哌嗪类新精神活性物质是一类具有致幻作用的化合物,通过影响单胺能神经递质的水平进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滥用该类物质后,会产生刺激和致幻作用并伴头痛、头晕、焦虑、失眠、呕吐、胸痛、心动过速、高血压等不良反应,甚至可能造成心血管系统损害和多器官衰竭而死亡,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和公共安全.哌嗪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其药理毒理及分析方法的研究成为法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综述了已有的哌嗪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体内过程、样品处理以及分析方法,以期为法医学鉴定提供参考依据.

液体复苏是急性胰腺炎早期治疗的重要支持手段，但目前关于补液时机、补液量、液体种类和复苏目标等具体内容尚有争议。临床实践也常常面临液体不足和补液过多的两难困惑。本文结合急性胰腺炎早期液体复苏的研究进展，从中医气血津液基础理论气血相互关系及变化角度，将中西医关于液体复苏的认识融合汇通，提出"三阶段两步走"的早期液体复苏方案，为进一步优化液体复苏策略提供新思路。

淀粉样变性是一类系统性疾病，由"罕见"变"常见"需引起重视。本研究回顾分析本中心近20年来175例淀粉样变性患者的临床资料，总体评估患者资料，探讨相关影响因素，以期提高早期确诊率，改善患者预后。研究结果显示，该病好发年龄为50~59岁（占34.85%），且年龄越大治疗效果越差（ OR=1.064，95% CI 1.030~1.099， P<0.001）；最易累及肾脏（42.86%）和心脏（21.71%）；主要表现为蛋白尿、水肿、胸闷气喘、皮肤瘙痒及色素沉着、腹部胀痛、腹水、肝大、低血压等。早期选择有效治疗方案如接受激素+免疫抑制剂/血液透析/化疗/自体干细胞移植/手术等治疗，则治疗效果更佳（ OR=3.706，95% CI 1.866~7.352， P<0.001），且是否接受有效治疗方案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HR=2.567，95% CI 1.291~5.103， P=0.007）。年龄增大（ HR=1.049，95% CI 1.020~1.078， P=0.001）、低血压（ HR=2.431，95% CI 1.149~5.141， P=0.020）、心脏受累（ HR=6.556，95% CI 3.401~12.640， P<0.001）、多器官受累（ HR=2.315，95% CI 1.107~4.840， P=0.026）、血清白蛋白降低（ HR=2.477，95% CI 1.219~5.034， P=0.012）、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降低（ HR=2.215，95% CI 1.205~4.070， P=0.010）、B型钠尿肽（BNP）升高（ HR=3.962，95% CI 1.357~11.574， P=0.012）、肌钙蛋白T（TnT）升高（ HR=2.872，95% CI 1.042~7.915， P=0.041）亦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可增加死亡风险。因此，在诊疗过程中，临床医师需密切监测这些指标变化，早期诊断及采取有效治疗措施，以改善淀粉样变性患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

目的:基础研究表明，可溶性CD73（sCD73）可抑制炎症反应，限制持续免疫细胞激活引起的过度组织损伤。芬兰一项前瞻性观察性急性肾损伤（FINNAKI）研究表明，sCD73与脓毒症90 d病死率无关。本研究通过对FINNAKI研究数据进行二次分析，旨在进一步探讨sCD73水平与脓毒症患者90 d病死率的关系在脓毒性休克与非脓毒性休克中是否一致。方法:FINNAKI研究是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2月1日在芬兰17个重症监护病房（ICU）进行的一项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该研究患者的脓毒症/脓毒性休克诊断参照脓毒症1.0（Sepsis-1）诊断标准，收集该研究中患者的一般资料、治疗情况、并发症及90 d病死率等资料。为了评估sCD73与90 d病死率的关系在脓毒性休克和非脓毒性休克患者中的区别（即交互作用），采用似然比检验，将乘积项（sCD73×脓毒性休克或非脓毒性休克）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进行交互检验；采用脓毒症3.0（Sepsis-3）诊断标准进行敏感性分析；采用广义相加模型（GAM）对脓毒性休克和非脓毒性休克患者中sCD73与90 d病死率关系的交互作用进行验证。结果:共纳入588例连续入院的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患者，90 d死亡164例，90 d病死率为27.89%。基于Sepsis-1诊断标准，非脓毒性休克患者159例，脓毒性休克患者429例。与非脓毒性休克患者比较，脓毒性休克患者血乳酸（Lac）水平、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1 d液体平衡及机械通气、12 h急性肾损伤（AKI）、肾脏替代治疗（RRT）、术后入ICU比例均明显升高，急诊入ICU比例明显降低。基于Sepsis-3诊断标准，非脓毒性休克患者38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205例；两组间临床资料分析结果与基于Sepsis-1的分析结果类似。基于Sepsis-1，非脓毒性休克与脓毒性休克患者90 d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3.90%（38/159）比29.37%（126/429）， P>0.05〕；但基于Sepsis-3，脓毒性休克患者90 d病死率明显高于非脓毒性休克患者〔37.56%（77/205）比22.72%（87/383）， 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和交互检验显示，无论使用Sepsis-1还是Sepsis-3，在非脓毒性休克和脓毒性休克患者中，调整了所有混杂因素后（除外合并症数量），sCD73与90 d病死率的关系显著不同，即存在交互作用，Sepsis-1和Sepsis-3的交互检验 P值分别为0.046、0.027。在非脓毒性休克患者中，sCD73与90 d病死率呈正向关联〔Sepsis-1：优势比（ OR）＝1.46，95%可信区间（95% CI）为0.99～2.13， P＝0.053；Sepsis-3： OR＝1.34，95% CI为1.02～1.74， P＝0.034〕。在脓毒性休克患者中，sCD73与90 d病死率有负向关联趋势（Sepsis-1： OR＝0.91，95% CI为0.69～1.20， P＝0.494；Sepsis-3： OR＝0.80，95% CI为0.55～1.17， P＝0.249）。GAM模型验证结果与Logistic回归方程交互检验结果一致。 结论:在非脓毒性休克和脓毒性休克患者中，sCD73与90 d病死率的关系显著不同，即存在交互作用。在非脓毒性休克患者中，sCD73与90 d病死率呈正向关联；在脓毒性休克患者中，sCD73与90 d病死率有负向关联趋势。

类器官是一种新兴的三维培养模型，具有培养简单、稳定性好、能高度重现来源组织的特征和异质性等优点。它既可作为临床预测模型，在体外对患者进行抗癌药物筛选和敏感性测试，从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亦可以作为基础研究的工具，通过进行自身基因编辑和修饰研究，或结合气-液界面培养法和微流控技术研究，探索结直肠癌发生发展分子机制及寻找潜在治疗靶点。本文就结直肠癌类器官在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中的现状和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血必净对脓毒性休克患者炎症反应及预后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以2019年1月至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80例脓毒性休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血必净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两组均严格按照脓毒性休克诊疗指南进行综合治疗，血必净组在此基础上静脉滴注血必净注射液100 mL，每日2次，连用7 d。记录入组患者基线资料；于治疗前及治疗3、7、10 d测定血清白细胞介素- 6（IL-6）、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肝素结合蛋白（HBP）等炎性因子水平；记录机械通气时间、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及28 d病死率。比较两组间各指标的差异，并应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①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如性别、年龄、感染部位、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②两组治疗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均呈下降趋势；治疗7 d时，血必净组IL-6、HBP已较对照组明显降低〔IL-6（ng/L）：66.20（16.34，163.71）比79.81（23.95，178.64），HBP（ng/L）：95.59（45.23，157.37）比132.98（73.90，162.05）〕，治疗10 d时PCT、CRP、IL-6、HBP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CT（μg/L）：1.14（0.20，3.39）比1.31（0.68，4.21），CRP（mg/L）：66.32（19.46，115.81）比89.16（20.52，143.76），IL-6（ng/L）：31.90（13.23，138.74）比166.30（42.75，288.10），HBP（ng/L）：62.45（29.17，96.51）比112.33（58.70，143.9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③血必净组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总住院费用明显减少〔机械通气时间（h）：57.0（0，163.5）比168.0（24.0，282.0），ICU住院时间（d）：8.80±4.15比17.13±7.05，总住院费用（万元）：14.55±7.31比20.01±9.86，均 P<0.05〕，但28 d病死率和总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8 d病死率：37.5%比35.0%，总住院时间（d）：13.05±8.44比18.30±9.59，均 P>0.05〕。④根据28 d预后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单因素分析显示，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有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比例（NEU%）、CRP、血乳酸（Lac）、APACHEⅡ评分、IL-6、HBP；对上述指标进一步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RP、IL-6、APACHEⅡ评分为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优势比（ OR）分别为1.007、1.828、1.229，均 P<0.05〕。 结论:联合血必净治疗脓毒性休克患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机体炎症反应，从而缩短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但并不能降低患者28 d病死率。

加速康复外科（ERAS）具有减少阿片类药物用量、缩短口服喂养的时间、缩短住院时间、提升临床医疗质量等优点，日益受到临床关注。儿童由于器官结构和功能尚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其ERAS麻醉管理面临着与成人ERAS麻醉策略完全不同的挑战。因此，规范儿童ERAS麻醉管理对儿童外科手术来说是重要而紧迫的。本共识参考国内外最新文献，根据中国临床诊疗实践特点，围绕术前宣教、术前镇静与家长分离、麻醉前评估、术前营养评估和营养支持、禁食禁饮时间、麻醉方法和药物选择、麻醉深度监测、气道管理策略、术中液体管理、体温管理、麻醉恢复室的处理、苏醒期并发症的预防与治疗、术后恶心呕吐的预防与治疗、疼痛管理、病房早期处理等内容制定了本共识，旨在引起广大麻醉医师的重视，为我国儿童ERAS的麻醉管理提供指导性建议。

传统的肿瘤培养模型包括二维肿瘤细胞培养和异种移植物模型，前者存在缺乏肿瘤异质性、模型失真等问题，后者存在建模成功率偏低、耗时长、价格贵等缺点。近年出现的体外三维(3D)培养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体内肿瘤的空间结构与生长环境，保留肿瘤细胞的病理与遗传学特征，并反映肿瘤细胞间、肿瘤与微环境间的复杂相互作用，逐渐成为肿瘤机制研究、药物筛选和肿瘤个体化治疗的有力工具。球状体、类器官、微流控装置等3D肿瘤模型技术日渐成熟，共培养、3D生物打印、气液界面等新技术的应用使模型的仿真性进一步提高，一些模型可重建肿瘤微环境，一些模型甚至具有内源性免疫成分与微脉管系统。近年来，有学者将异种移植物模型与类器官技术相结合，构建了体内/体外配对的生物模型库，发挥出两种技术的优势，并可针对具有特定分子学特征的肿瘤进行个体化精准疗法研发。至今，上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结直肠癌研究领域。作者团队目前研究采用结直肠癌患者来源的3D微肿瘤模型指导术后化疗药物选择，建模成功率高、药物筛选实验结果理想。相信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3D肿瘤模型将在结直肠癌研究、药物研发与转化、疗法筛选及个体化治疗等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随着现有手术技术、器械设备及治疗理念的不断更新进步，越来越多的医疗中心开始对于累及盆腔多器官及复发性盆腔恶性肿瘤的患者开展更加积极的扩大切除手术。扩大手术范围可以提高切缘阴性比率，实现肿瘤的R 0切除，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并延长生存时间。因此，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对于局部晚期的盆腔恶性肿瘤患者，已经逐渐成为标准的手术方式。目前，在开展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手术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患者术中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偏高以及长期生活质量较低。对于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后并发症的相关研究，现逐渐聚焦于盆腔术后残存的巨大空腔，这可能是此类并发症的重要诱因，并由此提出了“空盆腔综合征”这一概念。本文在汇总空盆腔综合征相关文献基础上，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可能为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后，封闭的盆腔残腔随着空腔内空气被逐渐吸收、细菌繁殖及积液富集等过程而形成持续存在的负压，进而对整个腹盆腔内器官分布产生影响；同时，物理过程在参与空盆腔综合征的发生过程中是否也发挥着作用，有待探讨。汇总提出，其诊断主要依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及影像学征象，而盆腔脏器切除手术史是病史诊断中最重要的指标。在预防措施上，首先应识别空盆腔综合征发生的高危人群，进而采取精准而个体化的预防措施；各种新型生物材料较传统的人体组织填充，在预防性盆腔填充方面更具优势；肠系膜对于小肠形态、蠕动和排列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保护肠系膜结构、恢复或重建肠系膜形态等方法，减少小肠异位入盆腔的机会，应获得更多关注。在治疗措施上，目前尚缺乏空盆腔综合征的标准治疗路径。

目的:探讨混合入路在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3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96例左半结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2例，女44例；平均年龄为61岁，年龄范围为29～75岁。患者均施行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观察指标：(1)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术后化疗情况。(4)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及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生存、肿瘤复发和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10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96例患者均采用混合入路施行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96例患者中，5例行腹腔镜联合多器官切除术(2例联合脾切除术、2例联合胃壁楔形切除术、1例联合脾脏和胰体尾切除术)；7例行手助腹腔镜手术(5例因肿瘤侵犯需行多器官切除术、2例因近端肠管梗阻严重无法暴露加行回肠末端造瘘术)；84例行腹腔镜辅助手术；无中转开腹。96例患者中，3例行回肠后方吻合，2例行旋转升结肠吻合，91例行原位吻合。96例患者手术时间为140 min(70～250 min)，术中出血量为50 mL(30～140 mL)；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2 d(1～4 d)。96例患者中，术后5例切口感染，5例肺部感染，3例粘连性肠梗阻，1例吻合口瘘，均经保守治疗治愈。96例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8 d(5～27 d)。(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96例患者清扫淋巴结数目为19枚(13～25枚)；手术切除标本长度为35 cm(25～50 cm)，切缘均为阴性。96例患者病理学T分期：pT1期5例，pT2期46例，pT3期37例，pT4期8例；病理学N分期：pN0期32例，pN1期47例，pN2期17例。96例患者均为M0期，无远处转移。96例患者病理学类型：黏液腺癌7例，低分化腺癌16例，中分化腺癌46例，高分化腺癌27例。(3)术后化疗情况：96例患者中，68例术后行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规范化疗，28例术后未行化疗。(4)随访情况：96例患者中，86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9～5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1个月。随访期间，86例患者均生存，其中82例未发现肿瘤复发；3例复查发现肝脏转移，带瘤生存；1例发现肝、肺转移，带瘤生存。结论:混合入路在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中安全、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