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为缺血性脑白质病变(ischemic white matter lesion,I WML)患者认知障碍进展的评估提供影像依据.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8年1月-2021年12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IWML患者,按照认知功能测评结果分为:非痴呆血管性认知障碍(non-dementia 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VCIND)组、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aD)组.同期入组认知功能和头颅MRI检查正常的就诊患者为正常对照(normal control,NC)组.所有患者均完善了静息态功能MRI检查及注意功能检查,包括Stroop色-词干扰测试B(Stroop color-word interference B test,Stroop B),Stroop色-词干扰测试C(Stroop color-word interference C test,Stroop C),数字连线测验A(trail making test A,TMT-A)和符号数字转换测试(symbol digit modalities test,SDMT).使用独立成分分析选择左侧和右侧额顶叶网络、初级和次级视觉网络、背侧注意网络5个脑区,选择9个主要区域为感兴趣区,提取每个脑区Z值,作为脑区两两间的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值.进行VCIND、VaD和NC组FC差异分析,并进一步分析VCIND、VaD两组脑区间FC变化与注意功能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共纳入60例患者,其中男性29例(48.3％).NC组24例,VCIND组19例,VaD组17例.结果 提示,与NC组相比,VCIND组完成Stroop B(P＜0.01)、TMT-A(P=0.01)评分更高,SDMT评分更低(P=0.01);VaD组完成Stroop B、Stroop C及TMT-A评分更高(均P＜0.01),SDMT评分更低(P＜0.01).与VCIND组相比,VaD组完成Stroop B(P＜0.01)、Stroop C(P＜0.01)及TMT-A(P=0.01)评分更高,SDMT评分(P＜0.01)更低.FC分析显示,与NC组相比,VCIND组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左侧顶上小叶(P=0.01)、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楔叶(P=0.04)之间的FC值增高;与VCIND组相比,VaD组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与楔叶(P=0.02)之间的FC值增高.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左侧顶上小叶之间的FC值与Stroop C用时呈负相关(r=-0.365,P=0.04),其余脑区之间的FC值与其他注意功能评分项目无显著相关性.结论 随着认知功能下降,IWML患者执行网络与背侧注意网络、初级视觉网络间的FC值升高,部分脑区间FC的改变伴随着更差的注意功能.

目的:探讨脑白质高信号(WMHs)与偏头痛症状和治疗反应的相关性.方法:选取 125 例偏头痛病人,均采用磁共振成像(MRI)评估病人是否存在 WMHs.根据有无 WMHs将病人分为 WMHs组(36例)和无 WMHs组(89 例).另外,根据治疗反应将病人分为急性治疗反应组(61例)和急性治疗无反应组(64例),以及维持治疗反应组(62 例)和维持治疗无反应组(63 例).比较各组病人的临床特征.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进行相关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WMHs的影响因素.结果:WMHs组病人年龄、呕吐及先兆偏头痛发生率均高于无 WMHs组(P<0.05).伴有呕吐和先兆偏头痛与 WMHs数量增加有关(P<0.05);伴有先兆的偏头痛与 Scheltens评分增高有关(P<0.05).急性治疗无反应者比治疗反应者更频繁出现 WMHs(P<0.001).急性治疗无反应者病变直径、WMHs数量和 Scheltens评分高于急性治疗反应者(P<0.05).同样,维持治疗无反应者 WMHs发生率更高,病变直径、WMHs数量和 Scheltens评分也更高(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呕吐与 WMHs呈正相关(P<0.05).结论:WMHs在伴有呕吐及先兆偏头痛病人中更为常见.WMHs病人对急性和维持性药物的反应较差.

目的 构建与验证脑穿支动脉粥样硬化疾病(BAD)患者发生早期神经功能恶化(END)的预测模型.方法 选取2017年1月—2022年12月于黄河三门峡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出现END的246例BAD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按照7∶3被随机分为建模组(n=172)和验证组(n=74).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BAD患者发生END的影响因素,采用一致性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的区分度,绘制校正曲线评估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中的准确性.结果 建模组患者中,男109例(63.37%),女63例(36.63%);年龄(65.47±13.00)岁;中位发病时间4.00(2.00,7.00)h.验证组患者中,男39例(52.70%),女35例(47.30%);年龄(66.09±12.14)岁;中位发病时间2.50(1.90,6.00)h.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是否吸烟、白质病变程度、中性粒细胞计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是否接受静脉溶栓治疗是BAD患者发生END的影响因素(P＜0.05).预测模型的敏感度为82.29%,特异度为72.37%;验证模型的敏感度为73.17%,特异度为72.73%.校准曲线均接近于直线为1的曲线.结论 基于吸烟、白质病变程度、中性粒细胞计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静脉溶栓,用列线图建立的脑穿支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早期神经功能恶化患者预后的预测模型可辅助预测患者的短期预后.

目的 基于网络毒理学方法和体内实验验证探讨槟榔对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 通过TCSMP和Swiss数据库筛选槟榔潜在活性成分对应靶点,利用GeneCards、Disgenet数据库得到口腔黏膜下纤维化(oral submucosal fibrosis,OSF)疾病相关靶点.将交集靶点上传至STRING数据平台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再采用Metascape数据平台进行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功能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通路富集分析.采用槟榔水提取液低、中、高浓度干预大鼠口腔黏膜,大鼠开口度、病理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等检测对网络毒理学结果进行验证.结果 网络毒理学结果表明槟榔 52个成分中含有 587个相关靶点,OSF相关靶点 761个,二者交集靶点 72个.PPI网络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MMP-9)、细胞凋亡调节因子Bcl-2(apoptosis regulator Bcl-2,BCL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细胞肿瘤抗原p53(cellular tumor antigen p53,TP53)可能是槟榔影响OSF的关键靶点.KEGG通路富集分析获得PI3K-Akt信号通路、AGE-RAGE信号通路、松弛素信号通路、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等信号通路.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中、高剂量组开口度值较对照组、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E染色、Masson染色表明中、高剂量组出现不同程度的纤维化病变,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提示槟榔水提取液上调IL-6、TNF-α等炎性因子,且呈一定的剂量相关性.结论 槟榔可能通过上调IL-6、TNF-α等关键炎性因子以介导炎症反应诱导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发生.

目的:探讨帕金森病(PD)患者磁共振成像上脑白质病变(WML)的特点及其与临床表征间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研究，应用T2WI-FLAIR序列，通过Fazekas和Scheltens视觉量表对87例PD患者的WML进行评估，将其分为早期组(H-Y分级1.0～2.0期)47例和中晚期组(H-Y分级2.5～4.0期)40例、非抑郁组71例和抑郁组16例、非焦虑组62例和焦虑组25例，运用有序分类Logistic回归对WML与性别、年龄等危险因素及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第三部分(UPDRS-Ⅲ)、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与PD早期组患者比较，中晚期组患者脑叶白质病变增多( P<0.05)，以枕叶明显( P<0.05)。PD抑郁/焦虑组和非抑郁/焦虑组患者W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Scheltens量表中，PD患者脑室旁( OR＝1.13， P<0.01)、脑叶( OR＝1.10， P<0.01)及基底节区( OR＝1.15， P<0.01)WML与年龄相关，脑室旁WML与MMSE评分相关( OR＝0.68， P<0.01)，以枕角( OR＝0.60， P<0.01)及侧脑室旁( OR＝0.68， P<0.05)更为显著，颞叶WML与MMSE评分亦相关( OR＝0.68， P<0.05)；脑叶WML与H-Y分级相关( OR＝2.10， P<0.05)，以枕叶更为显著( OR＝3.33， P<0.05)；顶叶WML与HAMD评分相关( OR＝1.13， P<0.05)；基底节区WML与糖尿病相关( OR＝6.34， P<0.05)，以壳核更为显著( OR＝6.86， P<0.01)。在Fazekas量表中，脑室旁( OR＝1.16， P<0.01)和深部WML( OR＝1.13， P<0.01)均与年龄相关，且脑室旁WML与MMSE评分( OR＝0.65， P<0.01)相关。PD患者WML评分与性别、高血压、冠心病、血脂异常、UPDRS-Ⅲ及HAMA评分无关。 结论:PD患者存在WML，且与患者年龄、糖尿病、疾病严重程度、抑郁症状及认知功能相关。

目的:应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技术探讨脑白质病变(white matter lesions，WML)患者白质微结构改变与执行功能障碍的相关性。方法:研究对象来源于2012年3月至2019年5月于北京天坛医院接受头颅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扫描并证实存在WML病灶的34例患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排除焦虑抑郁，利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CDR)对所有WML患者进行评分，将其分为WML无认知功能障碍组(WML-cognitive normal，WML-CN)、WML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组(WML-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non dementia，WML-VCIND)、WML伴痴呆组(WML-dementia，WML-VAD)，并使用Stroop色词干扰测验、数字连线测验、数字符号测验、言语流畅性测验等量表对其执行功能进行评价。另外选择MRI扫描无WML病灶的17例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对照组(normal control，NC)；所有入组对象均采用德国西门子3.0 T磁共振成像系统进行全脑DTI扫描，对原始数据进行全脑基于体素的分析(voxel based analysis, VBA)，分析四组被试全脑及感兴趣脑区DTI的部分各向异性(fraction anisotropy，FA)、平均扩散系数(mean diffusivity，MD)值，并与WML患者执行功能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1)在执行功能测验中，与认知功能正常者(WML-CN组、NC组)相比，WML伴认知障碍的患者(WML-VAD组、WML-VCIND组)在Stroop色词干扰B时间[(65.54±6.24)s和(43.67±0.95)s、(76.75±2.13)s和(43.67 ±0. 95)s、(65.54±6.24)s和(43.66±1.81)s、(76.75±2.13)s和(43.66±1.81)s]、Stroop色词干扰C时间[(88.58±6.76)s和(61.63±1.31)s、(96.37±1.47)s和(61.63±1.31)s、(88.58±6.76)s和(66.31±8.19)s、(96.37±1.47)s和(66.31±8.19)s]、TMTA时间[(40.47±2.76)s和(30.92±0.47)s、(44.24±1.43)s和(30.92±0.47)s、(44.24±1.43)s和(31.99±2.07)s、(40.47±2.76)s和(31.99±2.07)s]、TMTB时间[(88.66±6.55)s和(80.34±0.61)s、(96.70±1.72)s和(80.34±0.61)s、(88.66±6.55)s和(83.10±5.91)s、(96.70±1.72)s和(83. 10±5.91)s]、数字符号测验得分[(39.25±5.63)分和(47.00±2.55)分、(31.27±3.93)分和(47.00±2.55)分、(39.25±5.63)分和(48.86±4.34)分、(31.27±3.93)分和(48.86±4.34)分]、言语流畅性测验得分[(8.94±1.00)分和(11.71±0.47)分、(6.64±0.81)分和(11.71±0.47)分、(8.94±1.00)分和(10.86±0.69)分、(6.64±0.81)分和(10.86±0.69)分]组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WML伴认知障碍的患者中，WML-VAD组在Stroop色词干扰B时间、Stroop色词干扰C时间、TMTA时间、TMTB时间、数字符号测验得分、言语流畅性测验得分较WML-VCIN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WML-CN患者部分执行功能评分如Stroop色词干扰C时间、言语流畅性试验得分较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胼胝体膝部、下纵束等的FA值与Stroop色词干扰B测验、Stroop色词干扰C测验、TMTA时间呈负相关( r＝－0.436～－0.471)，与数字符号测验、言语流畅性测验得分呈正相关( r＝0.428～0.573)；胼胝体膝部、上/下纵束、下额枕束等MD值与Stroop色词干扰B测验、Stroop色词干扰C测验、TMTA时间呈正相关( r＝0.432～0.609)，与数字符号测验、言语流畅性测验得分呈负相关( r＝－0.424～－0.630，经校正，均 P<0.003125)。 结论:WML伴认知障碍患者执行功能显著下降，且白质微结构破坏越严重，执行功能损害越严重。

目的:探讨高铁蛋白血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代谢及慢性并发症发生的特点。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19年1—12月在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268例病程5年以上的2型糖尿病患者资料，所有患者均进行了血清铁蛋白的测定，并排除了其他影响血清铁蛋白水平的疾病。根据血清铁蛋白测定结果分为高铁蛋白组115例和正常铁蛋白组153例，测定C反应蛋白、血糖、血脂及肝肾功能等代谢指标，进行尿微量白蛋白测量及评估，记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等患病情况。通过Spearman相关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高铁蛋白血症与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高铁蛋白组体重指数、尿素氮、尿酸、C反应蛋白、丙氨酸转氨酶及γ-谷氨酰转肽酶高于正常铁蛋白组，尿微量白蛋白定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和冠心病患病率高于正常铁蛋白组（ P<0.05）。高铁蛋白血症与C反应蛋白（ r=0.262， P<0.001）、冠心病（ r=0.232， P<0.001）、丙氨酸转氨酶（ r=0.216， P<0.001）、尿素氮（ r=0.201， P=0.001）、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r=0.169， P=0.008）和尿微量白蛋白定量（ r=0.176， P=0.004）呈正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铁蛋白血症与冠心病（ OR=2.246，95% CI 1.310~3.849， P=0.003）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发生（ OR=2.232，95% CI 1.287~3.870， P=0.004）具有相关性；与尿微量白蛋白水平有显著关联（β=0.165， P=0.009）。 结论:高铁蛋白血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表现有血清C反应蛋白、丙氨酸转氨酶、γ-谷氨酰转肽酶、尿素氮、尿酸和尿微量白蛋白水平的升高，有更高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冠心病发生风险。

目的:观察磁共振技术(MRI)联合弥散张量成像(DTI)用于评估老年颅脑损伤患者病情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纳入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1月80例老年颅脑损伤患者，参照相关标准并结合格拉斯哥评分(GCS)评价颅脑损伤程度，将轻度患者纳入轻度组(33例)、其余纳入中重度组(47例)；纳入同期健康老年人40例作为对照组。全部纳入对象在入院当天接受头颅MRI检查，记录受检者基线资料，观察不同程度颅脑损伤患者MRI检查各序列表现及出血灶检出数，分析MRI联合DTI评估患者病情的价值。结果:各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轻度组患者额叶、颞叶、胼胝体、基底节、丘脑、脑干、小脑出血灶检出数量均少于中重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479、19.270、48.901、23.003、10.112、16.108、13.934，均 P<0.001)；3组除脑桥左右侧FA值外( F＝1.988、1.732， P＝0.142、0.181)，额叶白质、颞叶白质、胼胝体、脑桥、内囊左右侧FA值、ADC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FA＝93.570、449.338、58.371、126.061、35.422、15.002、140.938、187.958， FADC＝97.790、59.383、58.661、60.141、31.042、40.147、57.696、58.011、30.962、31.741，均 P<0.001)，且以中重度损伤组FA、ADC值最低，后由低至高依次为轻度损伤组、对照组。 结论:MRI联合DTI扫描能够全面且清晰显示老年颅脑损伤患者的颅内病变情况，MRI检出出血灶数目越多、DTI检查显示观察区FA值或ADC值越低，提示患者损伤程度越严重。

多发性硬化（MS）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慢性炎性脱髓鞘疾病，传统认为主要累及脑白质，对其皮质损伤关注较少。随着对皮质脱髓鞘等更为敏感的免疫组织化学和影像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MS均存在皮质损伤。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皮质损伤机制也更多指向与脑膜炎症相关，且皮质病变累及范围随疾病进展而更加广泛，并与患者残疾进展、认知障碍等密切相关。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100例MS尸检病例进行影像病理研究，在 Lancet杂志报道了一种病变仅累及大脑皮质和脊髓的MS新亚型，有别于以脑白质病变为主的经典型MS，丰富了MS皮质损伤的内涵。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是糖尿病的多种并发症之一，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致盲眼病，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可以减少致盲性DR的发生。近年来随着高通量组学技术的发展，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在DR的早期诊断、发病机制研究以及治疗靶点探索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应用价值。传统生物标志物如糖尿病病程和糖化血红蛋白等具有较高的预测DR进展的能力，但临床上仍然缺乏能够体现DR病理机制的独立预测因子。人工智能和机器算法等技术推动了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对DR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探索，使得新型生物标志物更加无创，稳健和敏感。在临床实践中，对预后存在差异的患者进行蛋白质和代谢物的检测，可以帮助临床医生从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角度理解患者的异质性，推动了DR精准医疗的开展。本文对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在DR的新型生物标志物筛选、发病机制探索和精准医疗等方面采取的技术和策略进行阐述以期进一步推动这个领域的临床应用转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