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1，女，71岁，汉族。2021年5月21日因“双下肢浮肿、气憋、乏力10余天，加重2 d”入住舟曲县人民医院内一科。10余天前，患者逐渐出现双下肢浮肿、气憋、憋闷、喘促、乏力等症状，上坡时气憋明显加重，未给予药物治疗。近2 d来，上述症状加重，为进一步治疗，门诊就诊。既往史：5年前因“胃癌”行“胃大部切除术”，具体手术情况不详。出院后饮食较差，营养欠佳。3年前发现胆囊泥沙样结石，平时间歇性腹痛。体格检查：结膜略苍白，心肺无异常，腹部平坦，可见长约8 cm手术瘢痕，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Murphy征阴性，肠鸣音正常，甲床微苍白，双下肢中度浮肿。血细胞分析：白细胞（WBC）2.85×10 9/L，红细胞（RBC）2.25×10 12/L，血红蛋白（Hb）96 g/L，血小板（PLT）87×10 9/L。辅助检查：腹部超声检查为胆囊颈部结石（多发）（见图1A）。入院诊断：胃癌术后，胆囊炎并结石（多发），营养不良性贫血。入院后行CT检查：（1）胆囊炎并胆囊结石（多发），胆囊积液，肝内胆管及胆总管扩张；（2）胃术后改变，术区未见明显异常（见图1B）。经过吸氧、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后患者病情好转，经会诊后转入外科，完善术前准备，患者近亲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后于2021年5月28日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下肠粘连松解+胆囊切除术。为避免肠管损伤，建立气腹时取脐下1 cm切口，直视下逐层分离进腹并放置10 mm Trocar，成功建立气腹，进镜探查发现腹腔内广泛粘连，在右侧腋前线平脐无粘连处置入5 mm Trocar，用电凝钩紧靠腹壁由近及远，从下往上，循序渐进地仔细分离粘连。建立一定空间后，在右侧锁骨中线与肋缘交点处下方2 cm处打孔置入5 mm Trocar，继续分离粘连最终到达肝脏下缘，在剑突下打孔置入10 mm Trocar。成功分离腹腔粘连并建立操作孔后进行胆囊Calot三角解剖（见图1C），仔细辨别胆囊管、左右肝管、胆总管，然后用Hem-o-lock夹夹闭胆囊动脉、胆囊管近端及远端，离断胆囊动脉、胆囊管后，顺行分离切除胆囊。手术总共用时180 min，术中无出血。术后给予抗感染、对症等治疗。病理诊断：慢性胆囊炎伴胆囊结石。术后1周患者痊愈出院，无任何并发症。

目的:了解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SP)的医学教育应用现状，分析实施中存在的障碍，为推进SP参与教学提供参考。方法: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以网络能够检索到明确联系方式的开办临床医学专业教育的79所医学院校为研究对象，通过邮件向SP相关负责人发送调查表与知情同意书。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相关数据。结果:收到64所院校回复的有效问卷，其中有37所(57.8%)院校在教学中应用了SP，培训SP的主要方法为情景演练、示教、看视频、现场观摩。37所院校中，SP主要应用于病史采集教学[29所(78.4%)]、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28所(75.7%)]、医患沟通教学[27所(73.0%)]、体格检查教学[23所(62.2%)]。SP质量评估方式主要为教师反馈[27所(73.0%)]、学生反馈[26所(70.3%)]、自制评价表评估[11所(29.7%)]。SP应用的主要问题为SP队伍不稳定[27所(73.0%)]、缺乏统一规范的质量评价标准和课程培训[17所(45.9%)]。结论:SP在我国医学教育中应用比较广泛。医学院校在医患沟通教学领域中已经开始重视SP的应用。今后需要加强SP培训的规范化，进一步推进SP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遗传诊断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术语的更新，单基因病胚胎着床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for monogenic/single gene disorders， PGT-M）技术不断进步和更新，广泛应用于临床以避免遗传病患儿的出生和阻断致病基因的家族传递。目前，关于PGT-M的共识还很少，为了规范PGT-M的应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精准辅助生殖研究学组及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部分专家，包括生殖医学、遗传学和心血管医学专家，共同制定了这一共识。共识包括PGT-M的适应证、禁忌证、诊断策略、遗传和生殖咨询、报告形式、结果解释、知情同意和患者随访等。这一共识将使更多相关的临床工作者和研究人员获益，供临床及实验室参考使用。

目的:随着真实世界研究数量的急剧增加，尤其是医疗机构健康数据的利用，逐步暴露出患者健康数据使用与患者隐私权益保护、知情权保护等伦理问题。如何在促进数据共享和维护受试者个人隐私中寻求较好的平衡，知情同意的模式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为真实世界研究健康数据利用知情同意模式的选择提供指导。方法:笔者广泛学习了国内外健康数据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于中英文数据库中进行广泛检索，梳理分析了国内外多种替代知情同意模式，总结了其特点及适用情形。结果:目前国内外基于健康数据利用开展真实世界研究主要采用5种替代知情同意模式，研究者可根据研究目的、研究设计、研究风险大小、知情同意可操作性及弱势群体等因素进行知情同意模式的选择。结论:不同的替代知情同意模式具有不同特点，研究者需要综合以上多种因素进行知情同意模式的选择，以保证在健康数据使用的同时，最大化保护患者隐私权益。

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和免疫抑制药物的改良使小肠移植成为不可逆性肠功能衰竭的首选治疗方案之一 [1]。小肠含有许多淋巴细胞，因此移植后的排异反应相比肝、肾等器官移植后的排异反应更强，这也是导致小肠移植发展慢且成功率低的原因之一 [2]。移植术后出现的血管吻合口血栓、出血和感染等并发症也提高了移植受体的病死率和移植物的失功率 [3]，同时也提高了二次移植率。研究显示2001年至2009年成人再移植的数量比前十年增加了近5倍，但再次小肠移植的结果明显差于首次移植 [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于2022年7月收治1例小肠肿瘤术后腹腔广泛转移患者，于2022-07-19行"自体小肠移植术"，术后3 d出现移植肠缺血坏死，切除移植肠段，2022-08-24再次行"异体小肠移植术"，经过治疗，恢复良好。本研究通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批[编号:(2023)伦审研第(0702)号]，并已签署知情同意。

研究资源平台，包括研究数据库和生物样本库的建立，是临床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国际学术界提出广泛知情同意签字（以下简称泛知情）以规范该类研究的伦理管理。但泛知情解决方案没有体现建立知情告知和同意授权不完整的主要特征，存在误导研究者和管理者，进而可能导致课题研究伦理管理缺位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部分知情同意授权解决方案，将资源平台建设与课题研究的伦理管理彻底分离，形成两个独立的伦理管理模块，分别纳入临床研究伦理管理框架。在回顾临床研究伦理管理法理基础和伦理基础的前提下，本文分析了项目管理与课题管理的异同、伦理委员会批准豁免知情同意签字的基础、课题层面的多中心研究伦理管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解读了广泛知情同意签字和部分知情同意授权的背后实质内涵及操作层面的差异。

目的:了解MSM中精神活性物质流行情况，分析使用的相关因素。方法:2019年7-12月，在6个省份依托以MSM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组织从社区中招募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18岁男性，发生过男男性行为或主要性取向为男性、知情同意。采用匿名自填网络调查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性行为情况、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等信息。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相关因素。结果:共纳入MSM 2 616人，其中32.2%（841/2 616）用过至少1种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最多的是Rush，占使用人数的92.4%（777/841）。使用≥2种精神活性物质的人占使用人数的14.4%（121/841），其中，使用过Rush和零号胶囊的最多（79.7%，98/121）。在控制调查省份影响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MSM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相关因素有：<35岁（<25岁： OR=1.28，95% CI：1.02~1.61；25~34岁： OR=1.34，95% CI：1.08~1.67）、主要性角色为插入方（ OR=1.47，95% CI：1.22~1.77）、最近一次性行为对象为临时性伴（ OR=1.21，95% CI：1.01~1.45）、最近6个月使用烟草制品（ OR=1.29，95% CI：1.06~1.56）。 结论:以Rush为代表的精神活性物质在MSM中广泛流行，以青年人为主，主要性角色为插入方、有临时性伴、使用烟草制品者报告的使用比例较高，需要针对该特殊人群采取精准综合干预措施，减少其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及相关危害。

随着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导致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耐药率逐年增加，其中耐碳青霉烯类铜绿假单胞菌（CRPA）为临床常见的非发酵革兰阴性条件致病菌，具有耐药谱广、耐药率高、机制复杂等特点,其可产生β-内酰胺酶、氨基糖苷类钝化酶等抗菌灭活酶和修饰酶，形成生物膜等 [1]。在人体免疫力低下或菌群失调时更易感染铜绿假单胞菌（PA） [2]。2022年CHINET细菌耐药监测数据显示，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22.1%和17.6%，本文就1例CRPA感染患者的抗感染方案优化进行分析，探讨临床药师在个体化给药方案中发挥专业作用，并为临床医生用药提供可行性参考。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件号:（2023）医研伦审（213）号]，患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目的:观察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合并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及治疗。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编委会编委收治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患有盆腔肿瘤，接受过盆腔放疗；（2）肠镜提示直肠有炎性反应或溃疡。排除标准：（1）放射治疗前有心身疾病史；（2）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阅读和理解手机展示的问卷中的问题；（3）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主客观管理分析（SOMA）自评量表、躯体症状健康量表（PHQ-15）、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和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来设计《放射性直肠损伤心理调查》电子问卷。通过微信群将该问卷发给编委管理的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本研究观察指标：（1）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采用SOMA自评量表，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轻度（≤3分）、中度（4~6分）和重度（≥6分）；（2）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生率：分别采用GAD-7、PHQ-9和PHQ-15自评量表进行评估；（3）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结果:共回收71份合格问卷，41份（56.9%）来自广州。71例患者中，男6例，女65例；年龄（55.7±9.3）岁，<60岁者48例（67.6%），确诊放射性直肠损伤中位病程2.0（1.0，5.0）年。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估：轻度18例（25.4%）、中度27例（38.0%）、重度26例（36.6%）。焦虑和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发生率：无合并症的患者共12例（16.9%）；发生焦虑、抑郁或躯体症状障碍的患者共59例（83.1%），其中2例患者只合并焦虑、1例患者只合并抑郁、9例合并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焦虑+抑郁、4例合并焦虑+躯体症状障碍、2例合并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三者并发者40例。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分级相关性：与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轻-中度组患者相比，重度患者的焦虑和躯体症状障碍的严重程度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143， P=0.032； Z=-2.045， P=0.041）；但两组患者间抑郁程度的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 Z=-1.176， P=0.240）。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放射性直肠损伤症状评分与患者的焦虑（ r=0.300， P=0.013）、抑郁（ r=0.287， P=0.015）及躯体症状障碍（ r=0.344， P=0.003）程度均呈正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放射性直肠损伤患者的焦虑、抑郁、及躯体症状障碍的发病率极高。有必要加强躯体症状障碍的诊断及治疗，以减轻患者盆腔会阴疼痛等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近年来国外正在逐步推行泛知情同意来提升医疗数据和生物样本的利用率，但泛知情同意可能面临着告知不完善而影响受试者权利等伦理问题。国外对于泛知情同意已有相关规定和实践。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泛知情同意的概念，目前在实践中生物样本的处理大致可分为4类，存在泛知情同意的潜在适用空间。应明确泛知情同意的具体范围，与捐献行为作出区分，在保障受试者权利的基础上探索实施泛知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