%(220/248)和46.7%(92/197)， χ2＝92.461， P＝0.000]、愿意了解自己真实病情的比例[97.2%(241/248)和89.8%(177/197)， χ2＝10.349， P＝0.001]均显著升高。对于留置鼻胃管、进行胃肠造瘘、留置深静脉导管的态度，家属对于老年人的选择相对于患者本人更加积极( χ2＝42.996、11.446、27.704， P＝0.000、0.003、0.000)，对于终末期高级生命支持的方式(有创呼吸支持、心脏按压及电除颤、肾脏替代)，患者本人及家属对于老年人态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69、1.866、4.337， P＝0.752、0.393、0.114)，但均提示不同意的比例更高。与患者制定生前预嘱意愿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对ACP/ADs的知晓( OR＝0.187，95% CI：0.096～0.366， P＝0.000)以及曾经与家人谈论过死亡话题( OR＝0.450，95% CI：0.231～0.878， P＝0.019)。 结论:我国老年住院患者中愿意制定生前预嘱的比例偏低，与此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对生前预嘱的知晓以及曾经与家人谈论过死亡话题，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生前预嘱的推广和教育。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为母婴的安全与健康保驾护航，是一代代围产医护工作者终生奋斗的目标。然而在两个世纪以前，西方医学界对于新生儿健康的观念和认知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尤其在早产儿救护方面始终秉持着冷漠的态度，就连“早产儿”这个术语也是直到1870年才出现的 ［1］。与今天的概念不同，当时的“早产儿”指“体弱者”，是早产和足月出生但体征虚弱的新生儿的统称 ［2］。

目的:分析山东省多中心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中超早产儿（extremely premature infant, EPI）和/或超低出生体重儿（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 ELBWI）的死亡原因和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采取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山东省22家NICU 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胎龄<28周的EPI和/或出生体重<1 000 g的ELBWI的活产婴儿围产期资料、临床救治情况和结局。根据出院时或纠正胎龄40周（放弃治疗和转院者）的存活状况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死亡患儿实际接受的救治措施和家属的救治态度，进一步分为救治无效死亡组和放弃治疗死亡组。并对救治无效死亡组患儿进行根本死亡原因分析，并与存活组比较，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EPI和/或ELBWI早期存活率的危险因素；对放弃治疗死亡组婴儿，调查其主要放弃原因。结果:研究期间有379例EPI和/或ELBWI，排除信息不完整8例，最终纳入371例进行分析。其中符合EPI诊断245例（66.0%），符合ELBWI诊断256例（69.0%），两者均符合130例（35.0%）。371例中存活226例（60.9%），死亡145例（39.1%），其中救治无效死亡75例（占死亡51.7%）、放弃治疗死亡70例（占死亡48.3%）。救治无效死亡的前3位根本死亡原因为败血症（22例，29.3%）、呼吸窘迫综合征（11例，14.7%）、重度窒息（11例，14.7%）。低胎龄（ OR=0.745，95% CI：0.595~0.934）、低出生体重（ OR=0.997，95% CI：0.995~0.999）、早发型败血症（ OR=2.323，95% CI：1.180~4.573）、入院体温< 35.5 ℃（ OR=2.101，95% CI：1.106~3.989）、新生儿窒息（ OR=1.992，95% CI：1.048~3.788）、新生儿肺出血（ OR=2.247，95% CI：1.003~5.033）为影响EPI和/或ELBWI早期存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产前激素≥1次可以降低EPI和/或ELBWI的死亡风险（ OR=0.487，95% CI：0.238~0.998）。70例放弃治疗死亡病例中，主因担心预后放弃治疗48例（68.6%），经济原因11例（15.7%），既因经济原因又担心预后9例（12.9%），严重先天畸形2例（2.9%）。 结论:宫内感染、新生儿窒息和入院低体温等是EPI和/或ELBWI救治无效死亡的主要因素；放弃治疗死亡与救治无效死亡占死亡构成比基本相等，救治信心不足、顾虑后遗症是家长决定放弃治疗的主要原因。

目的:调查上海市医务人员对安宁疗护的态度状况，并分析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于2019年11—12月，选择上海市16个区223家注册临终关怀科或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机构，抽取共7 074名医务人员进行安宁疗护的态度状况问卷调查，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回收有效问卷7 027份，有效回收率为99.3%。医务人员对安宁疗护态度的总体得分为（91.9±11.6）分，条目均分为（3.7±0.5）分，平均得分率为73.50%；“对于安宁疗护提升生命质量方面的益处”维度得分率最高（87.08%），“面对疾病晚期情况不断恶化的患者”维度得分率最低（60.88%）。医生（ B=-1.207）、护士（ B=-0.912）、未亲眼目睹过临终患者死亡过程（ B=-1.417）、未参与过安宁疗护服务（ B=-1.203）以及不愿意从事安宁疗护服务（ B=-7.849）的医务人员的态度得分较低（均 P<0.05）。 结论:医务人员对安宁疗护态度总体较为积极，但主动从事安宁疗护服务的积极性不高，应针对性开展医务人员相关专业知识培训，综合提升医务人员安宁疗护态度及从业积极性。

目的:调查医学生对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的认知、态度、行为意向现状并进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2019年4—5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广东省3所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实习的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自行设计的医学生ACP知信行问卷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76份，回收有效问卷274份，有效回收率为99.3%。结果:医学生ACP认知调查问卷的平均正确率为48.75%；ACP态度调查问卷的条目均分为（4.00±0.53）分；医学生ACP行为意向调查问卷的条目均分为（3.94±0.59）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所学专业的态度、有无社会兼职经历、是否听说过ACP以及是否接受过ACP的培训或课程是医学生ACP认知的影响因素（ P<0.05）；是否进入临床实习和是否有过患者死亡的救治经历是医学生ACP态度的影响因素（ P<0.05）；对所学专业态度、是否有过患者死亡的救治经历是医学生ACP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医学生对ACP有一定的接受度，但对ACP的知晓率普遍较低。应考虑完善相关教育方法和内容，为医学生在未来临床工作中做好角色适应，提升医学生的人文关怀素养以及ACP在临床中的推广做准备。

目的:探讨死亡教育对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属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癌症晚期患者90例及患者家属90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和护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组患者及其家属还进行死亡教育护理，评估患者教育前后的心理状况和对死亡的态度，对比教育前后两组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情况。结果:教育前两组患者有关死亡的不良认识和行为、健康调查简表(SF-36)中8项生活质量评分、简明心境量表(POMS)评分、两组患者家属的社会功能、物质功能、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等4项生活质量评分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在教育后的有关死亡观和价值观的不良认知和行为、健康调查简表(SF-36)中8项生活质量评分、简明心境量表(POMS)评分、两组患者家属的社会功能、物质功能、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等4项生活质量评分均有所改善，且研究组患者在死亡教育后的上述评分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晚期癌症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对患者及家属同时开展死亡教育，有助于帮助患者度过死亡期，改善生存质量，同时也可降低家属的悲伤程度，提高其生活质量。

本研究采用便利取样法选取德胜社区120名老年人，按照“四阶梯”死亡教育模式，分批次开展系列死亡教育宣讲活动，统计入选对象活动参与度与满意度，运用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评估教育前后死亡态度变化，运用死亡处理态度量表评估教育前及教育1年后死亡应对能力变化。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对该活动参与度为100%，满意度为98.3%。接受教育1年后，社区老年人总体和养老院老年人死亡态度在死亡恐惧和死亡逃避2个维度得分较教育前显著降低；居民区老年人在趋近接受死亡维度得分较教育前显著升高。教育1年后社区老年人死亡应对能力及其中的生命省察能力和濒死处理能力较教育前显著提升。研究提示，普及性递进式“四阶梯”死亡教育有利于社区老年人死亡态度向积极方向转变并提升死亡应对能力；建议社区层面及时为社会民众特别是老年人进行死亡教育补课。

目的:探讨基于患者需求的层级护理模式对肿瘤患者临终期生命态度、生命质量及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10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的晚期肿瘤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0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采用基于患者需求的层级护理模式。通过生命态度自制调查问卷、生命质量评定量表(QLQ)及HAD评分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命态度、生命质量及心理状态。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求意义的意志、存在盈实、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难接纳、死亡接纳6项的评分及生命质量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前，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及HAD分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HAD总分、焦虑及抑郁分数均降低，且观察组患者降低的更为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采用基于患者需求的层级护理模式对临终期肿瘤患者进行护理，能够明显减少患者对死亡的恐惧和逃避，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减少患者的负面情绪。

目的:调查护生实习前的死亡态度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护理教育者制定死亡教育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2019年5—6月，选取安徽省8所医学院校护理专业在读学生225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DAP-R）对其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死亡态度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225名护生实习前DAP-R总分为（88.03±14.81）分，5个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自然接受、死亡逃避、死亡恐惧、趋近接受、逃离接受。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学历、在家中讨论死亡时的气氛、是否接受过死亡教育的护生死亡态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2.528、5.130、2.684； 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学历、在家庭中讨论死亡时的气氛、是否接受过死亡教育是护生实习前死亡态度的影响因素（ P<0.05），能解释总变异的7.8%。 结论:安徽省8家医学院校的护生实习前死亡态度处于中等水平。教育者应根据死亡态度情况制定死亡教育课程，并根据其影响因素开展多种形式的死亡教育，培养护生正确的生死观。

超早产儿器官发育极不成熟，出生后容易发生各种合并症，死亡率和致残率较高。超早产儿的近、远期预后与早期处置关系密切，产科和儿科的深度协作是提高超早产儿生存质量的关键。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国内围产协作仍有进步空间。本文就国内围产协作领域对超早产儿救治的态度、产前预防用药、宫内转运、产房保暖、产房呼吸管理、母乳喂养、家庭参与式护理、脐带血干细胞治疗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求进一步系统推进相关领域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