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脾切断流术对肝硬化肝脏的作用及机制。方法:前瞻性留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2013年5月至2014年10月共54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脾切除前后不同时间点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资料，比较手术前后的肝脏血管内径和血流，血清一氧化氮(NO)、内皮素-1(ET-1)等血流调节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等肝再生和肝纤维化相关因子的变化。结果:54例患者中男性31例，女性23例，年龄(45.5±10.2)岁。自由门静脉压从脾切除前的(37.0±7.1)cmH 2O(1 cmH 2O＝0.098 kPa)下降到术后的(26.1±5.7)cmH 2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脾切除术后肝动脉内径(4.0±1.0)mm较术前(3.1±0.7) mm明显增加，门静脉内径(11.9±2.0)mm较术前(13.1±1.9)mm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同时肝动脉流速和血流量增加，门静脉流速和血流量减小。血清NO在脾切除术后即刻升高且持续处于高水平；血清ET-1在脾切除术后2 d下降且低水平波动。血清IL-6和HGF在脾切除术后2 d明显上升，在术后7 d和1个月缓慢下降。脾切除术后血清TGF- β1、MMP1明显升高，血清内毒素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脾切除术诱导了肝硬化患者肝脏血流重塑、肝细胞再生以及肝纤维化的逆转。对肝硬化肝脏产生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动态二氧化碳气腹压力管理应用于肾癌手术患者中的效果。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本院收治的行后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的106例肾癌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各53例。对照组术中维持二氧化碳气腹压力为12 mmHg；试验组基于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根据手术过程动态调节二氧化碳气腹压力。对比两组的肾动脉阻断前后血压、心率、二氧化碳分压(PaCO 2)、气道压力、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PET)变化及手术前后肾功能、生活质量变化，记录两组的围手术期指标、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两组患者在不同时间段的血压、心率、气道压力、PaCO 2及PET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的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肾动脉阻断时间均短于对照组，试验组的术后出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术后第3天的血肌酐(Scr)、尿素氮(BUN)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术后6个月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动态二氧化碳气腹压力管理可有效减少后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肾癌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减少肾动脉阻断时间，减少术后引流量，保护肾功能，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对循环及呼吸系统无显著影响。

目的:探讨数字乳腺X线摄影中调节密度曝光档位对图像质量与辐射剂量的影响。方法:使用数字乳腺X线摄影机的自动曝光控制（AEC）模式，在RMI-156模体下附加0、1、2、3、4块PMMA有机玻璃板模拟4.3、5.3、6.3、7.3、8.3 cm共5种不同的腺体厚度，每种厚度下分别调节密度曝光档位为-3、-2、-1、0、1、2、3、4档，记录每个档位及厚度下的靶/滤过组合、管电压、管电流量、入射体表剂量（ESD）、入射表面空气比释动能（ESAK）、半值层（HVL）和设备显示的平均腺体剂量（显示AGD），计算图像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品质因子（FOM）和经计算所得的平均腺体剂量（计算AGD），对模体内模拟纤维、模拟钙化和模拟肿块的显示效果进行主观评分，分析不同档位下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的变化，比较ESD与ESAK、显示AGD与计算AGD、显示AGD/ESD与计算AGD/ESAK的关系。对档位与SNR、CNR、FOM采用线性拟合，档位与mAs、ESAK、计算AGD采用指数型函数曲线拟合，对于ESD与ESAK、显示AGD与计算AGD、显示AGD/ESD与计算AGD/ESAK的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分析。 结果:每增减1个档位，图像CNR与SNR升降约8%。图像模拟纤维、模拟钙化、模拟肿块的评分随档位的增加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升高档位评分却下降的情况。FOM在各档位下变化幅度为97%~104%，差异性小。衡量辐射剂量的ESD、ESAK、显示AGD、计算AGD随档位均呈增幅越来越快的指数型函数增长趋势，变化幅度为63%~165%。ESD、ESAK分别为15.14±10.08、16.66±11.07，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9.61， P=0.001）。显示AGD与计算AGD分别为3.66±2.18、3.61±1.99，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20， P=0.240）。 结论:调节密度曝光档位能使图像质量呈线性改变，使辐射剂量呈增幅越来越快的指数型函数改变，调节方式和幅度恰当稳定，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目的:通过观察呼吸机吸气触发波形特点，找出触发点对应的回路压力与流量，结合呼吸机工作原理及呼吸力学定律，确定以肺泡内压等作为反映吸气触发努力程度的指标，建立与其相关的数学公式，分析其影响因素与逻辑关系。方法:将模拟肺分别连接到PB840型呼吸机和SV600型呼吸机的呼吸回路。呼吸机调整为流量触发模式，呼气末正压（PEEP）设为5 cmH 2O（1 cmH 2O≈0.098 kPa），分别在流量触发灵敏度（V Trig）为3 L/min、5 L/min时，分别以慢速、中速、快速3种触发力度手动牵拉模拟肺触发1次有效送气。调整呼吸机为压力触发模式，分别在压力触发灵敏度（P Trig）为2 cmH 2O、4 cmH 2O时重复上述过程。通过调节呼吸机显示屏内曲线的刻度，观察不同触发情况下触发点对应的回路压力与流量。以肺泡内压Pa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呼吸力学方法分析达到有效触发时刻（T T）所需要的Pa（即Pa -T），以及Pa在触发期间的压力变化幅度（ΔP）及时间跨度（ΔT）。 结果:① T T时刻压力与流量的对应关系：流量触发模式下，慢速、中速、快速触发时，吸入流量为V Trig，回路压力分别对应为PEEP、PEEP－P n、PEEP－P n'（P n、P n'为下降幅度，其中P n'>P n）；压力触发模式下，吸入流量为偏流（PB840型呼吸机为1 L/min，SV600型呼吸机可能为2 L/min），回路压力为PEEP－P Trig。② Pa -T的计算：流量触发模式下，慢速触发时Pa -T＝PEEP－V TrigR（R为气道阻力），中速触发时Pa -T＝PEEP－P n－V TrigR，快速触发时Pa -T＝PEEP－P n'－V TrigR；压力触发模式下，Pa -T＝PEEP－P Trig－1R。③ ΔP的计算：流量触发模式下，慢速触发时，如无内源性PEEP（PEEPi），则ΔP＝V TrigR；如有PEEPi，则ΔP＝PEEPi－PEEP+V TrigR。中速触发时，如无PEEPi，则ΔP＝P n+V TrigR；如有PEEPi，则ΔP＝PEEPi－PEEP+P n+V TrigR。快速触发时，如无PEEPi，则ΔP＝P n' +V TrigR；如有PEEPi，则ΔP＝PEEPi－PEEP+P n'+V TrigR。压力触发模式下，如无PEEPi，则ΔP＝P Trig+1R；如有PEEPi，则ΔP＝PEEPi－PEEP+P Trig+1R。④ Pa的压力时间变化率（F P）的计算：设F P＝ΔP/ΔT，在ΔP相同的情况下，ΔT越短，说明触发越快；同样，在ΔT相同的情况下，ΔP越大，意味着触发能力或触发努力程度越大，F P更能反映患者的触发能力或触发努力程度。 结论:以触发所需要的最低肺泡内压、肺泡内压的压力跨度及其压力时间变化率3个指标来反映患者的吸气努力程度，并建立数学公式，可直观呈现吸气触发相关因素间的逻辑关系，便于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早期康复训练对脑干出血患者立体定向个体化术后运动功能和神经功能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选择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南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84例立体定向个体化术后脑干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n=42）与对照组（ n=42），对照组予常规西医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药物治疗基础上行早期康复训练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运动功能评定［Fugl-Meyer（FMA）评分］、神经功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Barthel指数（BI）评分］、脑血流情况［平均血流量（MBF）、平均流速（MFV）、周围血管阻力（PVR）］及神经因子［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中枢神经特异性蛋白（S100β）］水平，观察两组康复效果和并发症情况。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95.24%（40/42）］高于对照组［76.19%（32/42）］（ P<0.05）；治疗后两组FMA评分、BI评分、MBF、MFV及BDNF水平均较治疗前高（均 P<0.05），观察组均较对照组高（均 P<0.05）；治疗后两组NIHSS评分、PVR、NSE及S100β水平较治疗前低（均 P<0.05），观察组均较对照组低（均 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7.14%（3/42）］低于对照组［23.81%（10/42）， P<0.05］。 结论:在脑干出血患者立体定向个体化术后行早期康复训练，可改善运动、神经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提高康复效果，调节脑血流动力学和神经因子水平，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设计一种可用于NO吸入治疗的便携式NO救治仪。方法:NO救治仪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方便地调节各关键参数。其使用低强度、高频率的脉冲放电方式对大气压下干燥的空气进行脉冲放电，产生NO混合气体；采用Ca（OH） 2颗粒来过滤放电过程中产生的NO 2气体。基于该NO救治仪系统，研究气流方向、气体流量和输入电压对NO混合气体中的NO和NO 2水平的影响；研究NO 2去除装置对NO 2的过滤性能。 结果:当空气从反应舱的阴极流入，阳极流出，且气体流量为2 L/min、输入电压为4 V时，系统性能较好。此时，输出气体中NO的体积分数为3.25×10 -5，NO 2/NO为0.05。 结论:本研究提出的NO救治仪可满足医用NO气体需求，且系统性能稳定、体积便携、成本较低，在肺动脉高压、慢性阻塞性肺等疾病的治疗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的:探讨手术切除联合射频消融治疗颜面部丛状神经纤维瘤的安全性和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1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采用手术切除联合射频消融治疗的Ⅰ型神经纤维瘤病患儿资料。患儿均在全身麻醉下行瘤体部分切除联合射频消融治疗。术中利用发际线隐蔽切口逐步暴露瘤体，将视野内可见的较大瘤体切除，对于远处操作受限但能明确肉眼可见的瘤体直视下进行射频消融，力求达到瘤体的无残留化。如术中探查发现瘤体侵及面神经、深筋膜下和眼眶内，则放弃射频消融治疗。所使用射频机最大输出功率200 W，电极前端裸露部分长度为3 cm，射频机可以根据组织的阻抗在消融过程中自动调节功率，输出最佳能量，并在消融过程中实时监测周围组织的温度。远端瘤体可以采用B超定位，针刺穿入，射频针导入进行消融。估算术中出血量，观察统计术后引流量、引流管放置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出院时及术后第1个月均进行1次面神经损伤评估。术后6个月采用患者和观察者瘢痕评估量表(POSAS)中的患者瘢痕评估量表(PSAS)进行瘢痕评估。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 s表示，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共纳入5例患儿，男3例，女2例；年龄1岁2个月至6岁10个月；瘤体均位于颜面部；侵犯层次均为肌肉浅层，术后病理均提示为丛状神经纤维瘤。5例患儿手术切口长度为(5.4±0.4)cm，术中出血量为(36.0±4.9)ml，术后引流量为(4.2±0.7)ml，引流管放置时间为(2.4±0.5)d；术后均未发生局部感染及皮肤破溃，体温亦无明显波动。随访12~1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12个月。出院时及术后1个月均未发现患儿有抬眉困难表现。术后早期患儿手术部位肿胀明显，最迟约40 d逐渐消肿；1例出现局部皮肤青紫，冷敷后于术后1个月渐消退，考虑为局部皮下轻微出血所致。患儿术后局部瘢痕均轻微且较为隐蔽，术后6个月患儿的PSAS评分为(27.2±4.4)分。随访期间，原瘤体部位稳定，未见进行性增大瘤体再现。结论:手术切除联合射频消融治疗颜面部丛状神经纤维瘤具有一定安全性及有效性，相较于传统手术，可减少局部损伤和容貌改变，射频消融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但仍无法完全取代传统手术的地位。

目的:通过观察工作状态下脱险潜水服充气系统和气囊头罩压力变化，研究充气系统动态供气特性。方法:模拟加压舱以 指数速率空气加压至设定压力 P1。 P1为0.2、0.7、1.1、1.6和2.1 MPa时，加压时间常数 b分别取30、20、10、7和4 s，记录加压过程中充气系统供气流量 Q、脱险潜水服气囊内相对压力Δ P、头罩内相对液位Δ Z，描述分析动态供气特征。 结果:模拟加压舱加压到0.2 MPa时，供气流量 Q快速线性上升，线性斜率 K与b的关系为 K＝747.81 b-0.26；随后 Q出现短暂的平台期，波动范围为0.9～3.1 kg/h，所处压力区间为0.2～0.4 MPa；此后， Q随环境压力逐渐增加。气囊内相对压力Δ P的变化反映了 Q的调节过程，加压至0.15 MPa，Δ P急剧上升至最高值，此后随模拟加压舱压力升高，Δ P趋于稳定；加压设定压力 P1越大，Δ P越高，但始终保持在11～14 kPa之间，Δ P与 P1的函数关系为Δ P＝ P10.088 4。头罩内相对液位Δ Z是充气系统供气的最终目标，Δ Z在加压过程中始终低于模拟加压舱水位，且随模拟加压舱压力升高而降低；Δ Z与气囊内相对压力Δ P相关，Δ P越大，同一深度下Δ Z越大。 结论:脱险潜水服充气系统的供气流量能与模拟加压舱加压速率相适应，可自动调整供气量，无需手动操作，能提高脱险的安全性。

目的:评价手术时间对肿瘤切除术患者地氟烷药代动力学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行择期全麻手术患者150例，性别不限，年龄18～75岁，BMI 19～25 kg/m 2 ，ASA分级Ⅰ或Ⅱ级，术前肺功能未见异常。麻醉诱导：静脉注射舒芬太尼0.3 μg/kg、顺苯磺酸阿曲库铵0.2 mg/kg和丙泊酚2 mg/kg，气管插管术后行机械通气。麻醉维持：吸入地氟烷，调节挥发罐刻度至6%，新鲜气体流量2 L/min，术中根据血流动力学变化及肌肉松弛程度，间断静脉注射舒芬太尼和顺苯磺酸阿曲库铵。记录地氟烷呼气末浓度达0.5 MAC的时间、地氟烷呼气末浓度与挥发罐设定浓度比值达1/2的时间、地氟烷呼气末浓度与吸入浓度比值达1/2的时间、关闭挥发罐即刻地氟烷呼气末浓度降至0.5 MAC的时间和呼气末浓度从0.5 MAC降至0.2 MAC的时间。按照手术时间将患者分为3组：S组手术时间<2 h；M组手术时间2～4 h；L组手术时间>4 h。 结果:3组间地氟烷呼气末浓度达0.5 MAC的时间、地氟烷呼气末浓度与挥发罐设定浓度比值达1/2的时间、地氟烷呼气末浓度与吸入浓度比值达1/2的时间、关闭挥发罐即刻地氟烷呼气末浓度降至0.5 MAC的时间和呼气末浓度从0.5 MAC降至0.2 MAC的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手术时间不会影响肿瘤切除术患者地氟烷的药代动力学。

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成人暴发性心肌炎患者院内生存及预后的影响。方法:从中国体外生命支持学会注册数据库（CSECLS）中选择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心脏中心2019年3月至2022年1月入组接受静脉-动脉ECMO（VA-ECMO）支持的21例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登记材料。记录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实验室相关检查及心脏超声检查资料、VA-ECMO支持相关参数和并发症及患者院内结局，患者随访主要终点事件为死亡和因心力衰竭（心衰）再住院。结果:① 21例患者中位年龄为（42.7±16.4）岁；男性12例（57.1%），女性9例（42.9%）；院内存活16例（76.2%），院内死亡5例（23.8%）。②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患者中有创呼吸机支持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比例更高〔3/16（18.8%）比4/5（80.0%），3/16（18.8%）比4/5（80.0%）〕，VA-ECMO辅助后生存率评分（SAVE）更低〔分：-5.0（-5.0，-3.0）比1.0（-6.0，5.0）〕，VA-ECMO支持期间血肌酐（SCr）水平更高〔μmol/L：248.0（144.0，447.0）比83.0（71.7，110.9）〕、而血小板计数（PLT）水平更低〔×10 9/L：60.0（31.5，96.5）比100.0（71.0，139.3）〕，ECMO初始支持流量更高（L/min：3.2±0.7比2.6±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③存活组患者出院时心脏超声指标较入院时明显改善〔左室射血分数（LVEF，%）：54.0±6.7比30.0±7.2、左室舒张期末容积（LVESV，mL）：55.7±27.5比85.9±28.7、心排血指数（CI，L·min -1·m -2）：2.6±0.4比1.9±0.6、心排血量（CO，L/min）：4.5±0.7比3.2±0.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④ 16例存活患者出院随访中位时间9（2，14）个月，随访期间有5例（31.3%）因心衰再入院（1例出院后心源性死亡），因心衰再入院5例患者住院期间ECMO支持时间明显短于未发生心衰的11例患者〔h：82.0（47.0，99.0）比116.0（98.0，156.0）， Z＝-2.381， P＝0.017〕。 结论:成人暴发性心肌炎患者在免疫调节等治疗的基础上早期应用VA-ECMO可明显提高院内生存率、改善患者心功能，患者出院后发生心衰可能与住院期间VA-ECMO支持时间较短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