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型包虫病是一种具有潜在致死性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在人体中最主要的受累器官为肝脏。其中发生颅脑转移者罕见，一旦发生则难以与其他颅内占位性病变相鉴别，若未能及时、正确诊治，可导致患者的预后不良。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报道，对脑泡型包虫病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征以及治疗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不同的肝后下腔静脉重建方式在离体肝切除和自体肝移植(ELRA)术治疗肝泡型包虫病(AE)中的应用。方法:研究对象是2010年8月至2018年12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ELRA治疗的88例终末期肝AE受者。根据术中肝后下腔静脉重建方式的不同分为3组：A组(自体血管重建组，50例)；B组(肝后下腔静脉替换组，31例)；C组(肝后下腔静脉切除不重建组，7例)，分析比较各组受者术后并发症、术后住院天数、总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术中出血量等资料。结果:三组手术时间分别为16.32±3.20 h、15.99±3.32 h和16.86±4.18 h( P>0.05)，无肝期时间分别是(398.48±104.12)min、(389.41±135.25)min和(337.43±108.65)min( 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三组受者术后平均住院天数分别是(30.64±18.54)d、(25.94±16.37)d和(51.29±29.43)d(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组受者术后住院天数明显少于A、C组。A、B两组中术后下腔静脉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20.0 %和9.7 %。9例受者术后出现下腔静脉狭窄，4例形成血栓，B组受者中均未见下腔静脉狭窄情况。 结论:ELRA中肝后下腔静脉的重建方式应根据切除病灶后血管壁的缺损程度而适当选择。

目的:探讨不同电压纳秒刀消融大鼠肝泡型包虫对外周血中自然杀伤(NK)细胞、自然杀伤T(NKT)细胞及T淋巴细胞的影响。方法:将32只10周龄健康雌性SD大鼠按每组8只随机分为模型组和低电压组(1 000V)、中电压组(1 500V)、高电压组(2 000V)三个模型治疗组。对4组大鼠采用选择性肝左门静脉注入浓度为500个/100 μl多房棘球蚴头节悬液100 μl，建立大鼠肝左叶泡型包虫病模型。建模3个月后对低电压组、中电压组、高电压组大鼠肝左叶泡型包虫病灶行不同电压的纳秒脉冲治疗。治疗后第3天采用流式细胞仪对4组大鼠外周血中CD 3＋T、CD 4＋T、CD 8＋T、NK、NKT进行检测，并计算CD 4＋T与CD 8＋T的比值。 结果:高电压组和中电压组大鼠外周血CD 3＋T细胞比例分别为(62.08±2.75)%和(63.84±7.73)%，均高于低电压组(55.19±8.55)%及模型组(54.76±8.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 4＋T细胞比例在高电压组为(43.70±6.51)%，高于中电压组(38.82±5.47)%、低电压组(37.31±6.96)%及模型组(38.12±3.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 8＋T细胞比例高电压组为(20.03±2.40)%、中电压组(21.22±1.74)%、低电压组(19.00±3.06)%、模型组(20.56±3.98)%，4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高电压组NK细胞比例为(6.49±1.60)%高于中电压组(3.02±0.32)%、低电压组(3.42±0.91)%及模型组(3.44±0.5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NKT细胞比例在高电压组为(1.53±0.16)%亦高于中电压组(0.82±0.09)%、低电压组(0.70±0.17)%及模型组(0.78±0.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CD 4＋T/CD 8＋T比值高电压组(2.26±0.65)高于中电压组(1.90±0.40)、低电压组(1.98±0.37)及模型组(2.06±0.3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纳秒刀消融大鼠肝泡型包虫选用高电压(2 000V)较中电压(1 500V)、低电压(1 000V)可增加外周血中T、NK、NKT细胞，纳秒刀消融肝泡型包虫可能引起机体免疫应答反应。

泡型包虫病的手术治疗方式包括根治性切除（根治性肝切除术）、姑息性切除（姑息性肝切除术）、自体及异体肝移植术。根治性肝切除术是泡型包虫病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因泡型包虫病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大部分患者就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了根治性切除机会。姑息性肝切除术治疗泡型包虫病，其预后与残余病灶体积有关；切除90%以上病灶，并持续服用阿苯达唑者疗效几乎与根治性切除相当。对于已无法切除且无脑转移的泡型包虫病患者，可行同种异体或自体肝移植术，并于术后持续服用阿苯达唑治疗。本文对泡型包虫病手术治疗的现状与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泡型包虫病的正确术式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泡型包虫病是由多房棘球蚴感染人体引起的一种寄生虫病，其特点是肿瘤样、浸润性生长，病情严重且致死率高。虽然泡型包虫病患者数量不多，但因其病情严重、并发症较多、治疗困难，故多需终身治疗。目前，临床上有3种泡型包虫病治疗方案，包括外科手术治疗（根治性肝切除、姑息性切除、肝移植），介入治疗（超声或CT引导下的介入、内窥镜介入），单纯药物治疗。本文分析了上述方案的优缺点，为临床正确选择泡型包虫病的治疗方法提供依据。

肝泡型包虫病是人畜共患寄生虫病。晚期肝泡型包虫病的治疗主要包括：手术联合药物治疗、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病灶穿刺引流术、药物治疗、肝移植。以手术为主的个体化综合治疗是晚期肝泡型包虫病理想治疗方法。笔者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临床实践，对晚期肝泡型包虫病的治疗现状和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初步探讨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3(NLRP3)炎性小体相关蛋白及炎性因子在肝泡型包虫病(HAE)中的表达水平及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8月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21例HAE患者(病例组)和40例健康体检者(健康组)作为研究对象。病例组患者中，男性12例，女性9例，年龄(35.20±7.50)岁；健康组中男性24例，女性16例，年龄(35.19±14.48)岁。免疫组化法检测NLRP3、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1(Caspase-1)、白细胞介素(IL)-1β、IL-18、IL-33在正常肝组织(>病灶边缘2 cm)与病灶边缘组织内表达情况，统计分析表达水平差异；ELISA法检测病例组与健康组血清IL-1β、IL-18、IL-33的浓度，统计分析两组的差异。结果:NLRP3、Caspase-1、IL-1β、IL-33在病灶边缘组织内的阳性细胞数目及染色强度较正常肝组织增强，而IL-18则减弱，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病例组患者血清IL-33的浓度较健康组高[177.88(168.87，192.92) pg/ml比171.78(161.80，181.93)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IL-1β和IL-18的血清浓度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NLRP3炎性小体相关蛋白及炎性因子在肝泡型包虫病中表达异常，提示炎性小体可能参与了疾病的进展过程。

目的:探讨多模态影像融合导航肝切除治疗复杂性泡型肝包虫病的临床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肝胆外二科通过术前肝脏三维重建，联合术中实时多影像融合介入导航系统，实时引导肝实质离断平面行肝切除术治疗的复杂泡型肝包虫病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6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根治性在体肝切除手术，无围手术期死亡。手术时间为（301±106） min，中位出血量200 ml，2例行术中输血（2/6），术后住院时间（10.8±2.8） d，住院费用（82 584±995.61）元。Clavien-Dindo Ⅲ级并发症1例。结论:多模态影像融合导航能精确引导断肝平面，有效辅助复杂泡型肝包虫病肝切除的安全实施。

目的:探讨影响肝泡型包虫病(AE)远处转移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2年1月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38例肝AE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79例，女性59例，年龄(39.6±11.7)岁。根据AE有无远处转移病灶分为两组：转移组( n＝58)和非转移组( n＝80)。收集患者的病灶位置、病灶大小、白蛋白、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囊液抗原(EgCF)等临床资料。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远处转移的危险因素。 结果:转移组和非转移组患者的性别、民族、邻近器官累及情况、EgCF、白蛋白、病灶长径、病程、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少数民族( OR＝5.674，95% CI：1.769～18.204， P＝0.004)、有邻近器官累及( OR＝3.821，95% CI：1.367～10.680， P＝0.011)、EgCF阳性( OR＝3.460，95% CI：1.093～10.951， P＝0.035)、病灶长径大( OR＝1.116，95% CI：1.012～1.230， P＝0.027)、病程长( OR＝1.009，95% CI：1.001～1.018， P＝0.036)、嗜酸性粒细胞低( OR＝0.799，95% CI：0.701～0.911， P＝0.001)的肝AE患者，发生远处转移的风险高。 结论:少数民族、有邻近器官累及、EgCF阳性、病灶长径大、病程长、嗜酸性粒细胞低是AE患者发生远处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观察泡型肝包虫病患者肝组织中Smad2、Smad5、Smad7蛋白表达，探讨各蛋白亚型在泡型肝包虫病肝纤维化进程中的作用、表达量的变化及其关系。方法:收集20例泡型肝包虫病患者术中肝组织标本，根据泡性肝包虫病患者病灶液化范围及手术切除标准，每例分为A组(距离病灶0.5 cm内)、B组(距离病灶0.5~1.5 cm之间)、C组(距离病灶1.5 cm以外的肝组织)。对标本行苏木精-伊红(HE)及Masson染色，检测各组织纤维化，同时利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技术检测Smad2、Smad5、Smad7蛋白表达量情况。通过相关性分析Smad2、Smad5、Smad7蛋白与HF程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各蛋白之间的关系。结果:在20例患者标本中，病灶旁A组和B组组织中均存在1级( n＝2、14)、2级肝纤维化( n＝18、6)，未发现3级肝纤维化；且病灶旁组织越靠近病灶，纤维化程度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000， P<0.01)。Western blot检测发现，同一组织中，越靠近病灶，Smad2、Smad5蛋白表达量越高( F＝48.336、75.988)，Smad7蛋白表达量越低( F＝44.2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A组Smad2指标高于B、C组(A组1.18±0.19比B组1.02±0.25比C组0.60±0.13， F＝48.336， P<0.01)；A组smad5指标高于B、C组(A组0.99±0.13比B组0.76±0.18比C组0.41±0.12， F＝75.988， P<0.01)；A组smad7指标低于B、C组(A组0.32±0.07比B组0.46±0.13比C组0.60±0.09， F＝44.202， P<0.01)。不同组织中，随着纤维化分级越高，Smad2、Smad5表达量越高( F＝104.437、128.238)，Smad7蛋白表达量越低( F＝92.6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级肝纤维化组中Smad2指标高于1级肝纤维化组高于0级肝纤维化组(HF-2组1.24±0.16比HF-1组0.89±0.16比HF-0组0.60±0.13， F＝104.437， P<0.05)；2级肝纤维化组中Smad5指标高于1级肝纤维化、0级肝纤维化组(HF-2组0.72±0.28比HF-1组0.68±0.10比HF-0组0.41±0.12， F＝128.238， P<0.05)；2级肝纤维化组中Smad7指标低于1级肝纤维化、0级肝纤维化组(HF-2组0.31±0.08比HF-1组0.51±0.05比HF-0组0.60±0.09， F＝92.626， P<0.05)。泡型肝包虫病病灶旁组织中，Smad7与Smad2、Smad5表达量呈负相关( r＝-0.830、-0.780， P<0.05)，Smad5与Smad2表达量呈正相关( r＝0.795， P<0.01)。此外，排除混杂干扰因素分别对三个因子进行控制，对各因子进行控制时，仍呈现出与控制前相同趋势的相关性。 结论:泡型包虫病PJ0V0M0分型患者局部肝纤维化程度多表现为1~2级，Smad2、Smad5、Smad7因子共同参与了其调控过程。Smad5随着肝纤维化进程持续性的高表达，可能与泡型包虫病PJ0V0M0分型患者仅表现为局灶性HF且不发生严重HF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