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状腺癌(TC)是内分泌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逐年上升.目前TC的主要治疗方式是手术治疗和放射性碘治疗,但对于碘难治型、有远处转移和分化程度低的甲状腺癌患者,仍然缺乏有效的治疗方式,寻找新的治疗方法是非常必要的.TC的整体免疫水平较高,但随着肿瘤的进展,促肿瘤细胞比例和丰度明显上升,而抗肿瘤细胞活性受到抑制或者功能改变.因此,TC免疫治疗表现出相当大的治疗潜力.本文作者就免疫微环境中多种免疫细胞对TC的作用展开综述,旨在助力TC免疫治疗潜在靶点的发掘,为TC免疫治疗提供新的研究观点和线索.

目的 评估脑心共患疾病在共治与分治两种模式下的卫生经济学效益,以确定更优的医疗策略,提高治疗效率与经济效益.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2019年1月—2023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血管外科和介入放射科等治疗的,符合中国疾病诊断相关分组(Chinese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CN-DRG)中神经系统疾病及功能障碍合并循环系统疾病及功能障碍患者的病历资料,记录患者的人口学特征、总住院天数、各类医疗费用以及病例组合指数(case mix index,CMI)和权重(relative weight,RW).将患者分为共治组(一次住院期间对患者的脑心共患疾病进行统筹规划和综合治疗)与分治组(不同住院期间分别进行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治疗),比较两组的基线特点及总住院天数、费用等经济学指标.结果 共纳入442例患者数据.共治组总住院天数低于分治组(6 d vs.14 d,P＜0.001).经济学效益分析显示,共治组住院总费用低于分治组(65 967元vs.106 673元,P＜0.001).此外,共治组的RW高于分治组(2.24 vs.1.61,P＜0.001).结论 相较于分治模式,共治模式下脑心共患疾病患者的住院时间更短,住院费用更低.共治模式有利于优化脑心共患疾病的医疗资源配置和诊疗流程.

目的 探讨慢性病患者生命质量测量体系之消化性溃疡量表QLICD-PU(V2.0)得分的最小临床重要性差值(MCID).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于2013年3月至2014年8月使用QLICD-PU(V2.0)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效标法和分布法制定MCID,分析比较取平均值法、取小值法和取大值法制定的MCID.结果 取平均值法得到的生理功能(8.53)、心理功能(8.45)、社会功能(7.61)、共性模块(7.05)、特异模块(8.82)和量表总分(7.53);取小值法得到的MCID 分别为 5.25、5.78、6.16、4.19、7.18、4.09;取大值法得到的 MCID 分别为 11.99、12.05、10.09、9.48、10.99、11.04.结论 本文采用多种方法和标准制定了 MCID,使用者可根据情况选用.MCID可用于评估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临床疗效,为生命质量的应用提供参考.在后续研究中,制定的MCID值可通过临床实践进一步验证.

为维护本刊的声誉和广大读者的利益,现将本刊对一稿两投问题的处理声明如下.1 本声明中所涉及的文稿均指原始研究的报告或尽管2篇文稿在文字的表达和讨论的叙述上可能存在某些不同之处,但这些文稿的主要数据和图表是相同的.所指文稿不包括重要会议的纪要、疾病的诊断标准和防治指南、有关组织达成的共识性文件、新闻报道类文稿以及在一种刊物发表过摘要或初步报道而将全文投向另一种期刊的文稿.上述各类文稿如作者要重复投稿,应向本刊编辑部作出说明.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严重心律失常,单纯导管消融术治疗持续性房颤仍有一定的复发率.Marshall静脉在房颤、心房扑动的发生与维持机制中有重要的作用,故Marshall静脉是持续性房颤消融手术过程中的重要靶点,可显著提高持续性房颤消融术的成功率,降低复发率.目前,做Marshall静脉酒精消融缺乏专用导管,操作相对复杂,步骤较繁琐,耗时较长,严重限制了该技术的临床推广应用.鉴于此我们设计了 Mar-shall静脉酒精消融专用导管可望简化手术操作流程,显著缩短操作时间.

在卵巢癌的治疗过程中,肿瘤细胞往往会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导致治疗效果减弱或消失.因此,抗血管生成治疗作为一种重要的维持治疗手段,通过不同的机制与其他治疗方法协同作用,可以有效减慢疾病进展速度.外泌体是由活细胞分泌的细胞外囊泡,携带着多种遗传物质,在肿瘤微环境中起着细胞通信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肿瘤细胞及其他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可以通过释放非编码RNA、蛋白质等遗传物质影响血管生成及其他肿瘤相关过程.利用外泌体靶向特定蛋白或作为包裹治疗剂的外源性载体,已经成为卵巢癌抗血管生成治疗的重要策略.综述外泌体对卵巢癌血管生成的调控机制,以及其作为抗血管生成剂的作用潜力,以期为新的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结直肠癌(CRC)作为一种具有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恶性肿瘤,其发病机制复杂,现代治疗手段效果不甚理想,寻找低毒、高效的防治方案仍是CRC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临床防治CRC中,中医药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具有多方面的手势,包括毒副作用小、多靶点、多途径等.近年来,随着分子机制及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多数学者发现,CRC发病涉及多个信号通路的异常.其中,细胞焦亡是一种机体调节细胞程序性死亡的模式,能调节多种细胞信号级联反应,可参与CRC的调控过程.此外,在中医药领域中,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医药与细胞焦亡影响CRC的研究也逐渐兴起.通过文献筛选和相关报道发现,一些中药复方和中药单体能通过靶向干预细胞焦亡在CRC中发挥抗肿瘤作用,现对其进行简要归纳总结,以期在中医药防治CRC领域提供理论和诊疗思路参考.

脑小血管病(CSVD)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慢性疾病,起病隐匿,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病程一旦进展,难以逆转,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和健康.CSVD诊断主要依赖于磁共振成像(MRI),近年来,随着MRI新技术的发展,本病的影像学特征得到深入研究.进一步认识CSVD的影像学特征,了解与领略其新兴诊断技术,有助于对本病的预测、及早诊断和临床干预.本文就CSVD主要影像学特征及其MRI新技术的应用进行综述.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是细胞主动分泌的具有磷脂双分子层结构的囊泡,天然携带母细胞来源的各种内容物,保留母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可以反映其分泌时的母细胞状态.为了解EVs的生物发生及其在机体内的生物学功能,科学家们做了许多尝试,但直接检测EVs有一定的困难,目前的检测技术通常以EVs内容物作为检测对象,实现间接表征的目的.通过分析体液中的EVs,可以实现疾病诊断的目的,对EVs进行详细表征可以推动精准医学的发展.EVs属于内源性物质,可作为递送药物的载体,具有增加药效、降低药物毒理作用和辅助药物通过生物屏障的优势.目前,作为药物或者递送药物的载体应用尚存在的问题,包括(1)EVs内容物的表征,以便使用更明确定义的EVs;(2)开发适合的检测方法来监测体内的EVs,以确定和优化EVs的剂量、给药途径及潜在毒性;(3)确定EVs膜组成的种类及数量.EVs直径为纳米级别,内容物含量少,但临床应用价值大.应用中选择合适的分析技术将能够对EVs类型进行全面表征,并进一步推进对EVs生物学的理解,开发基于EVs的新型诊断和治疗方法,促进其临床转化.本综述介绍了 EVs研究中分析技术的原理、应用及优缺点,重点是EVs和EVs中蛋白质的表征检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