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挖掘新型四环素类药物不良反应信号,为临床安全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提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中3种新型四环素所有不良事件(ADE)数据,获取奥马环素、替加环素和依拉环素列为"首要怀疑"报告,用报告比值比法(ROR)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识别5 896份与新型四环素相关的ADE报告,其中替加环素ADE阳性信号99个,奥马环素为37个,依拉环素为8个.3种新型四环素ADE信号存在较大差异.凝血酶时间延长、淀粉酶异常等与替加环素相关性最强;而未执行规定药物剂量和牙齿变色等与奥马环素相关性较强;血纤维蛋白原降低和静脉炎等与依拉环素相关性最高.替加环素主要累及肝胆系统(ROR=7.15)和血液及淋巴系统(ROR=4.95);奥马环素则涉及胃肠系统(ROR=3.32);而依拉环素与各类检查(ROR=2.79)和循环系统(ROR=2.72)相关性强.本研究还发现多个四环素新ADE,如入睡障碍、胡言乱语、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血纤维蛋白原降低等.结论 新型四环素ADE信号和累积器官系统特点各不相同.临床在使用新型四环素类药物时,应结合药物ADE特点进行个体化用药和ADE监测.

目的:基于真实世界数据分析不同用药方案对艾滋病患者血脂的影响.方法:基于医院信息系统(HIS)中真实世界数据,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本省16家三级甲等医院,收集2022年1月至7月在上述医院中采用不同用药方案的702例艾滋病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其采用的用药方案分为方案1组[拉米夫定(3TC)+齐多夫定(AZT)+依非韦伦(EFV)]、方案2组[3TC+AZT+奈拉伟平(NVP)]、方案3组[3TC+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DF)+EFV]和方案4组(3TC+TDF+NVP).比较各组患者治疗前、治疗6个月后的空腹血脂[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和血脂异常率;比较各组患者用药期间血脂变化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后,各组患者TC、TG、LDL-C水平及血脂异常率高于治疗前,HDL-C水平低于治疗前,且方案3组、方案4组患者TC、TG、LDL-C水平及血脂异常率分别低于方案1组、方案2组,HDL-C水平分别高于方案1组、方案2组(均P＜0.05);方案3组、方案4组患者用药期间血脂变化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分别低于方案1组、方案2组(均P＜0.05).结论:与 3TC+AZT+EFV、3TC+AZT+NVP 治疗方案相比,3TC+TDF+EFV、3TC+TDF+NVP 治疗方案可降低艾滋病患者TC、TG、LDL-C水平,提高HDL-C水平,改善血脂异常,减少血脂异常导致的不良事件.

信息时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医疗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尤其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服务的紧密结合，在临床诊治与临床研究方面展现了潜在应用价值。精神医学力求与时俱进，紧跟信息技术步伐，人工智能在精神医学临床研究中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索，其过程既充满机遇与挑战，也有着可以洞见的曙光。同时，在精神医学临床研究中应用信息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精神医学临床研究需关注真实世界的真实数据，在注重规范化、安全性的基础上，期待人工智能技术和精神医学临床诊疗真实数据相结合，在强化循证证据、更新临床诊治指南的同时，形成有转化应用价值的工具。从科学发展看，坚信这些工具终将帮助精神科医生造福于广大精神疾病患者，促进精神医学学科的蓬勃发展。

目的:分析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一线采用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地塞米松（BCD）方案诱导治疗后首次复发采用不同二线治疗方案的疗效及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09年7月至2022年10月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主的北方地区3家医院的经BCD方案诱导治疗后首次复发的MM患者，根据二线化疗方案将患者分为4组：免疫治疗组（包含达雷妥尤单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的方案）、1种新药治疗组［包含蛋白酶体抑制剂（PI）或免疫调节剂（IMiD）之一，PI或IMiD组］、2种新药联合治疗组（同时应用PI和IMiD，PI+IMiD组）、传统化疗或姑息组。比较4组患者疗效、二线治疗无进展生存（2ndPFS）期和总生存（OS）期，并分析2ndPFS的影响因素。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纳入217例MM患者，中位年龄62岁（范围31~83岁），男性占56.2%（122/217），二线化疗方案比率分别为免疫治疗8.8%（19例）、PI或IMiD治疗48.4%（105例）、PI+IMiD治疗29.9%（65例）、传统化疗或姑息支持12.9%（28例）。免疫治疗组、PI或IMiD组、PI+IMiD组及传统化疗或姑息组的二线化疗后总反应率（ORR）分别为94.7%（18/19）、56.2%（59/105）、73.8%（48/65）、32.1%（9/28）（ χ2=24.55， P<0.001），中位2ndPFS期分别为17.7、9.0、9.2、4.6个月（ χ2=22.74， P<0.001），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PI或IMiD组与PI+IMiD组2ndPFS相似（ χ2=1.76， P=0.923）。亚组分析显示，诊断时具有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首次复发时采用免疫治疗的2ndPFS最长（22.0个月）（ χ2=15.03， P=0.002）。多因素分析显示，二线方案选择免疫治疗（ HR=0.11，95% CI 0.05~0.27）、最佳疗效达部分缓解及以上（ HR=0.47，95% CI 0.34~0.66）、非侵袭性复发（ HR=0.25，95% CI 0.17~0.37）为影响2ndPFS的独立因素。 结论:真实世界数据显示，一线BCD方案治疗后首次复发的MM患者，二线方案选择免疫治疗可获得更深的缓解和更长的无进展生存期，对基线具有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亦是如此。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观察8～14岁儿童连续4年配戴周边离焦设计框架眼镜后的近视进展情况，评价其近视控制效果。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对北京同仁医院验光配镜中心电子病历系统中2011—2014年连续4年配戴周边离焦设计框架眼镜（PDMLs）、单焦点框架眼镜（SVLs）的217例儿童就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提取包括年龄、性别、屈光度、镜片类型等相关信息。使用的周边离焦镜片为非球面设计，采用"周边视力控制"技术达到延缓近视发展的目的。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PDMLs、SVLs组各44例，取右眼数据纳入统计分析。2组儿童近视进展情况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卡方检验和广义估计方程等方法。 结果：:PDMLs组2011—2014年期间每年屈光度进展分别为（-0.85±0.43）D、（-0.60±0.35）D、（-0.64±0.26）D和（-0.53±0.28）D，SVLs组分别为（-0.82±0.42）D、（-0.79±0.44）D、（-0.61±0.40）D和（-0.58±0.33）D。PDMLs组中约59%（26/44）的儿童屈光度进展未超过2.00 D，略高于SVLs组（50%，22/44），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06， P=0.12）。对基线屈光度、年龄分组后，2组儿童屈光度进展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通过广义估计方程分析，每年屈光度进展与年龄（ β=0.06；标准误：0.01；95% CI：0.03，0.09； P<0.001）、镜片类型（ β=-0.09；标准误：0.05；95% CI：-0.19，-0.01； P=0.04）相关。 结论：:与单焦点镜片相比，该设计类型的周边离焦镜片可以一定程度上延缓儿童近视进展速度，但临床效果不明显。

药物治疗是青光眼常见的降眼压措施，多个指南或共识一致推荐前列腺素衍生物为治疗青光眼的首选药物。真实世界研究(RWS)是指在真实临床、社区或家庭环境下获取多种数据，从而评价某种治疗措施对患者健康真实影响的观察性研究，RWS显示他氟前列素对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高眼压症、正常眼压性青光眼和其他各种类型青光眼均有良好的降眼压效果，在单药初治、换药治疗及联合治疗的治疗模式下均可降低各类型青光眼或高眼压症患者的眼压，且眼部不良反应较轻。然而目前相关的RWS还存在无对照组等局限性，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评估其药物应用效果。本文就他氟前列素治疗不同类型青光眼及高眼压症患者的RWS概览及在不同治疗模式下的疗效和他氟前列素在RWS中的安全性、依从性进行综述，以期为他氟前列素实际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指导。

目的:基于真实世界临床有效数据，分析溃疡性结肠炎（UC）缓解期核心证型，探索其病机演变规律，并挖掘中药配伍规律。方法:收集2018年8月1日－2021年10月31日江苏省中医院经中药口服干预的UC缓解期患者的病历资料，采用Medcase V3.2数据记录挖掘系统，运用强化FPGrowth算法构建加强关联规则数据挖掘模型，使用Xminer Operation Tool运算工具进行挖掘处理和逻辑分析，运用Medcase Chart对计量性趋势数据进行解构分析与图形表达，探索UC缓解期核心证型、病机演变规律及核心中草药配伍规律。结果:共收集UC缓解期患者302例；以黏液血便、易腹泻、易疲劳、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阵发性腹部隐痛、肠镜检查发现肠息肉为临床核心证候群；脾气亏虚证、脾虚湿困证、脾虚毒蕴证为核心证型；病机演化可分为3个环节：脾气亏虚为UC发病之基；湿热蕴结、气血痰瘀凝滞，为UC加剧之源；病程日久，湿热痰瘀分别形成湿毒、热毒、痰毒、瘀毒，导致内生癌毒，为UC恶化之本。药物配伍方面，脾气亏虚证常用党参、白术、茯苓、甘草、木香、砂仁、当归、白芍；脾虚湿困证常用党参、白术、茯苓、甘草、木香、黄连、砂仁、防风；脾虚毒蕴证常用党参、黄芪、白术、陈皮、乌梅、槐花、黄连、防风。结论:UC缓解期以脾虚为本，健脾益气为治疗根本，佐以理气、和胃、活血、止血、祛湿、清热、解郁之品。

规范临床研究得出的客观结论，是制订疾病诊断与治疗指南共识的重要证据依据。笔者从明确临床研究的证据依据评价体系和质量标准、建立长远的研究目标、重视真实世界研究及外科临床研究“三要素”（手术质量、病理分析和随访）、加强数据库建设、开展定量分析性研究的意义和实施、注重注册制度和规范化开展临床研究等方面探讨当前临床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旨在促进我国胆道系统疾病临床研究水平，从而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决策。

目的:评估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外周血细胞计数预测病理缓解的价值。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的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行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51例。新辅助治疗方案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为含铂双药。以21 d为1个治疗周期，每2个周期进行影像学评估。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情稳定、病情进展。病理评价指标为主要病理缓解(MPR)和完全病理缓解(pCR)。分析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评价新辅助治疗的效果。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影响MPR和pCR的临床因素。结果:5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占66.7%(34/51)，病情稳定占33.3%(17/51)；MPR占54.9%(28/51)，pCR占41.2%(21/61)。经影像学评估达到部分缓解的患者中，MPR占73.5%(25/34)，pCR占52.9%(18/34)；经影像学评估为病情稳定的患者中，MPR占17.6%(3/17)，且均为pCR。术前活检标本PD-L1阳性表达率为74.5%(38/51)，其中高表达率为51.0%(26/51)。PD-L1高表达患者与PD-L1阴性/低表达患者在性别、吸烟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pCR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MPR占69.2%(18/26)，PD-L1阴性/低表达的患者中MPR占40.0%(1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0，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PD-L1高表达是预测MPR的独立因素( OR＝3.375，95% CI：1.063~10.711， P＝0.039)，更低的NLR是预测pCR的独立因素( OR＝0.166，95% CI：0.044~0.634， P＝0.009)。 结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治疗有效，PD-L1高表达可以预测MPR，更低的NLR可以预测p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