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立医院分院区建设与管理的政策制度体系正逐步建立,利益方的相互博弈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国家与地方卫生健康部门政策落实尺度不一、城市发展外部要求与医院自身建设目标存在偏差、一院多区一体化管理同质化发展知易行难等问题.基于公共政策执行博弈理论,从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入手,对分院区政策的影响因素与执行中遇到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公立医院提出管理建议.

目的了解ICU护士俯卧位通气(prone position ventilation,PPV)临床实施现况及障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3-4月山东省济南、青岛、济宁等5个地级市三甲医院急诊ICU、内科ICU、外科ICU、综合ICU等科室的ICU护士 230名,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和ICU护士 PPV临床实施现状及障碍因素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约＞90％的护士落实执行了 PPV流程规范的基本要求、评估要点、实施与护理要点,但ICU护士对患者实施俯卧位前进行镇痛镇静评估的执行率(85.4％)低于俯卧位期间镇痛镇静评估的执行率(91.3％).PPV相关并发症中,压力性损伤(84.9％)、颜面部水肿(79.9％)、胃内容物反流与误吸(70.3％)发生率排名前3.ICU护士PPV临床实施障碍因素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是"证据相关因素""目标人群-患者或家属相关因素""资源相关因素""目标人群-医护人员相关因素""目标人群-团队相关因素""组织相关因素".得分最高的条目是"证据相关因素"维度中的"相关证据适用范围有限,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开展".结论ICU护士 PPV临床实践态度较为积极,实施过程有待继续优化,应重点关注其实施过程的薄弱环节,并制定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完善PPV护理流程.

目的:构建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研究，为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评价提供参考。方法:2022年5—6月，基于《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办法》及关于该办法的解读、文献分析与专家访谈结果初步构建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德尔菲法进行2轮专家咨询，邀请专家对指标的重要性等进行评估，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值。基于构建好的医院全面预算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制定问卷，依据方便抽样原则抽取三级公立医院，于2022年6—10月进行问卷调查，由样本医院具备预算管理专业知识及丰富运营管理经验的院级领导(总会计师)、财务/审计负责人和财务/审计/运营管理部主任等填写问卷，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评估样本医院的全面预算管理水平。结果:构建的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包含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2个一级指标(目标建设和管理导向)的权重均为0.500, 4个二级指标(战略实施、全面涵盖、绩效考核和适应匹配)的权重均为0.250。三级指标中，预算执行、系统完善、制度建立、组织建设和收支业务的权重位列前5位，权重分别为0.070、0.069、0.066、0.066和0.064。共抽取95家医院进行问卷调查，评价结果显示，全面预算管理水平为"优秀"和"良好"的46家，"中等"的27家，"较差"和"很差"的22家；三级指标的得分为39~94分，其中互联互通、预算分析、兼容适配、系统完善、参与程度和考核应用6项三级指标的得分低于60分。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实用性，可为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评价工作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总结国外脑卒中服务系统整合的策略、影响因素与评价方法，为我国脑卒中防治系统建设提供借鉴。方法:采用范围综述方法检索、筛选和分析文献。使用stroke、integration等检索词，获取PubMed等数据库2000—2021年的相关文献7 527篇。从文献中提取脑卒中系统整合策略、影响因素、评价方法与结果，并借鉴健康整合彩虹模型建立文献分析框架。结果:最终纳入103篇文献进行分析，均涉及系统整合策略，其中49篇涉及整合影响因素，32篇涉及整合评价。脑卒中系统整合策略包括服务覆盖、规范塑造和信息技术融合3类共13种形式；整合影响因素包括当地卒中服务资源、变革执行能力、社会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3类；系统整合评价包括系统性评价与个案评价2类。结论:脑卒中服务系统整合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卒中服务的覆盖、质量和效率，内在驱动源自市场和技术2个方面。3类整合策略各有侧重而相互融合，深度嵌入于区域资源、制度、文化环境中，其评价面临着高度情景化和低普适性挑战。

血压是生命体征之一，也是临床决策和干预的重要参考指标。围术期常采用手动给药、微量泵间歇或持续输注血管活性药物等方式进行血压管理。然而上述方法存在一定缺陷。研究表明，手动滴定药物控制血压时，在管理时间内约42%血压值低于推荐的目标范围 [1,2]；在血压管理期间目标血压发生"超射"达到20 mmHg(1 mmHg＝0.133 kPa)以上或者在低于目标血压值10~15 mmHg范围波动 [3]。虽然制定了严格的血压控制流程，但麻醉医生的执行率和依从性依然较低 [4]。这种传统的血压管理方式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血压变异，甚至引起脏器损伤和功能不全 [5,6,7]。近年来有学者开发出血压闭环反馈控制系统，并将其用于围术期血压管理。该系统最大的优点是快速反应和实时调节，可将血压最大程度地控制在目标范围 [8,9]。本文将对闭环反馈控制系统在围术期血压管理方面的应用进行综述，为临床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跨区域松散型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是当前长江三角洲区域(以下简称长三角)医疗服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本研究采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和政策执行环境4个维度，分析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以上海市三级公立医院为牵头单位，江苏、浙江和安徽3个省份的医疗机构为成员单位组建的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的发展困境。经分析，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发展政策尚未明确医联体组织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实施路径，医联体法人治理结构不成熟；政策执行机构在专项资金支撑和相关配套政策制定方面相对滞后；政策目标群体的参与度不足及其激励机制不完善；政策执行环境存在各地医疗卫生服务规章制度不统一，各地政府卫生筹资能力不同，医疗机构管理理念协同性不足，以及信息系统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基于上述困境，本研究提出应加强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发展规划布局，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政府主体责任，提高政策执行能力；完善跨区域松散型医联体内部合作运行机制，提升目标群体认同感；优化政策执行环境，落实各项支持措施，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的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CCT）策略作为一种“需求方经济补偿手段”，通过提供小额现金激励受益者的特定目标行为，被成功地运用在全球欠发达地区或弱势群体的妇幼营养改善和预防保健工作中。回顾1997—2015年间全球开展的20个妇幼健康促进CCT项目，可以发现CCT策略能促进妇幼保健服务利用的行为，从而改善妇幼健康结局；与“供给方经济补偿”“无条件经济补偿”“代金券”等其他经济补偿干预策略比较，“兼顾供给能力”“设置支付条件”“考虑非医疗成本”可更有效地促进目标人群的行为转变，发挥CCT策略改善受益人群健康状况的最大效能。CCT策略对服务质量和健康水平的长期影响以及同时比较多种经济补偿干预手段的成本效果分析仍需进一步研究，以便为今后的妇幼健康促进项目提出设计和执行方面的建议和依据。

目的:调查某医院临床医师外科换药操作规范执行情况及影响其规范执行的相关因素，并制定相应对策，提升临床医师换药操作规范化。方法:2016年2至9月综合运用品管圈管理方法，通过主题选定、计划拟定、现况把握、目标设定、原因解析、对策拟定、对策实施、效果确认、标准化等步骤，实施品管圈活动，按照PDCA循环进行持续质量改进，比较评价活动效果。本研究应用自身对照研究，通过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携手圈"，运用品质管理工具，使用自拟的"换药操作实践技能考核表"和"换药操作不规范原因调查表"，对77名临床医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观察，比较品管圈活动干预前后提高临床医师换药操作规范合格率的情况。采用SPSS 20.0进行 t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品管圈活动干预后,临床医师换药操作规范相关质量指标均明显升高。活动前均分（80.45±9.42），活动后均分（90.06±3.43）（ P<0.01）。临床医师换药操作规范合格率由活动前的57.14%提升至活动后的98.70%（ P<0.01），达到了设定的90.98%目标值。操作关键项目中的衣着规范率、手卫生措施执行率、消毒隔离措施合格率、无菌操作合格率、物品处理合格率与品管圈活动实施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品管圈活动后医师各项能力也均有不同程度提升。 结论: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进行持续质量改进，能取得良好效果。品管圈质量管理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感染管理工作中的问题，是感染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有效工具。

目的:对山东省日照市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网格化布局管理策略进行分析，为该政策完善提供借鉴。方法:2020年8月，就医联体网格化布局管理目标、具体措施、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等，对山东省日照市31名相关管理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梳理访谈资料，结合梅兹曼尼安-萨巴提尔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进行深入分析。结果:通过分析，获得理论和技术支撑、目标群体特征、政策因果论、政策指令现状、执行机构间关系、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公众态度以及媒体宣传8个主范畴及19个副范畴。在此基础上，基于梅兹曼尼安-萨巴提尔政策执行综合模型形成了医联体网格化管理政策执行理论框架。结论:该市执行医联体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较为成熟，公众支持力度高、社会反响好，但仍存在政策指令不够清晰、不同主体间利益协同机制不完善和配套政策不完备等问题。未来应促进形成政策执行合力、出台配套政策并加强基层队伍建设等，以保障政策的有序推进与长效实施。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AFLD)的诊断是一个排除性诊断，未能反映疾病的本质和发生机制。近3年来，国际上相继提出将其更名为MAFLD和MASLD（均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这反映了疾病的始动因素、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并与临床结局显著相关联。本期执行主编魏来教授为本刊组织了NAFLD更名的重点号。魏来教授等从代谢角度剖析脂肪性肝病，包括疾病本源与新药终点的思考（薛峰等，第785~788页）。范建高教授等介绍了NAFLD、MAFLD、MASLD命名的背景、3个术语的异同以及存在的争议和我国的应对策略（范建高等，第789~792页）。饶慧瑛教授等总结了现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药物临床试验的入选、排除标准与终点设计，并分析了本次更名对脂肪性肝病药物临床试验的设计和目标人群选择带来的新挑战和机遇（黄睿等，第793~797页）。NAFLD并非良性疾病，尤其是NASH合并肝纤维化F2~4患者发生肝脏相关事件和死亡的风险较高。宓余强教授等结合近年来无创诊断方法的研究进展及NAFLD国内外防治指南，梳理了NAFLD患者肝纤维化筛查、评估路径及管理建议（徐亮等，第798~804页）。随着全球范围内肥胖和代谢综合征发病率的增加，脂肪肝重叠其他肝病愈加常见，多病因重叠与较差的疾病预后相关。赵景民教授等总结了脂肪肝更名对脂肪肝合并其他肝病（包括慢性乙型和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遗传代谢性疾病等）诊治的影响（陈林等，第805~809页）。多学科诊疗（MDT）管理是提高NAFLD防治效率的有效途径，虞朝辉教授探讨了NAFLD患者MDT管理的理论依据、实施路径、困境挑战等问题（虞朝辉，第810~8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