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 1990～2019 年中国非风湿性瓣膜性心脏病(non-rheumatic valvuiar heart disease,NRVHD)疾病负担及变化趋势.方法:基于 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收集 1990～2019 年中国NRVHD相关数据,分析这一时期NRVHD的粗发病率、粗患病率、粗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及其年龄标化率等数据,并通过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相应的变化趋势.利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预测 2020～2029 年中国NRVHD负担状况.结果:中国NRVHD粗发病率、粗患病率和粗DALY率从 1990 年的 7.87/10 万、123.21/10 万和 9.83/10 万上升到 2019 年的 22.85/10 万、374.16/10 万和 11.95/10 万;年龄标化发病率、年龄标化患病率从 1990 年的 9.22/10 万、169.04/10 万上升到 2019 年的 15.30/10 万、262.85/10 万,女性均高于男性;年龄标化DALY率从 1990 年的 13.43/10 万下降到 2019 年的 9.07/10 万,女性均高于男性.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年龄标化发病率、年龄标化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年龄标化DALY率呈下降趋势[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分别为 1.86%、1.72%和-1.66%],变化趋势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1990～2019 年不同年龄组人群的疾病负担整体呈上升趋势,其粗发病率、粗患病率及粗DALY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是疾病负担的主要群体.灰色预测模型GM(1,1)结果显示,至2029年年龄标化发病率和年龄标化患病率分别增加到18.51/10万、303.26/10万,年龄标化DALY率下降到7.42/10万.结论:1990～2019 年中国NRVHD的年龄标化发病率、年龄标化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年龄标化DALY率均呈下降趋势.NRVHD的疾病负担仍然较重,女性和高龄人群尤其需要关注.

心源性栓塞性卒中,简称心源性卒中,是指来自心脏和主动脉弓的心源性栓子通过循环导致脑动脉栓塞引起相应脑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与其他病因所致的缺血性卒中相比,心源性卒中的病情程度相对更重、预后更差、复发率更高.其病因主要包括持续性或阵发性房颤、心力衰竭、急性冠脉综合征、卵圆孔未闭、主动脉弓粥样硬化、风湿性心脏病、人工心脏瓣膜、感染性心内膜炎、扩张性心肌病和心脏黏液瘤等.目前心源性卒中无统一的诊断标准,鉴于此,我们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了心源性卒中的诊断专家共识,基于临床特征和神经影像学特点,结合血管和心脏评估检查等要素,将心源性卒中分为"确诊的"(definite)、"很可能(probable)"和"可能的(possible)"3个等级.对于心源性卒中的治疗,在急性期治疗时间窗内进行静脉溶栓和(或)血管内治疗,以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挽救缺血半暗带,减少神经功能残疾;针对心源性卒中的不同病因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以预防脑卒中的复发,并积极进行神经康复治疗.

二尖瓣反流（MR）是常见的瓣膜性心脏病，其患病率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增加，严重的MR明显降低患者的生存率。除了优化药物外，传统外科手术是治疗MR的主要手段，近年来，MR的介入治疗技术蓬勃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该文将对经导管二尖瓣反流介入治疗的现状及进展进行系统阐述。

目的:了解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手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现状，明确其影响因素，为制订改善运动恐惧水平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2—9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初次接受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手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以一般资料调查表、心脏病患者运动恐惧量表、运动自我效能量表、疼痛灾难化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为研究工具进行横断面调查，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最终纳入219例患者，其中97例患者存在运动恐惧，占44.3%（97/219）。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庭月收入、术后首次下床时间、跌倒恐惧、家庭关怀度、疼痛灾难化是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手术后患者运动恐惧的重要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手术后患者运动恐惧发生率较高，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家庭月收入水平较低、术后首次下床时间晚、存在跌倒恐惧的患者，同时加强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重视术后急性疼痛的管理，以减少或避免运动恐惧的发生，使患者从早期下床活动中受益。

快速、准确诊断心血管器械感染仍是临床的一大挑战。解剖影像技术，如超声心动图、心脏CT或CT血管造影术是临床疑似心内膜炎的一线检查。其能检出赘生物和瓣膜周边并发症。既往研究表明，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功能影像与解剖影像相比，具有独特优点。其可在发生形态学损伤前诊断早期心脏器械感染，并识别感染源或在体内其他部位的细菌栓子。尽管 18F-FDG PET/CT的异常结果已作为器械相关和人工瓣膜心内膜炎的主要诊断标准，被纳入到2015年的欧洲心脏病学会指南，但美国指南尚未纳入这一标准。除了这些临床可用的影像学手段，研究者们还致力于开发靶向细菌的示踪剂用于特异性感染显像，包括细菌麦芽糖糊精转运体、细菌胸苷激酶、抗生素、抗菌肽、细菌抗体、噬菌体和细菌DNA/RNA杂交核苷酸寡聚物的示踪剂。在上述示踪剂中，放射性标记的抗生素已在人体中进行了研究，但未能成功在临床上用于感染显像。其余大多数示踪剂仅在实验动物中进行了研究。本文比较了解剖和功能影像在心脏器械感染中的作用，并讨论了 18F-FDG和细菌靶向示踪剂的优缺点。

3D打印技术在近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随着计算机、影像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新材料的开发，3D打印技术在结构性心脏病领域的临床应用中发挥出其独特作用。其3D模型不但可以帮助医生及医学生了解心脏解剖结构和手术培训，而且还能帮助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术前规划、术中指导甚至术式创新。将来3D打印技术与组织工程学的结合将有望解决人工瓣膜和血管移植物的窘境。3D打印在结构性心脏病中的应用可谓未来可期。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心脏疾病年轻化，心脏病患者行心脏及非心脏手术的例数呈逐年增多趋势 [ 1] 。术前需要对此类患者进行全面的麻醉风险评估，以明确合适的手术时机，并针对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做好应对措施，尤其需要熟知各种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及其相应的数据解读。在现有的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监测中，超声心动图可以直接或间接评价心功能、血容量和外周血管阻力三要素，是一种无创、直观、重复性好的方法，因此应用超声心动图可提高术中循环功能监测和管理的准确性。一项纳入214例非心脏手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或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的使用对40%的患者产生显著影响，如改变了药物或手术治疗、证实诊断，避免了有创性肺动脉导管监测；而在有TEE最强指征的患者和手术中，该比例更高 [ 2] 。其中将TEE对围术期决策的影响分为：主要影响，即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件、改变麻醉或手术治疗决策、有临床意义的术后评估；次要/有限影响，即改变药物治疗、消除血流动力学变化的可能原因、代替更具侵入性的装置来评估心脏功能 [ 3] 。在非心脏手术的高危患者中，TEE或TTE检查最常见的术中诊断是低血容量、低射血分数、局限性室壁运动障碍、瓣膜病、右心室衰竭或肺栓塞。低血容量的典型征象有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减少，射血分数增高，乳头肌"亲吻征"，扩容后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增大。但心脏病患者的左室可能比原有扩大或缩小，应注意术前测量基础值。在严格把握禁忌证的情况下，TEE不影响术野及手术操作，更加适合术中使用。TEE探头频率较TTE探头高，检查时离心脏更近，因而图像更加清晰，同时获得的临床信息还往往能对其他血流动力学监测装置如中心静脉导管或肺动脉导管起到补充作用。现就TTE和TEE在心脏病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的应用和进展综述如下。

目的:探讨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与因素与新发心力衰竭（心衰）的关系。方法: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入选2006至2007年参加开滦集团公司职工健康体检且心血管健康行为与因素资料完整者作为观察对象，排除患有瓣膜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以及有心衰病史者。依据心血管健康评分（CHS）将入选人群分为CHS<8分组、8分≤CHS<10分组和CHS≥10分组。以新发心衰为终点事件，研究随访至2016年12月31日。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CHS与新发心衰的关系。结果:该研究最终入选95 167人，其中CHS<8分组26 640人、8分≤CHS<10分组35 230人、CHS≥10分组33 297人。中位随访时间10.3年，随访期间CHS<8分组、8分≤CHS<10分组和CHS≥10分组人群心衰发病率分别为2.7%（729/26 640）、1.8%（651/35 230）和1.1%（360/33 297）。在校正了年龄、性别、心肌梗死史、心房颤动史、收入、饮酒、教育水平以及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的情况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8分≤CHS<10分组和CHS≥10分组人群新发心衰的风险分别较CHS<8分组低了32%（ HR=0.68，95% CI 0.61~0.75）和51%（ HR=0.49，95% CI 0.43~0.55）。从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与因素中分别移除1个行为或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HR值变化幅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收缩压（ HR=0.78，95% CI 0.74~0.82）、体重指数（ HR=0.78，95% CI 0.74~0.82）、空腹血糖（ HR=0.77，95% CI 0.73~0.81）、总胆固醇（ HR=0.76，95% CI 0.72~0.80）、体育锻炼（ HR=0.72，95% CI 0.69~0.76）、吸烟（ HR=0.75，95% CI 0.71~0.79）和食盐摄入量（ HR=0.73，95% CI 0.69~0.77）。 结论:CHS与新发心衰风险呈负相关，并呈现剂量-反应关系。

目的:分析SSc合并心脏受累的临床特点及预测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明确诊断的SSc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合并心脏受累分为阳性组和阴性组，8名健康对照组来自体检中心。采用 t检验、秩和检验或 χ2检验比较2组患者及健康对照组的临床特征，Logistic回归及ROC曲线分析SSc合并心脏受累的危险因素。同时利用转录组测序分析2组患者及健康对照组差异基因表达。 结果:①共纳入75例SSc患者，剔除其中6例重叠综合征和1例合并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分析68例患者临床资料发现：合并心脏受累者（阳性组）16例（23.5%），未合并心脏受累者（阴性组）52例（76.5%），16例心脏受累患者中出现心电图异常12例（75.0%），心脏瓣膜病变9例（56.2%），心脏结构异常8例（50.0%），生物标志物升高10例（83.3%），心包积液8例（50.0%）。②2组相比，阳性组病程更长[120（11.2，132）个月与48（24，90）个月， Z=-2.08， P=0.037）]，阳性组肺动脉高压（PAH）（50.0%与11.5%， χ2=11.07， P<0.001）和肾功能不全（50.0%与3.8%， χ2=20.78， P<0.001）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阴性组。进一步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证明，长病程[ OR值（95% CI）=1.011（1.001，1.021）， P=0.031]、PAH[ OR值（95% CI）=5.431（1.065，27.710）， P=0.042]、肾功能不全[ OR值（95% CI）=30.444（4.139，223.938）， P<0.001]是SSc合并心脏受累的独立危险因素。③68例SSc患者中共63例完成了甲襞微循环（NVC）检查，发现2组异常NVC改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93.3%与58.3%， χ2=5.87， P=0.013）；阳性组毛细血管总数明显少于阴性组[3.5（2，4.8）与6（5，7）， Z=-2.97， P=0.003]；进一步行ROC曲线分析得出，毛细血管总数<4.5预测心脏受累的发生（灵敏度为80.0%，特异度83.8%），ROC曲线下面积95% CI为0.805（0.061，1.000）， P=0.003。④共11例SSc患者（阳性组6例，阴性组5例）和8名健康对照组行转录组测序，最后筛选得到同步下调基因TNFRSF13B，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88， P=0.003），且在阳性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19， P=0.004）。 结论:SSc伴随PAH和肾功能不全的长病程患者易合并心脏受累，早期行毛细血管镜检查有助于预测SSc患者发生心脏疾病的风险，而TNFRSF13B基因检测在SSc及其心脏受累中具有一定的价值及研究前景。

目的:探讨航空医学鉴定中飞行员先天性心脏病的若干问题，为日后飞行员医学鉴定提供借鉴。资料来源与选择:国内外该领域的相关文献及专著。资料引用:引用国内外文献47篇。资料综合:现役飞行员先天性心脏病的航空医学鉴定，需要综合考虑疾病治疗的时间及方法，还要评估治疗后出现的隐源性脑卒中、心律失常、感染性心内膜炎或精神障碍等不良事件的风险以及导致空中失能的风险。尽管研究表明卵圆孔未闭与脑卒中相关，但目前航空医学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解剖变异，可以给予飞行合格结论。先天性心脏病可能会合并各种心律失常，是飞行员心血管疾病停飞的三大原因之一，严重影响飞行安全。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患者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合并心内膜炎的心脏瓣膜可能会在短期内发生功能变化，导致心功能恶化，预后不良。此外，飞行员需要有更强的心理素质，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疏导或药物治疗会避免不必要的停飞。结论:现役飞行员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治疗及航空医学鉴定需要心脏科医师与航空医学鉴定委员会共同协商制定，保障飞行安全和部队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