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学特点及供肺来源的微生物与移植预后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完成肺移植手术的88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及肺部感染病原学资料，对气道内病原微生物的种类、检出比例和耐药性变迁进行分析。根据是否检出耐药菌，将受者分为耐药菌阳性组(71例)和耐药菌阴性组(17例)，对比分析术后3年存活率，并用Log-rank法进行统计学分析。前瞻性分析2020年4月11日至2020年9月5日完成的14例肺移植供肺气道菌群和受者预后，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卡方检验，对供肺和受者的气道菌群多样性、受者术后1年间的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及肺功能指标等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回顾性分析的88例肺移植受者，5年间共检出992株菌，包括细菌796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占88.4%(704/796)；真菌196株。2019年革兰氏阳性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和念珠菌属的检出比例均高于2015年(8.2%比5.3%，13.6%比13.2%，33.2%比17.5%，6.5%比5.3%，26.6%比20.2%)。革兰氏阴性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情况分析结果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在2019年耐药率最高，为68.18%，同年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为98.44%。耐药菌阳性组与耐药菌阴性组术后3年存活率分别为46.3%和35.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10)。前瞻性分析的14例肺移植受者的供肺气道分泌物经二代测序均检出细菌。其中5例受者在移植后1个月内在气道分泌物中检测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余9例未检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Pearson卡方检验显示，气道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与肺移植后1年的预后情况无明显相关。 结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体仍然是革兰氏阴性菌占主导，并且耐药比例始终居于高位，供肺病原微生物对肺移植受者的短期预后无明显影响。

目的:报道2例儿童肾移植术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ation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PTLD）并复习文献，旨在提高对PTLD的认识。方法:收集并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2例PTLD患儿的临床资料。检索从建库至2020年1月的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Scopus、Cochrane Library、万方、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等数据库，收集PTLD相关文献并行文献复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TLD患儿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两例PTLD患儿移植前EB病毒及巨细胞病毒血清学检查均为阴性，均接受过抗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诱导治疗。病例1和病例2分别于肾移植术后3个月、12个月诊断为PTLD，伴EB病毒及巨细胞病毒血清学反应阳性。病例1病理诊断为单形性PTLD，病例2临床考虑非霍奇金淋巴瘤，二者均予免疫抑制剂减量联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和化疗，PTLD缓解，移植肾功能正常。但例1患儿于肾移植后30个月死于颅内真菌感染。结合本中心2例及文献复习的54例儿童肾移植PTLD进行分析，移植至PTLD发生的中位时间为41.8个月，初发部位以消化道[17例（30.4%）]、呼吸系统[8例（14.3%）]、神经系统[7例（12.5%）]和咽淋巴环[7例（12.5%）]为主，病理类型以单形性PTLD为主[34例（60.8%）]。56例患儿诊断PTLD时EB病毒血清学反应均为阳性。治疗包括免疫抑制剂减量联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和化疗。PTLD缓解48例，其中8例移植物失功；11例死亡患者中3例死于感染，8例死于PTL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形性PTLD为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 OR=21.616，95% CI 1.007~464.107， P=0.049）。 结论:肾移植儿童PTLD大多与EB病毒感染有关，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单形性PTLD预后不良，病死率较高。

目的:通过宏基因组分析观察不同炎症类型哮喘患者肠道菌群的特点和差异。方法:选取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期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内科就诊且主要诊断为哮喘的≥18岁成人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纳入病情稳定的哮喘患者29例，男13例、女16例，年龄（63±15）岁。留取新鲜粪便标本，提取粪便DNA进行肠道菌群16sRNA高通量测序，比较不同分组哮喘患者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及群落结构，通过物种随机森林和LEfSe分析物种间差异。结果:不同炎症类型哮喘患者存在性别差异，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中女性患者占比更高（ χ2=4.14， P=0.042）。不同炎症类型哮喘患者肠道菌群Alpha多样性无明显组间差异，但微生物组间存在明显差异，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芽孢杆菌目（ Bacillales）（ P=0.029）、颤螺菌科（ Oscillospiraceae）（ P=0.015）相对丰度更高，在物种LEfSe分析中，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患者真菌（Fungi）相对丰度更高。 结论:不同炎症类型哮喘患者肠道菌群微生物存在组间差异，真菌是区分嗜酸粒细胞性哮喘和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肠道菌群差异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分析酒渣鼻患者鼻部蠕形螨寄生与鼻部皮肤微生物群落的关系。方法: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于佛山市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皮肤科收集酒渣鼻患者与面部健康对照者各14例，酒渣鼻患者中早期8例，中期6例。采集受试者鼻翼和鼻唇沟皮肤微生物样品，提取DNA，采用宏基因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以蠕形螨及微生物reads数的构成比反映菌种相对丰度。计算Shannon指数评估微生物α多样性。分析基于菌种相对丰度的主成分（PCA）以评估β多样性。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蠕形螨与微生物含量间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酒渣鼻组鼻部皮肤蠕形螨相对含量（1.647% ± 0.389%）高于健康组（0.448% ± 0.089%， t = 2.92， P = 0.007）。蠕形螨的相对含量与细菌相对含量呈负相关（ r = -0.95， P < 0.001），与真菌相对含量呈正相关（ r = 0.76， P < 0.001）。酒渣鼻组鼻细菌、真菌群落Shannon指数（0.91 ± 0.17、1.261 ± 0.045）显著高于健康组（0.47 ± 0.12、0.549 ± 0.071， t = 2.17、8.48， P < 0.05）；两组的主成分分析结果示，仅细菌群落显著不同（ t = 2.32， P = 0.029），而真菌群落无差异（ t = 0.82， P = 0.461）。此外，中期酒渣鼻患者蠕形螨相对含量显著高于早期（ t = 6.56， P < 0.001）；早、中期患者中细菌和真菌的Shannon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主成分分析结果示细菌和真菌的群落结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结论:蠕形螨在鼻部皮肤的寄生可能影响鼻部皮肤微生态群落结构。

目的:探讨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和肠道真菌的交互作用对精神分裂症（SCH）发病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选取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的首发未用药SCH患者作为病例组，选取经过广告招募及来医院体检的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采用18S 核糖体RNA（rRNA）测序平台检测肠道真菌水平。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肠道真菌失调（F_MD）指数、α多样性指数和PRS与SCH发病风险的关系。连续变量间的相关分析采用偏相关分析，相关（ P<0.05）的变量纳入回归模型，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了137例首发未用药SCH患者（男62例，女75例）和76名健康对照者（男31名，女45名）。患者组年龄为（22.5±7.5）岁，对照组年龄为（22.8±2.3）岁。PRS评分升高是SCH发病的危险因素（ OR=1.111，95% CI：1.036~1.178， P=0.002）。F_MD指数升高是SCH发病的危险因素（ OR=1.200，95% CI：1.124~1.281， P<0.001）。真菌α多样性Shannon指数（ OR=0.813，95% CI：0.755~0.874， P<0.001）和Simpson指数（ OR=0.218，95% CI：0.091~0.523， P<0.001）升高是SCH发病的保护因素。关键菌曲霉菌属丰度升高是SCH发病的保护因素（ OR=0.928，95% CI：0.864~0.996， P=0.040）。曲霉菌属丰度和认知功能领域中的工作记忆（ r=0.280， P=0.001），词语学习（ r=0.253， P=0.003）、推理和问题解决（ r=0.191， P=0.028）呈正相关。 结论:PRS升高是SCH发病的风险因素，肠道真菌α多样性指数升高和曲霉菌属丰度升高可能是SCH的保护因素，PRS与肠道真菌（Shannon指数、Simpson指数和曲霉菌属）交互作用是SCH发病的相关因素。

目的:总结胱天蛋白酶募集域蛋白9（CARD9）基因相关侵袭性念珠菌病的临床特点、诊断及治疗，并报道该基因的一种新突变。方法:描述1例2018年12月底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收入院的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及腹膜后肿物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侵袭性念珠菌病患儿的临床特征、辅助检查和治疗经过及随访结果，对患儿及其父母进行全基因外显子组检测及一代测序验证从而明确诊断；并以“CARD9”“invasive candidiasis”“侵袭性念珠菌病”为关键词在PubMed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自建库至2020年5月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儿男性，10岁，既往健康，亚急性病程，以腹泻症状起病，2个月余后病情进展迅速，相继出现头痛、呕吐、抽搐、意识障碍等神经系统受累症状，脑脊液及血液中多次培养出白色念珠菌，大便中找到类酵母样真菌，头部磁共振成像提示梗阻性脑积水，腹部CT可见腹膜后肿物及肠管壁增厚。对患儿及其父母核心家系采血行全基因外显子组检测及一代测序验证，结果发现患儿CARD9基因存在c.952-12_956delinsAG纯合变异，为未报道的致病变异。经静脉联合抗真菌药物治疗症状无明显缓解，行侧脑室引流手术及侧脑室给予抗真菌药物治疗9周，临床症状及脑脊液常规生化改善，培养转阴，腹膜后肿物缩小出院。出院后继续口服联合抗真菌药物治疗4个月，患儿无特殊不适感，体力稍差，脑脊液白细胞及蛋白仍偏高，头部磁共振成像仍可见脑积水及脑室旁白质异常信号，腹部CT可见腹膜后肿物较前缩小。共检索到文献15篇，全世界共报道了21例CARD9基因相关侵袭性念珠菌病患者（不含本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常见。结论:CARD9基因缺陷患者选择性地对真菌易感，发生侵袭性念珠菌病常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病情重。应予全身足量、长疗程的抗真菌药物治疗，并发脑积水者则需外科治疗。本次报道的新突变丰富了CARD9基因的变异多样性。对不明原因的侵袭性念珠菌病患者，建议行基因检测，关注CARD9基因缺陷等先天性免疫缺陷病。

皮肤微生物群与多种皮肤病相关。头皮毛囊深入皮肤并携带不同于皮肤表面微生物群的复杂微生物群落。局部微生态失衡可能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导致各种头皮毛发疾病。本文探讨多种毛发疾病（包括头皮屑和秃发性毛囊炎等）中微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及特定微生物的定植，为探索各种头皮毛发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策略提供思路。

目的:评价某型潜艇长航后舱室微生物气溶胶污染状况对艇员身体健康造成的影响。方法:（1）富集长航前后舱室空气样本，分析其气载微生物构成变化。（2）采用随机抽样法对长航后31名艇员进行9种病原菌IgM抗体和曲霉菌IgG抗体检测；对30名艇员长航前后血清IgG、IgA、IgM及白细胞介素（IL）-2、IL-4、IL-8、炎症蛋白-10（IP-10）进行配对检测。结果:（1）潜艇长航前可培养微生物分类为21个属56个种，长航后为37个属80个种；长航后丝状真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占比明显增加；长航前后均未检测到呼吸道病毒、支原体、衣原体、嗜肺军团菌核酸。（2）长航后艇员血清IgG和IgA水平较长航前显著升高（ P<0.01）；血清IL-2和IL-8水平降低，IL-4和IP-10水平升高，各组分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长航后肺炎支原体IgM抗体阳性率为21.62%，乙型流感病毒IgM抗体阳性率为5.41%，副流感病毒IgM抗体阳性率为2.70%，曲霉菌IgG抗体阳性率为16.67%。 结论:某型潜艇长航后舱室气载微生物种群的生物多样性增加，以真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增加为主要特征；多种病原菌特异性抗体的产生可能与舱室微生物气溶胶污染存在相关性；血清学标志物检测结果佐证了艇员可能因微生物气溶胶暴露产生了适应性免疫反应。

目的:探讨特应性皮炎（AD）患者面部、上肢和背部皮损真菌群落多样性和结构特征。方法:对2015年9 - 10月来自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门诊的10例AD患者面部、上肢和背部皮损区和10例健康对照相应部位皮肤采样，提取样品DNA行MiSeq高通量测序，进行多样性指数分析、物种组成分析及主成分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组间多重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AD患者组面部、上肢、背部皮损区样本Shannon指数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相应区域（ t值分别为2.67、2.37、3.34，均 P < 0.05）。物种组成分析显示，马拉色菌属在AD患者组面部、上肢、背部皮损区和健康对照组相应区域样本中均占主要地位，其中球形马拉色菌和限制马拉色菌丰度合计约为80%。AD患者组总样本念珠菌属、曲霉属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t值分别为3.515、2.137，均 P < 0.05）。AD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面部各主要真菌属丰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AD患者组上肢念珠菌属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t = 3.186， P < 0.05），背部曲霉属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t = 2.736， P < 0.05）。AD患者组、健康对照组面部、上肢、背部样本间主要真菌属丰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轻中重度AD患者组样本间各主要真菌属丰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主成分分析显示，AD患者组面部、上肢、背部皮损样本真菌群落未按病情严重程度聚类。 结论:AD患者面部、上肢、背部皮损区真菌群落多样性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相应区域，马拉色菌为AD患者上述部位皮损和健康对照相应区域的优势菌种，AD患者皮损区样本中真菌群落组成与疾病严重程度可能无相关性。

目的:探讨玫瑰痤疮患者与正常人面部皮肤表面微生物群的差异，分析玫瑰痤疮患者面部菌群分布特征，为玫瑰痤疮预防及治疗寻找新的思路。方法:2023年10—12月，就诊于四川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且初次诊断为玫瑰痤疮患者30例为玫瑰痤疮组，男8例、女22例，年龄18～60(32.9±7.6)岁；面部健康人30名为对照组，男5名、女25名，年龄18～60(34.9±7.3)岁。分别取面部皮肤拭子，通过提取总DNA，经PCR扩增，对PCR产物检测、定量和建库，高通量测序等步骤对60份样本进行测序。用柱状图揭示样品微生物群落物种构成；分析不同组间微生物丰度与多样性差异。结果:玫瑰痤疮组与对照组间菌群多样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对玫瑰痤疮患者分型后，细菌菌群中，丘疹脓疱型玫瑰痤疮(5例)与对照组(30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61， P<0.05)。真菌菌群中，红斑毛细血管扩张型组(25例)与对照组(30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27， P<0.05)。玫瑰痤疮组与对照组细菌丰度差异较大，玫瑰痤疮患者面部细菌菌群以厚壁菌门为主。玫瑰痤疮患者面部真菌群落结构与对照组相比相差较小，优势真菌属为马拉色菌属和脉孢菌属。 结论:玫瑰痤疮患者与健康人之间、不同亚型玫瑰痤疮患者之间的面部微生物菌群丰度及多样性存在差异，有望为玫瑰痤疮预防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