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起始联合地塞米松玻璃体腔植入剂(DEX)对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CRVO)继发黄斑水肿(ME)患眼黄斑区外层视网膜结构完整性的长期影响及疗效.方法 回顾性临床研究.2015年2月至2022年8月于中部战区总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CRVO合并ME(CRVO-ME)患者54例54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30例30只眼,女性24例24只眼;均为单眼患病.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将患者分为玻璃体腔注射DEX和抗VEGF药物联合治疗组(起始联合组)、单纯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组(单药组),分别为21、33只眼.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OCT仪测量中央视网膜厚度(CRT)以及黄斑1mm区外界膜(ELM)、椭圆体带(EZ)、嵌合体带(IZ)缺失长度.起始联合组在联合治疗后经评估按需(PRN)给予抗VEGF药物或DEX治疗;单药组接受3+PRN方案治疗.首次治疗后1、6、12个月(分别记录为V1、V6、V12)以及2023年12月观察截止点或最后一次访视(记录为Vf)采用治疗前相同的设备和方法行相关检查,对比观察两组患眼基线以及V1、V6、V12、Vf时ELM、EZ、IZ缺失长度变化.组间BCVA、CRT以及不同随访时间ELM、EZ、IZ缺失长度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组连续变量的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检验.结果 起始联合组、单药组患者随访时间分别为(18.05±5.66)、(21.90±10.8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3.430,P=0.229).与基线时比较,起始联合组、单药组患眼治疗后不同随访时间ELM、EZ、IZ缺失长度均明显改善(F=11.848、10.880、29.236),BCVA提高(F=10.541),CRT降低(F=52.2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V1时,起始联合组、单药组EZ、IZ缺失长度分别为(344.10±413.03)、(593.33±372.96)μm和(354.71±321.75)、(604.85±385.77)μm,起始联合组EZ、IZ缺失长度改善优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272、6.106,P=0.026、0.017);起始联合组、单药组CRT分别为(248.86±59.99)、(314.72±214.91)μm,起始联合组CRT显著低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102,P=0.017).V6、V12、Vf时,起始联合组、单药组ELM、EZ、IZ缺失长度以及BCVA、CR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起始联合组、单药组ELM、EZ、IZ与BCVA、CRT均呈正相关(P＜0.001).V6、V1 2、Vf时,起始联合组、单药组抗VEGF药物注射次数分别为(2.67±1.32)、(4.43±2.27)、(6.05±3.51)次和(4.58±0.90)、(7.33±1.93)、(11.33±6.10)次;起始联合组注射次数明显少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150、0.646、3.433,P＜0.01).结论 起始联合组患眼BCVA、CRT改善程度与单药组近似;与单药组比较,起始联合组患眼早期EZ、IZ缺失改善更为显著,CRT下降更为明显;起始联合组较单药组接受更少的抗VEGF药物注射次数.

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的主要手段，但仍有30％的患者对其治疗反应差。目前能够提示抗VEGF药物治疗预后的影像标志物包括缺血指数、深层视网膜毛细血管丛的黄斑中心凹无血管区面积、微动脉瘤数量、血流密度、视网膜内层紊乱、外界膜和（或）椭圆体带破坏程度、强反射灶、视网膜内囊肿、视网膜下液；生物标志物包括超敏C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抗延胡索酸酶抗体以及眼内房水细胞间黏附分子-1、白介素（IL）-6、IL-8等。了解这些可能预测和评估抗VEGF药物治疗预后的临床标志物，可以灵活调整治疗方案，更加有效地监测、治疗、管理DME患者。

患者女，57岁。因左眼无痛性视力下降1周，于2019年11月11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眼科就诊。患者近1年来有反复肺部感染和贫血，曾于外院诊断为"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并接受抗感染及输血治疗，但是情况无明显好转。2005年行胆道结石取出手术。否认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病史。否认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及其他药物史。否认家族史和遗传病史。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6，矫正视力1.0；左眼视力眼前手动，无法矫正。右眼、左眼眼压均为16 mm Hg(1 mm Hg=0.133 kPa）。双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左眼可见尘状及色素性角膜后沉着物，丁达尔征（+），前房细胞（++）；双眼晶状体皮质轻度混浊。眼底检查：左眼玻璃体中度混浊、细胞（+），视盘颜色偏淡；后极部及鼻侧视网膜呈灰白色，血管管径细，动脉闭塞，视网膜下方及颞侧可见颗粒状坏死灶，累及黄斑区（ 图1A）。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左眼视网膜动静脉充盈时间延迟，视盘下方大片视网膜荧光着染，后期轻微荧光素渗漏，视盘鼻侧视网膜弥漫性透见荧光夹杂弱荧光斑点；晚期部分视网膜血管及微血管荧光素渗漏，累及黄斑（ 图1B）。右眼眼底及FFA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检查提示前上纵膈占位，性质待定（ 图2）。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67 g/L（正常值：110~150 g/L），红细胞计数2.22×10 12个/L（正常值：3.5~5.0×10 12个/L），血清铁蛋白1 413 ng/ml（正常值：80~400 μg/L）。免疫学检查：B细胞缺乏、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低CD4 T细胞计数和低CD4/CD8 T细胞计数比率。前房穿刺抽取房水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巨细胞病毒（CMV）含量35.8拷贝/ml。诊断：左眼CMV性视网膜炎（CMVR）。给予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2 mg，2次/周，连续1个月；全身静脉注射更昔洛韦250 mg，2次/d；局部使用1%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和0.5%托吡卡胺滴眼液滴眼。

糖尿病黄斑水肿（DME）作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具威胁视功能的主要并发症，具有难治性和反复发作的特点。目前针对DME的临床常规治疗主要包括玻璃体腔注药、黄斑区格栅样激光光凝、阈值下微脉冲激光、球旁糖皮质激素注射、玻璃体切割手术等。虽然常规治疗对部分患者有效，但持续存在的、顽固的及反复发作的DME仍然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难题。近年来临床研究发现，某些联合治疗方法优于单独治疗，既能恢复患者黄斑区解剖结构，有效减轻黄斑水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视功能，同时亦可减少治疗次数，降低总体费用等，弥补了单一治疗模式的不足，被临床寄予厚望。然而，联合治疗在临床上的应用时间较短，其安全性和长期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探究。针对DME发生发展的不同机制，目前仍有新药物、新剂型、新治疗靶点处于研究和开发阶段，如具有更强的抑制血管渗漏作用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设计锚定重复序列蛋白、多生长因子抑制剂、抗炎治疗制剂和干细胞治疗等。随着对现有药物和治疗方式的联合应用，以及新药物、新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DME的个性化治疗将成为可能。

目的:观察四川地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的临床特征，评价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对其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研究。2013年1月至2022年1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首次行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的ROP患儿156例306只眼纳入研究。根据抗VEGF药物的种类不同，将患儿分为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IVR）组和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IVC）组；根据患儿就诊路径不同，将IVC组分为院内组和转诊组。治疗后门诊随访至病变退行（血管退化或视网膜完全血管化）或再次入院治疗，随访时间至少6个月。若发现病情复发或进展，则再次收治入院并根据病变的严重程度，选择抗VEGF药物、视网膜激光光凝或手术治疗。总结分析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临床特征：性别、出生胎龄（GA）、出生体重（BW）、吸氧史等；病变情况：ROP分期、分区、是否有附加病变等；治疗情况：治疗时间、首次抗VEGF药物治疗时矫正胎龄等；预后：是否再治疗、再治疗时间、再治疗方式等；不良事件：角膜水肿、晶状体混浊、眼内炎、视网膜损伤等局部不良反应以及与治疗相关的全身不良反应。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秩和检验。 结果:156例ROP患儿306只眼中，男性74例（47.44%，74/156），女性82例（52.56%，82/156）；均具有出生时吸氧史。患儿GA为（28.43±2.19）（23.86~36.57 ）周，BW为（1 129±335）（510~2 600）g，首次抗VEGF药物治疗时矫正胎龄为（39.80±3.04 ）（31.71~49.71）周。均诊断为1型ROP，包括急进型ROP （A-ROP）26只眼（8.50%，26/306），Ⅰ区病变39只眼（12.74%，39/306），Ⅱ区病变241只眼（78.76%，241/306 ）。患儿确诊后于72 h内行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其中行IVR治疗68例134只眼（43.79%，134/306 ），行IVC治疗88例172只眼（56.21%，172/306）。IVC组患儿中，院内组34例67只眼（38.95%，67/172），转诊组54例105只眼（61.05%，105/172）。仅一次治疗后好转279只眼（91.18%，279/306 ），经2次治疗后好转15只眼（4.90%，15/306），经3次治疗后好转12只眼（3.92%，12/306）。IVR组一次治愈率低于IVC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665， P=0.197）。在不同ROP类别中，IVC在A-ROP中表现出更好的治疗效果，其一次治愈率高于IV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797， P<0.05）。IVC组中院内组患儿GA、BW、首次抗VEGF药物治疗时矫正胎龄均低于转诊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485、-2.940、-3.796， P<0.05）。IVC组中院内组、转诊组一次治愈率分别为94.94%、92.38%，院内组一次治愈率略高于转诊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71， P=0.679）。所有患儿随访期间均未出现与药物或玻璃体腔注射相关的眼部及全身不良反应。 结论:四川地区ROP患儿GA、BW及首次治疗时矫正胎龄较发达国家偏大。IVR及IVC均可安全有效治疗ROP，两种药物在ROP总体的一次治愈效果中无明显差异，但IVC在A-ROP治疗中表现更佳。

玻璃体腔注药是老年性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慢性眼底病的治疗方式。《"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2021-2025年）》提出，需聚焦眼底病等重点眼病，完善慢性眼病患者管理模式。因此，探讨如何在保障患者医疗安全前提下，进一步优化玻璃体腔注药服务流程，以提升医疗服务效率、规范化管理水平及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具有一定的意义。遵循《我国视网膜病玻璃体腔注药术质量控制标准》，针对建立一站式玻璃体腔注药模式及其组织管理、标准化操作流程、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等环节，我国眼底病及相关领域专家通过认真、全面、充分讨论达成共识性意见，为建立适合我国眼科国情的玻璃体腔注药管理模式、促进我国眼底病诊疗模式的发展，提供更多参考。

目的：:比较康柏西普和雷珠单抗治疗阈值前期1型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的疗效。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住院治疗的阈值前期1型ROP且行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治疗的患儿107例（208眼），其中行康柏西普治疗（IVC）45例（86眼）作为IVC组，雷珠单抗治疗（IVR）62例（122眼）作为IVR组。IVC组中I区病变16例（32眼），II区病变29例（54眼）；IVR组中I区病变23例（46眼），II区病变39例（76眼）。术后定期随诊观察眼内炎症反应、ROP病变消退情况、ROP病变复发再治疗率和复发再治疗间隔时间。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2组间性别、出生胎龄、出生体质量、治疗时矫正胎龄、病变分区、急进型ROP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IVR组和IVC组的复发再治疗率分别为45%和35%，其中I区为61%、63%，II区为37%、19%，2组间II区病变复发再治疗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14， P=0.024）。IVR组和IVC组II区复发再治疗时间分别为注药后（8.8±2.5）周和（11.2±3.1）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玻璃体腔注射雷珠单抗和康柏西普治疗ROP均有效，治疗后复发与病变分区有关，且康柏西普治疗II区病变复发再治疗率低于雷珠单抗的治疗。

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是目前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RVO）黄斑水肿的主要手段，其能明显抑制新生血管，减轻水肿，提高患者视力。但VEGF是血管内皮细胞的存活因子，其是否会导致视网膜缺血进展以及是否对视网膜毛细血管产生影响值得临床关注。就目前来看，大多学者认为，从拱环形态改变以及浅层、深层视网膜毛细血管层量化黄斑中心凹无血管区面积、视网膜无灌注区大小及黄斑区视网膜血流密度等方面观察，抗VEGF药物治疗RVO黄斑水肿并不会加重视网膜毛细血管的闭塞。并且，这些指标的变化可能与患者需要治疗的次数、视力预后等有一定的关系。今后随着OCT血管成像的逐渐普及以及抗VEGF药物治疗次数和时间的延长，期待更大样本、更长随访时间的研究深入分析抗VEGF药物治疗对RVO黄斑水肿患者视网膜毛细血管的确切影响。

目的:分析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患者玻璃体切割手术(PPV)后玻璃体再出血(PVH)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2年6月至2019年5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收治的首次行PPV治疗的PDR伴玻璃体积血(VH)患者1 848例1 848眼，其中男979眼，女869眼；平均年龄(55.72±10.39)岁。所有患眼均行经睫状体平坦部标准三通道PPV。术后随访6~24个月，平均(379.34±231.28)d。按PPV术后是否发生PVH分为PVH组和无PVH组，再根据PVH发生时间分为早期PVH组和晚期PVH组。1 848例1 848眼中PPV后发生PVH 170眼，占9.19%，其中早期PVH 30眼，晚期PVH 140眼，发生时间为术后6~450 d。纳入统计分析的基线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手术前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眼部因素包括术前是否完成全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前3 d是否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治疗、晶状体状态、是否合并虹膜新生血管(NVI)等；手术因素包括术中是否发现视盘新生血管(NVD)伴出血、是否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结束时是否行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等。采用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DR伴VH患者PPV术后PVH的危险因素。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OR＝0.940， P<0.01)、术前高HbA1c水平( OR＝1.878， P<0.01)、合并视网膜静脉阻塞(RVO)( OR＝8.310， P<0.01)、糖尿病饮食控制血糖( OR＝3.030， P＝0.019)、糖尿病病程( OR＝1.044， P<0.01)、高血压病史( OR＝1.802， P<0.01)、合并肾脏或心脑血管疾病( OR＝18.377， P<0.01)、术前合并NVI( OR＝7.488， P<0.01)、未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 OR＝1.628， P＝0.023)、NVD伴出血( OR＝2.691， P<0.01)、术毕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 OR＝0.181， P<0.01)、术毕玻璃体腔无菌空气填充( OR＝1.901， P＝0.024)与PVH相关。早期PVH组和晚期PVH组术前基线、眼部和手术因素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低龄、术前高HbA1c、合并RVO、糖尿病饮食控制治疗、糖尿病病程、高血压病史、合并肾脏或心脑血管疾病、术前合并NVI、未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NVD伴出血、术毕未行玻璃体腔内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术毕玻璃体腔无菌空气填充是PDR伴VH患者PPV术后发生PVH的危险因素。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是常见的中老年急性视神经病变，以视盘水肿伴视野缺损为主要特征。目前NAION尚无标准治疗方案，治疗重点在于控制全身疾病及其他危险因素、减轻视盘水肿、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等。近年来，玻璃体腔药物注射作为新的治疗手段应用于NAION治疗，其能使药物快速到达眼内靶组织，并维持较高浓度，增加疗效的同时不引起严重的全身并发症。本文主要对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曲安奈德、促红细胞生成素等治疗NAION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