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探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治疗有临床症状的结肠巨大脂肪瘤（≥5 cm）的疗效和安全性。2018年12月—2021年12月，上海市东方医院消化内镜科收治巨大结肠脂肪瘤患者8例，患者均成功行ESD完整切除，完整切除率100%，切除病变长径5.5~9.0 cm，平均6.0 cm。ESD操作耗时25~80 min，平均41 min。术中极少量出血均通过热活检钳电凝止血成功，2例术中发生小穿孔，均成功缝合。患者术后无腹痛、发热，亦无迟发性出血或迟发性穿孔；住院时间3~5 d，平均3 d；随访8~36个月，无一例病灶残留或复发。可见，ESD治疗结肠巨大脂肪瘤安全有效，可避免行外科手术切除。

评估SOLO1试验中根据预选的基线因素分成若干亚组晚期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输卵管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亚组包括肿瘤细胞减灭术类型(初始或间歇性)、手术后疾病状态(有残留或无肉眼残留病灶)、铂类化疗后的临床缓解(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以及BRCA突变状态(BRCA1或BRCA2)。此研究对接受初始细胞减灭术且无肉眼残留病灶的Ⅲ期患者进行PFS评估。与使用安慰剂患者相比，使用奥拉帕利治疗患者的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较低。接受初始肿瘤细胞减灭术的患者，该风险降低了69%( HR＝0.31，95% CI为0.21~0.46)，接受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患者降低了63%( HR＝0.37，95% CI为0.24~0.58)；术后有残留病灶的患者降低了56%( HR＝0.44，95% CI为0.25~0.77)，术后无残留病灶患者降低了67%( HR＝0.33，95% CI为0.23~0.46)；化疗后获得完全缓解患者降低了66%( HR＝0.34，95% CI为0.24~0.47)，而获得部分缓解患者降低了69%( HR＝0.31，95% CI为0.18~0.52)；BRCA1突变患者降低了59%( HR＝0.41，95% CI为0.30~0.56)，BRCA2突变患者降低了80%( HR＝0.20，95% CI为0.10~0.37)。此研究还分析了基线时有影像学病变证据患者的疗效。不论基线时的手术结局、化疗缓解状况及BRCA突变类型如何，新诊断晚期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输卵管癌患者均可通过奥拉帕利维持治疗获益。

目的:探讨 90Sr- 90Y β射线小剂量敷贴治疗与噻吗洛尔局部外用及其联合应用治疗浅表型婴幼儿血管瘤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前瞻性纳入2013年5月14日至2017年4月11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的400例浅表型血管瘤患儿[男126例，女274例，5.3(3.9，7.1)月龄]。按1∶1∶1∶1比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分别采用噻吗洛尔局部外用(A组，对照组)、 90Sr- 90Y β射线小剂量敷贴(B组)、单程敷贴联合噻吗洛尔(C组)、多程敷贴联合噻吗洛尔(D组)治疗。随访至第104周(W104)，以W104前病灶治愈率为主要结局指标，比较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logistic回归等分析数据。 结果:400例患儿共438处病灶，4组患儿及其病灶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值：1.709～11.616， H值：3.681～7.653，均 P>0.05)。截止至W104，失访病灶11处(2.51%，11/438)、早期退出32处(7.31%，32/438)、治愈357处(81.51%，357/438)、残留15处(3.42%，15/438)、反弹式增长23处(5.25%，23/438)，4组患儿均未出现严重不良事件。多因素分析示，病灶厚度[<3 mm组比≥3 mm组比值比( OR)及其95% CI为16.689(7.908～35.223); χ2＝54.555， P<0.001]和治疗方案[以A为对照组，B、C、D组 OR值(95% CI)分别为16.842(6.179～45.901)、4.801(2.167～10.638)、39.127(10.468～146.243)； χ2＝47.663， P<0.001]是W104前治愈率的独立影响因子， 90Sr- 90Y小剂量敷贴治疗明显优于噻吗洛尔局部外用( OR＝16.842，95% CI：6.179～45.901)。联合噻吗洛尔可明显减少敷贴治疗累积吸收剂量[D比B：16(8，16)与16(16，24) Gy； z＝-4.947， P<0.001]。 结论:对于浅表型婴幼儿血管瘤， 90Sr- 90Y小剂量敷贴治疗明显优于噻吗洛尔局部外用，二者联合应用能明显减少敷贴治疗累积吸收剂量。

生殖细胞肿瘤多见于青少年，发现时多为早期，手术结合化疗通常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但由于患者的年龄较小，化疗可能严重影响其生长发育，另外，即使采用规范化手术并结合化疗，仍有约20%的患者复发，复发患者极易出现化疗耐药，预后受到影响。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评估生殖细胞肿瘤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分期、残留灶大小、化疗耐药以及卵黄囊瘤成分等，但仍需要更为精准的指标来指导术后化疗和评估预后。微小残留病灶（MRD）的概念起源于血液系统肿瘤，近年来逐渐延伸至实体肿瘤领域，是指肿瘤患者经过治疗达到完全缓解后仍然有残留的肿瘤成分，与复发及预后相关，可以通过循环肿瘤DNA（ctDNA）和循环肿瘤细胞（CTC）等方法检测残留的肿瘤成分。本文就MRD的概念、检测方法及ctDNA和CTC检测MRD在性腺生殖细胞肿瘤中的应用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卵巢子宫内膜样癌（OEC）同步子宫内膜病变的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1998年8月至2017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并经病理检查确诊为OEC的56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OEC同步子宫内膜病变患者13例（OEC同步内膜病变组）及单纯OEC患者43例（单一OEC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案、术后病理及预后。结果:56例OEC患者中，同步发生子宫内膜病变的比例为23%（13/56）。与单一OEC组比较，OEC同步内膜病变组患者的确诊年龄［分别为（52.7±10.2）、（44.9±8.3）岁］、已绝经的比例［分别为53%（23/43）、2/13］、有高血压病史的比例［分别为28%（12/43）、0/13］降低，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两组患者的初潮年龄、手术前后血清CA 125水平以及有痛经史、未生育、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内异症）病史、有糖尿病病史的比例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OEC同步内膜病变组、单一OEC组患者的首发症状为不规则阴道流血的比例分别为5/13、9%（4/4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6.292， P=0.012）。两组患者的手术病理分期、病理分级、肿瘤最大径、肿瘤发生侧别、腹水量、转移部位、卵巢肿瘤病理切片中是否出现内异症病灶、手术方式、是否行腹主动脉旁淋巴清扫术、术后化疗方案、化疗疗程数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OEC患者的整体5年生存率为91.6%，整体5年无进展生存率为76.6%，其中OEC同步内膜病变组、单一OEC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80.2%、93.4%，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74.1%、77.3%，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OE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为手术病理分期（ P=0.006）及残留灶大小（ P=0.020）。 结论:OEC患者中同步发生子宫内膜病变的比例较高；OEC同步子宫内膜病变患者较单纯OEC患者年轻，首发症状为不规则阴道流血者多见；OEC是否同步子宫内膜病变并不影响其预后。

患者男，33岁，因“便血2 d，伴头晕1 d”入院。血常规检查：Hb 130 g/L。保守治疗6 h后再次排暗红色血便1次，量约500 ml，给予止血药物对症处理后12 h内间断排不成形暗红色血便3次，总量约1 000 ml，伴心悸、头晕。急查血常规：Hb 60 g/L。腹部CT检查：（1）阑尾略粗，约0.9 cm，周围未见明显渗出；（2）腹腔肠管多发积气。血常规：WBC计数5.85×10 9/L，Hb 63 g/L，PLT199×10 9/L；便常规：红色大便、红细胞满视野，隐血（++++）。急诊行胃镜检查：未见出血病灶；结肠镜检查：肠腔内可见大量血性液体，升结肠及回盲部残留较多，反复冲洗后见盲肠黏膜光滑，未见溃疡及新生物。仔细观察可见新鲜血液自阑尾窝流出（图1），予以内镜下喷洒止血材料，数分钟后出血情况仍无停止迹象。结肠镜检查诊断：阑尾出血？急诊行腹腔镜阑尾切除术，腔镜探查可见腹腔干净，阑尾无渗血、渗液，予以切除。术中肠镜见阑尾腔包埋完整，未见活动性出血。切除阑尾后，纵行剖开阑尾，可见近根部黏膜创面炎症充血（图2）。术后病理检查示：黏膜可见多量淋巴细胞、浆细胞，肌间及浆膜面可见散在中性粒细胞，浆膜面血管明显扩张、充血（图3）。

尽管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保留了部分滤泡细胞的特征，使得放射性碘(radioactive iodine, RAI)成为术后一线治疗手段，但高达2/3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DTC在初始或治疗中逐渐呈现RAI难治性(RAI－refractory, RAIR)状态。RAIR－DTC治疗手段相对有限，患者的10年生存率仅10%，是甲状腺癌死亡病因最主要占比人群 [1]。相对明确的RAIR－DTC概念于2012年被提出，从病灶的核医学分子影像学特征可以将RAIR分成4种情形：(1)病灶在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后，首次RAI治疗即不摄碘；(2)起初摄碘，逐渐不摄碘；(3)部分病灶摄碘，部分病灶不摄碘；(4)病灶虽然摄碘但仍呈现临床进展 [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DTC病灶的失分化倾向，但4种情形背后的分子生物学背景及机制可能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RAIR－DTC患者进行个体化诊断治疗。2015年美国甲状腺学会(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ATA)指南沿用了RAIR－DTC最初的界定，针对这类患者不推荐后续 131I治疗，并建议在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下主动监测随访。针对随访中出现进展或伴有局部症状的RAIR－DTC患者，探索新的治疗手段以阻止病情进展、改善生存是目前临床诊疗管理的重中之重。

本文报道我院收治并行支气管肺泡灌洗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例，1例有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及影像学高度疑似，但反复咽拭子阴性患者；1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出院前临床症状消失，胸部CT显示影像学表现明显好转，咽拭子2次阴性，达到出院标准。我们对2例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分别进行新冠病毒ORF 1ab基因、N基因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表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率高，对疑诊或者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出院咽拭子核酸检测阴性但肺部仍残留病灶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有助于尽早诊断及指导治疗、判断预后。

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化疗、局部残留病灶放疗、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维甲酸巩固治疗、免疫治疗等，对于低危患儿需行手术治疗，在特定病例中，可随访观察；对于中危患儿，需行手术及化疗，且残留病灶可能对患儿的预后无影响，不宜使用激进的手术方式；而对于高危患儿，需采用多种方式联合治疗，瘤体切除范围对生存率的影响难以定论，但主流观点认为瘤体切除范围>90%是安全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