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物质滥用史对男性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及其与暴力行为的关系。方法:2019年10—11月对1 455名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编个人物质滥用史问卷收集物质滥用情况(饮酒、吸烟和吸毒)；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s，PHQ-9)调查焦虑抑郁情绪。按照有无物质滥用史将所有被试分为物质滥用组( n＝871)和无物质滥用组( n＝584)。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采用 t检验、 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1)物质滥用组GAD-7[(4.95±5.88)分，(3.35±5.33)分； t＝－5.407， P<0.01]、PHQ-9[(6.69±6.50)分，(4.48±5.73)分； t＝－6.821， P<0.01]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无物质滥用组。(2)躯体疾病( β＝0.700， OR＝2.014，95% CI＝1.599~2.538， P<0.05)、酒精滥用史( β＝0.434， OR＝1.543，95% CI＝1.176~2.025， P<0.05)、烟草滥用史( β＝0.387， OR＝1.473，95% CI＝1.154~1.880， P<0.05)、年龄≤45岁( β＝0.372， OR＝1.450，95% CI＝1.118~1.881，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躯体疾病( β＝0.686， OR＝1.986，95% CI＝1.581~2.496， P<0.05)、烟草滥用史( β＝0.488， OR＝1.629，95% CI＝1.286~2.063， P<0.05)、年龄≤45岁( β＝0.484， OR＝1.622，95% CI＝1.260~2.08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44， OR＝1.410，95% CI＝1.073~1.854，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3)受教育年限≤9年( β＝0.900， OR＝2.459，95% CI＝1.855~3.261， P<0.05)、年龄≤45岁( β＝0.788， OR＝2.199，95% CI＝1.690~2.860， P<0.05)、未婚( β＝0.683， OR＝1.980，95% CI＝1.421~2.75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08， OR＝1.361，95% CI＝1.053~1.758， P<0.05)、毒品滥用史( β＝0.557， OR＝1.745，95% CI＝1.055~2.885， P<0.05)是服刑人员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 结论:物质滥用史可能是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酒精、毒品滥用均是出现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述情障碍及其因子在特质愤怒与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特质愤怒量表(the trait anger scale，TAS)、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20，TAS-20)和中文大学生版Buss-Perry攻击性量表(th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version of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对268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进行施测，使用SPSS 23.0和Mplus 8.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特质愤怒、攻击行为和述情障碍的总分分别为(17.75±4.93)分、(52.15±10.61)分、(70.90±19.40)分。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 r＝0.67， P<0.01)、述情障碍( r＝0.40， P<0.01)均呈正相关，述情障碍与攻击行为也呈正相关( r＝0.55， P<0.01)。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酒精成瘾的影响后，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 β＝0.67， P<0.01)；述情障碍的情感辨认障碍因子在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β＝0.18，95% CI＝0.11~0.27)。 结论:特质愤怒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也可以通过述情障碍中的情感辨认障碍因子间接影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

目的:探讨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影响，以及共情和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自编面部表情识别能力测验、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于2022年8月对200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采用SPSS 20.0结合Hayes编制的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中介及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服刑人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79.145±12.134)分]与服刑次数[(1.555±1.045)次]显著负相关( r＝－0.227， P<0.01)；面部表情识别能力能正向预测服刑人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总效应＝0.338， P<0.01)，共情在两者关系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0.094， P<0.01)；社会支持对面部表情识别能力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 β＝0.176， P<0.01)、与共情的关系( β＝－0.291， P<0.01)，以及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 β＝－0.270， P<0.01)均有调节作用。 结论: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有促进效应，共情和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分别起了中介及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在男性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与自杀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儿童期虐待史自评量表(personal report of childhood abuse，PRCA)、事件影响量表(impact of event scale，IES)、思维压抑量表(white bear suppression inventory，WBSI)和自杀态度问卷(suicide attitude inventory，SAI)对370名男性服刑人员施测，采用SPSS 22.0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结果: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得分为(2.60±0.62)分，事件影响得分为(2.69±0.62)分，思维压抑得分为(2.83±0.79)分，自杀态度得分为(3.06±0.61)分。儿童期虐待经历、事件影响、思维压抑在不同自杀态度组上的得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2.69，51.06，78.76，均 P<0.01)。控制年龄变量后，男性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事件影响、思维压抑和自杀态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0.38~0.76，均 P<0.01)。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在男性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与自杀态度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包括三条路径：一是事件影响的单独中介效应；二是思维压抑的单独中介效应；三是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的链式中介效应，效应值分别为0.29，0.23，0.05。 结论: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自杀态度，还可以通过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杀态度。

目的:探索正念训练对男性服刑青少年童年期创伤的干预作用.方法:将193名中重度童年期创伤的男性服刑青少年随机分为正念训练、团体辅导和普通对照3个组别进行为期2个月的干预,评估干预开始时(前测)、干预1个月(中测)、干预结束时(后测)3个时间点童年期创伤的情况,以评估3组干预效果.结果:使用广义估计方程模型对3组男性服刑青少年的童年期创伤量表进行多因素重复测量分析,结果显示时间×组别的交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Wald x2=10.708,P＜0.05),因此进一步分析单独效应.组间单独效应分析:前测,3组不具有统计学差异.中测,正念训练组得分低于团体辅导组.后测,正念训练组得分低于团体辅导组和普通对照组;时间单独效应分析:正念训练组前中后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中测得分低于前测,后测得分低于前测.团体辅导组前中后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后测得分低于前测,后测得分低于中测.结论:正念训练能够在短期内显著地降低男性服刑青少年的童年期创伤水平,并且具有较好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目的:探讨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攻击性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自编面部表情识别能力测验、攻击性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及自我控制量表等对200 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服刑人员的攻击性与服刑次数显著正相关(r=0.137,P<0.05);面部表情识别能力能负向预测服刑人员的攻击性(总效应值=-0.184,P<0.05),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0.028,P<0.05);自我控制对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影响攻击性的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起了调节作用(β=-0.119,t=-2.024,P<0.05).结论:攻击性与服刑人员再犯罪有重要关系;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的攻击性有抑制效应,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在两者关系中分别起了中介及调节作用.

目的 了解不同犯罪类型男性服刑人员冲动性的特点,探讨冲动性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匿名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江苏某监狱1 206名男性服刑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监区服刑人员犯罪详细记录、监区服刑人员人口学资料问卷、物质使用情况调查表、Barratt冲动性量表第十一版( BIS-11)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①不同犯罪类型服刑人员在年龄(F＝30.092)、文化水平(χ2＝84.479)、婚姻状况(χ2＝54.386)、户籍(χ2＝34.959)、是否有吸烟史( χ2＝19.047)、是否有毒品使用史(χ2＝563.144)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②不同犯罪类型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财产犯罪组的冲动性总分[(55.92±8.39)分]及各维度[注意力冲动性(12.70±2.35)分、运动冲动性(18.50±3.88)分、无计划冲动性(24.72±4.91)分]得分均低于其他犯罪类型(P＜0.05).③毒品使用史对暴力犯罪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B＝4.317,P＜0.01),文化水平(B＝－3.280,P＜0.01),年龄(B＝－0.094,P＜0.05),毒品使用史(B＝3.491,P＜0.05)对财产犯罪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有预测作用.结论 不同犯罪类型男性服刑人员冲动性存在差异,财产犯罪的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低于其他犯罪类型,年龄、文化水平、毒品使用史是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男性精神分裂症服刑人员(schizophrenia inmates,SI)教养方式与人格相关性.方法 对83例SI患者及与其人口学资料相匹配的63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对照组,分别进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及艾森克人格问卷进行测评.结果①SI组在父母教养方式调查问卷(Egna Minnen Barndoms Uppfostran,EMBU)量表中的父亲因子Ⅰ得分高于对照组,母因子Ⅱ的得分低于对照组[(47.84±10.27)分vs (44.77±10.20)分,(35.95±6.28)分vs(34.04±7.2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81,P=0.010;t=-2.299,P=0.022);②SI组中父亲因子Ⅰ与EPQ量表中E量表显著相关,与N量表得分呈负相关;③对照组中父亲因子Ⅰ与EPQ量表中E呈正相关,与P、N得分呈负相关;母亲因子Ⅱ与E、N得分呈正相关,与L得分呈负相关,结论 父亲温暖理解不能阻止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违法行为,母亲过分干涉对犯罪有影响,男性精神分裂症服刑人员父母教养方式对患者人格形成的影响降低.

目的 探讨冲动性与预谋性男性服刑人员的延迟折扣、人格特征及其相关性.方法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中文版冲动性-预谋性攻击量表、大五人格简式量表、延迟折扣任务等对120名伴攻击行为的男性服刑人员进行测试,有效被试90名,分为冲动组和预谋组,其中冲动组51名,预谋组39名.比较分析两组人员延迟折扣、人格特征差异.结果 (1)在延迟折扣任务中,冲动组K值(0.0278±0.0555)显著大于预谋组(0.0042±0.007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004,P=0.004).(2)冲动组的宜人性[(35.84±4.08)分]、尽责性[(37.04±4.83)分]低于预谋组[(38.46±5.53)分,(42.31±5.96)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587,P=0.011;t=-4.634,P＜0.01).(3)相关性分析显示,延迟折扣率K与大五人格各维度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结论 同男性预谋性服刑人员相比,男性冲动性服刑人员有更快的延迟折扣倾向.宜人性和尽责性偏低是冲动性男性服刑人员的人格特点.

目的:探讨男性服刑精神分裂症患者 (SI) 人格与冲动性.方法:对89例SI患者 (SI组) 及与其人口学资料相匹配的601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对照组) 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及冲动性量表-11版 (BIS-11) 评估, 对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 (1) SI组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对照组 (P <0. 001) ; (2) SI组EPQ总分及内外向 (E) 评分、掩饰性 (L)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t=-2. 039, t=-2. 318, t=-2. 488; P均<0. 05) ; BIS-11总分及注意冲动性 (AI) 、运动冲动性 (MI) 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t=2. 855, t=5. 115, t=3. 959; P均<0. 01) ; (3) SI组EPQ中精神质 (P) 、神经质 (N) 得分与BIS-11中各维度评分呈正相关, E、L得分与BIS-11各维度评分呈负相关, 总分与BIS-11中无计划冲动性 (NI) 得分呈负相关, 与MI得分呈正相关 (P <0. 05或P <0. 01) ; (4) 对照组EPQ中P、N得分与BIS-11各维度评分呈正相关, L得分与BIS-11中AI、MI评分及总分呈负相关, E得分与BIS-11中AI、NI评分及总分呈负相关 (P <0. 05或P <0. 01) .结论:男性SI患者具有教育年限低、人格偏内向、冲动性高的特征;其人格与冲动性的相关程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