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蛋白表达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PET/CT代谢层面的理论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于青岛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青岛市市立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被组织病理学检查（穿刺活体检查或手术）结果证实的55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21例，年龄（66.5±9.3）岁。 18F-FDG PET/CT检查于治疗前进行，采用PET体积计算机辅助判读图像处理系统对肺癌原发病灶行代谢指标的测定，包括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和肿瘤代谢体积（MTV）。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肿瘤细胞比例分数（TPS）=1%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TPS≥1%）和阴性组（TPS<1 %）；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50%为临界值，将阳性组患者分为PD-L1蛋白高表达组（TPS≥50%）和低表达组（1%≤TPS<50%）。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Pearson相关分析；对病灶TLG和MTV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勾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SUV max的最佳临界值将入组患者分为高SUV max组与低SUV max组，观察2组的PD-L1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NSCLC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 r=0.604， P<0.001)；而MTV和TLG与TPS均无相关性（ r=0.083、0.102，均 P>0.05）。55例患者中，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34例、阴性组21例，阳性组SUV max高于阴性组（12.58±6.35对5.60±4.83， t=2.576 ， 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以SUV max=5.15为最佳临界值，高SUV max组36例、低SUV max组19例，2组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0.56%（29/36）和28.16%（5/19），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分别为12.50%±3.21%和1.28%±0.46%，高SUV max组患者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及TPS均更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00， t=2.671，均 P<0.05）。 结论:NSCLC患者 18F-FDG PET/CT中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可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有10年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史的患者因恶心就诊，经保肝治疗后转氨酶好转，但HBV DNA持续高载量，考虑免疫耐受期可能，未行抗病毒治疗。随访转氨酶持续异常，HBV DNA下降，免疫球蛋白G(IgG)最高达33.00 g/L，抗核抗体效价为1∶320，肝组织病理检查示慢性乙型肝炎。经抗病毒治疗后HBV DNA阴转，肝功能和IgG复常。病毒性肝炎和自身免疫性肝炎均可引起高IgG血症，肝活体组织检查是重要评估手段。

内镜超声（EUS）既能诊断，也具有治疗价值。本文重点介绍EUS引导下组织获取和EUS引导下引流治疗的最新进展。近年来已逐渐从细胞抽吸的细胞学诊断过渡至获取组织条进行组织学诊断和分子生物学分析。人工智能在EUS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活体组织检查阴性患者，人工智能可能有助于指导临床决策。EUS引导下引流治疗的适应证越来越广。EUS引导下引流术被认为是包裹性胰腺液体积聚的一线治疗方案。对于恶性胆道梗阻，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治疗失败后，EUS引导下姑息性引流治疗目前被认为是经皮经肝穿刺胆道引流的替代方案。对于不选择外科手术的急性胆囊炎患者，EUS引导下胆囊穿刺引流术优于经皮胆囊穿刺造瘘术。其他EUS引导下胃肠吻合术，如胃出口梗阻的EUS引导下胃肠造口术、Roux-en-Y分流术后EUS引导的经胃ERCP术等，目前在技术上均可行，但尚需更多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来验证其临床价值。

对于甲状腺结节，尽管有超声、CT、磁共振成像、同位素等医学影像检查以及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可资发现诊断线索，但是最终的诊断结论必须来自病理学检查与诊断，这不仅是医学循证的要求，更是医学法理的需要 [1]。随着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患者倾向于接受化学消融和热消融等新型微创化非手术切除治疗方式，传统的手术后病理诊断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型治疗的要求。先于治疗完成病理诊断，普及性开展甲状腺结节活体材料病理学检查与诊断(即活检病理诊断)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1例81岁左眼肿物女性患者，半年内左眼米粒大小黑色肿物体积迅速增大，延伸至眼外并伴表面糜烂出血，经活体组织检查和全身麻醉下眼眶内容物摘除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为左眼睑结膜巨大恶性黑色素瘤，组织病理类型为梭形细胞。术后未接受局部放射治疗和全身化学治疗，半年后去世。

眼眶炎性假瘤（OIP）是一种无明确病因、以炎性反应为主要特征的眼眶特发性良性占位性病变。临床采用排他性诊断，也可通过手术行活体组织检查，以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药物治疗和手术切除既是诊断手段又是治疗方法，如何选择诊疗方法是困扰临床医师的难题。本文按影像学特征对OIP进行分类，并以此提出OIP诊疗新策略，以期进一步提高OIP的临床诊疗水平。

目的:以拥有不同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幽门螺杆菌( H. pylori)临床菌株为研究对象，基于全基因组测序探索 H. pylori对克拉霉素和左氧氟沙星(LVX)耐药相关新基因。 方法:纳入2016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消化及肝脏科因上消化道相关症状就诊且 13C尿素呼气试验阳性的1 749例患者，在行胃黏膜活体组织检查后进行胃黏膜组织 H. pylori分离培养，成功保存 H. pylori菌株90株。依据体外药敏试验结果，分别筛选克拉霉素单耐药(克拉霉素组)10株，LVX单耐药(LVX组)10株，克拉霉素和LVX双重耐药(双重耐药组)10株，克拉霉素、LVX、阿莫西林、呋喃唑酮、四环素、甲硝唑全敏感(全敏感组)10株，总计40株 H. pylori菌株。通过全基因组测序，与综合抗性基因数据库(CARD)进行比对，分析单核苷酸变异(SNV)和插入缺失突变情况，筛选 H. pylori对克拉霉素和LVX耐药相关基因并分析耐药相关新基因在4组间的表达差异。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最小显著差数法和卡方检验。 结果: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SNV位点数[(74 952.00±8 755.21)、(77 128.10±3 191.35)、(78 639.90±601.23)、(77 474.60±2 421.05)个]和插入缺失突变数[(2 582.20±265.45)、(2 653.60±108.37)、(2 667.10±43.82)、(2 641.10±80.25)个]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CARD进行比对，共检出223个耐药相关基因，其中克拉霉素组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19个，LVX组LVX单耐药相关基因24个，双重耐药组中有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16个，LVX单耐药相关基因14个，双重耐药相关基因12个；全敏感组中有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11个，LVX单耐药相关基因17个，双重耐药相关基因13个。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基因中，红霉素酯酶基因( ere)B在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的检出率(0/10、0/10、3/10、0/1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79， P＝0.049)；红霉素核糖体甲基化酶基因( erm)家族在克拉霉素组和双重耐药组中的检出率高于LVX组和全敏感组[45.0%(9/20)比10.0%(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14， P＝0.013)，游离甲硫氨酸-(R)-亚砜还原酶基因( msrC)在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检出率(10/10、7/10、6/10、4/1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97， P＝0.030)。LVX单耐药相关基因中，喹诺酮抗性五肽重复蛋白基因( qnr)家族在LVX组和双重耐药组的检出率高于克拉霉素组和全敏感组[60.0%(12/20)比25.0%(5/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01， P＝0.025)； qnrB4在克拉霉素组、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检出率(1/10、3/10、7/10、1/1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17， P＝0.010)。4组中克拉霉素单耐药相关外排转运的基因个数少于LVX单耐药和双重耐药相关基因个数(11个比29个，11个比23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87、5.80， P＝0.001、0.016)。LVX相关外排转运基因在克拉霉素、LVX组、双重耐药组、全敏感组检出个数(28、40、24、27个)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26， P＝0.016)。 结论:erm家族和 msrC可能是介导 H. pylori对克拉霉素耐药的重要基因， qnr家族与介导 H. pylori对LVX耐药相关。外排转运基因可能在药物外排过程中有协同作用，其更倾向介导 H. pylori对LVX耐药。

目的:研究活体骨内血管显像方法，分析其临床意义，补充相关骨科疾患诊治依据。方法:通过改进显影剂来增加局部浓度实现显影，以Lijianmin-Chengkun（LC）复合通路研究为基础，利用磁性微球理论，使用外壳为氨基（携负电荷）的Fe 3O 4磁性微球，吸附聚集离子型显影剂泛影葡胺（泛影酸根携正电荷），即通过改进显影剂的方法，使磁性微球携带显影剂，制成新的纳米粒子-磁影复合微粒，在外界磁场作用下，血液循环带来的磁影复合微粒不断在磁场区域血管内滞留聚集，磁场区域血管内磁性微球携带的显影剂浓聚达到显像浓度，实现活体骨内血管显像。并且通过调整两种试剂配比，可适度中和电荷凝结成小的集团，提高显影效率。由此分步进行了电镜实验、CT活体实验兔成像实验、实验兔组织学检查证实、CT活体人体成像试验。 结果:电镜实验：泛影葡胺，扫描电镜，微粒直径约20 nm。氨基Fe 3O 4磁性微球，扫描电镜，微粒直径约100 nm，分布较疏散均匀。两种试剂按一定比例混合后，中和电荷凝结成小的集团，但仍具备磁流体性能、强顺磁性。活体实验兔成像实验:捕捉到了理想的胫骨近端骨内血管成像。实验兔组织学检查证实:有磁场一侧胫骨近端内血管明显可见四氧化三铁分布，无磁场一侧未见。活体人体成像试验：捕捉到了理想的腓骨近端骨内血管成像。 结论:通过磁影复合微粒（磁性微球+泛影葡胺）新试剂的制作，在外界磁场作用下，达到活体骨内显影剂浓聚，在CT薄层扫描下可实现活体外径≥0.5 mm骨内血管成像。

肝源性腹水是常见的重要临床问题，随着液体活体组织检查、第二代测序技术等方法的研发，以及新型利尿剂、腹水引流泵、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等治疗手段的使用，肝源性腹水从机制到治疗等方面的研究均进展迅速。现概述肝源性腹水的产生机制和腹水对肝脏疾病的诊断价值，并针对肝源性腹水低盐饮食、利尿剂使用、难治性腹水治疗新理念等临床关键点进行评述。

目的:探讨肝脏弹性测定（LSM）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相关肝纤维化分期评估的临床价值，并与天冬氨酸转氨酶/血小板比值指数（APRI）、FIB-4指数（FIB-4）及NAFLD纤维化评分（NFS）的诊断价值进行对比。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103例经肝活体组织检查确诊的NAFLD患者，记录其血清学及LSM等检测结果，计算其APRI、FIB-4及NFS。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比较4种肝纤维化模型对NAFLD患者肝纤维化诊断的准确性及适用性，并探索建立LSM的诊断阈值。结果:随着肝脏纤维化程度的不断升高，LSM、APRI、FIB-4及NFS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其中以LSM与肝纤维化程度分级呈强正相关，相关系数 r = 0.727， P < 0.000 1。与之一致，LSM诊断肝纤维化不同分期的ROC曲线下面积及灵敏度、特异度均明显高于APRI、FIB-4及NFS。对于显著肝纤维化（ F≥2），LSM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62；对于进展期肝纤维化（ F≥3），LSM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28。 结论:LSM对NAFLD引起的肝纤维化有很好的排除诊断及较好的诊断价值，其灵敏度及特异度均优于APRI、FIB-4及N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