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学特点及供肺来源的微生物与移植预后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完成肺移植手术的88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及肺部感染病原学资料，对气道内病原微生物的种类、检出比例和耐药性变迁进行分析。根据是否检出耐药菌，将受者分为耐药菌阳性组(71例)和耐药菌阴性组(17例)，对比分析术后3年存活率，并用Log-rank法进行统计学分析。前瞻性分析2020年4月11日至2020年9月5日完成的14例肺移植供肺气道菌群和受者预后，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Pearson卡方检验，对供肺和受者的气道菌群多样性、受者术后1年间的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及肺功能指标等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回顾性分析的88例肺移植受者，5年间共检出992株菌，包括细菌796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占88.4%(704/796)；真菌196株。2019年革兰氏阳性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和念珠菌属的检出比例均高于2015年(8.2%比5.3%，13.6%比13.2%，33.2%比17.5%，6.5%比5.3%，26.6%比20.2%)。革兰氏阴性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情况分析结果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在2019年耐药率最高，为68.18%，同年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为98.44%。耐药菌阳性组与耐药菌阴性组术后3年存活率分别为46.3%和35.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10)。前瞻性分析的14例肺移植受者的供肺气道分泌物经二代测序均检出细菌。其中5例受者在移植后1个月内在气道分泌物中检测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余9例未检出与供肺相同的细菌，随访1年，死亡2例。Pearson卡方检验显示，气道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与肺移植后1年的预后情况无明显相关。 结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体仍然是革兰氏阴性菌占主导，并且耐药比例始终居于高位，供肺病原微生物对肺移植受者的短期预后无明显影响。

目的:报道2例儿童肾移植术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ation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PTLD）并复习文献，旨在提高对PTLD的认识。方法:收集并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2例PTLD患儿的临床资料。检索从建库至2020年1月的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Scopus、Cochrane Library、万方、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等数据库，收集PTLD相关文献并行文献复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TLD患儿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两例PTLD患儿移植前EB病毒及巨细胞病毒血清学检查均为阴性，均接受过抗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诱导治疗。病例1和病例2分别于肾移植术后3个月、12个月诊断为PTLD，伴EB病毒及巨细胞病毒血清学反应阳性。病例1病理诊断为单形性PTLD，病例2临床考虑非霍奇金淋巴瘤，二者均予免疫抑制剂减量联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和化疗，PTLD缓解，移植肾功能正常。但例1患儿于肾移植后30个月死于颅内真菌感染。结合本中心2例及文献复习的54例儿童肾移植PTLD进行分析，移植至PTLD发生的中位时间为41.8个月，初发部位以消化道[17例（30.4%）]、呼吸系统[8例（14.3%）]、神经系统[7例（12.5%）]和咽淋巴环[7例（12.5%）]为主，病理类型以单形性PTLD为主[34例（60.8%）]。56例患儿诊断PTLD时EB病毒血清学反应均为阳性。治疗包括免疫抑制剂减量联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和化疗。PTLD缓解48例，其中8例移植物失功；11例死亡患者中3例死于感染，8例死于PTL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形性PTLD为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 OR=21.616，95% CI 1.007~464.107， P=0.049）。 结论:肾移植儿童PTLD大多与EB病毒感染有关，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单形性PTLD预后不良，病死率较高。

目的:通过宏基因组分析观察不同炎症类型哮喘患者肠道菌群的特点和差异。方法:选取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期间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内科就诊且主要诊断为哮喘的≥18岁成人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纳入病情稳定的哮喘患者29例，男13例、女16例，年龄（63±15）岁。留取新鲜粪便标本，提取粪便DNA进行肠道菌群16sRNA高通量测序，比较不同分组哮喘患者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及群落结构，通过物种随机森林和LEfSe分析物种间差异。结果:不同炎症类型哮喘患者存在性别差异，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中女性患者占比更高（ χ2=4.14， P=0.042）。不同炎症类型哮喘患者肠道菌群Alpha多样性无明显组间差异，但微生物组间存在明显差异，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芽孢杆菌目（ Bacillales）（ P=0.029）、颤螺菌科（ Oscillospiraceae）（ P=0.015）相对丰度更高，在物种LEfSe分析中，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患者真菌（Fungi）相对丰度更高。 结论:不同炎症类型哮喘患者肠道菌群微生物存在组间差异，真菌是区分嗜酸粒细胞性哮喘和中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肠道菌群差异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分析酒渣鼻患者鼻部蠕形螨寄生与鼻部皮肤微生物群落的关系。方法: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于佛山市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皮肤科收集酒渣鼻患者与面部健康对照者各14例，酒渣鼻患者中早期8例，中期6例。采集受试者鼻翼和鼻唇沟皮肤微生物样品，提取DNA，采用宏基因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分析。以蠕形螨及微生物reads数的构成比反映菌种相对丰度。计算Shannon指数评估微生物α多样性。分析基于菌种相对丰度的主成分（PCA）以评估β多样性。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蠕形螨与微生物含量间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酒渣鼻组鼻部皮肤蠕形螨相对含量（1.647% ± 0.389%）高于健康组（0.448% ± 0.089%， t = 2.92， P = 0.007）。蠕形螨的相对含量与细菌相对含量呈负相关（ r = -0.95， P < 0.001），与真菌相对含量呈正相关（ r = 0.76， P < 0.001）。酒渣鼻组鼻细菌、真菌群落Shannon指数（0.91 ± 0.17、1.261 ± 0.045）显著高于健康组（0.47 ± 0.12、0.549 ± 0.071， t = 2.17、8.48， P < 0.05）；两组的主成分分析结果示，仅细菌群落显著不同（ t = 2.32， P = 0.029），而真菌群落无差异（ t = 0.82， P = 0.461）。此外，中期酒渣鼻患者蠕形螨相对含量显著高于早期（ t = 6.56， P < 0.001）；早、中期患者中细菌和真菌的Shannon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主成分分析结果示细菌和真菌的群落结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结论:蠕形螨在鼻部皮肤的寄生可能影响鼻部皮肤微生态群落结构。

皮肤微生物群与多种皮肤病相关。头皮毛囊深入皮肤并携带不同于皮肤表面微生物群的复杂微生物群落。局部微生态失衡可能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导致各种头皮毛发疾病。本文探讨多种毛发疾病（包括头皮屑和秃发性毛囊炎等）中微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及特定微生物的定植，为探索各种头皮毛发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策略提供思路。

目的:评价某型潜艇长航后舱室微生物气溶胶污染状况对艇员身体健康造成的影响。方法:（1）富集长航前后舱室空气样本，分析其气载微生物构成变化。（2）采用随机抽样法对长航后31名艇员进行9种病原菌IgM抗体和曲霉菌IgG抗体检测；对30名艇员长航前后血清IgG、IgA、IgM及白细胞介素（IL）-2、IL-4、IL-8、炎症蛋白-10（IP-10）进行配对检测。结果:（1）潜艇长航前可培养微生物分类为21个属56个种，长航后为37个属80个种；长航后丝状真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占比明显增加；长航前后均未检测到呼吸道病毒、支原体、衣原体、嗜肺军团菌核酸。（2）长航后艇员血清IgG和IgA水平较长航前显著升高（ P<0.01）；血清IL-2和IL-8水平降低，IL-4和IP-10水平升高，各组分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长航后肺炎支原体IgM抗体阳性率为21.62%，乙型流感病毒IgM抗体阳性率为5.41%，副流感病毒IgM抗体阳性率为2.70%，曲霉菌IgG抗体阳性率为16.67%。 结论:某型潜艇长航后舱室气载微生物种群的生物多样性增加，以真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增加为主要特征；多种病原菌特异性抗体的产生可能与舱室微生物气溶胶污染存在相关性；血清学标志物检测结果佐证了艇员可能因微生物气溶胶暴露产生了适应性免疫反应。

目的:探讨特应性皮炎（AD）患者面部、上肢和背部皮损真菌群落多样性和结构特征。方法:对2015年9 - 10月来自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门诊的10例AD患者面部、上肢和背部皮损区和10例健康对照相应部位皮肤采样，提取样品DNA行MiSeq高通量测序，进行多样性指数分析、物种组成分析及主成分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组间多重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AD患者组面部、上肢、背部皮损区样本Shannon指数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相应区域（ t值分别为2.67、2.37、3.34，均 P < 0.05）。物种组成分析显示，马拉色菌属在AD患者组面部、上肢、背部皮损区和健康对照组相应区域样本中均占主要地位，其中球形马拉色菌和限制马拉色菌丰度合计约为80%。AD患者组总样本念珠菌属、曲霉属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t值分别为3.515、2.137，均 P < 0.05）。AD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面部各主要真菌属丰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AD患者组上肢念珠菌属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t = 3.186， P < 0.05），背部曲霉属丰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t = 2.736， P < 0.05）。AD患者组、健康对照组面部、上肢、背部样本间主要真菌属丰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轻中重度AD患者组样本间各主要真菌属丰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主成分分析显示，AD患者组面部、上肢、背部皮损样本真菌群落未按病情严重程度聚类。 结论:AD患者面部、上肢、背部皮损区真菌群落多样性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相应区域，马拉色菌为AD患者上述部位皮损和健康对照相应区域的优势菌种，AD患者皮损区样本中真菌群落组成与疾病严重程度可能无相关性。

目的:探讨玫瑰痤疮患者与正常人面部皮肤表面微生物群的差异，分析玫瑰痤疮患者面部菌群分布特征，为玫瑰痤疮预防及治疗寻找新的思路。方法:2023年10—12月，就诊于四川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且初次诊断为玫瑰痤疮患者30例为玫瑰痤疮组，男8例、女22例，年龄18～60(32.9±7.6)岁；面部健康人30名为对照组，男5名、女25名，年龄18～60(34.9±7.3)岁。分别取面部皮肤拭子，通过提取总DNA，经PCR扩增，对PCR产物检测、定量和建库，高通量测序等步骤对60份样本进行测序。用柱状图揭示样品微生物群落物种构成；分析不同组间微生物丰度与多样性差异。结果:玫瑰痤疮组与对照组间菌群多样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对玫瑰痤疮患者分型后，细菌菌群中，丘疹脓疱型玫瑰痤疮(5例)与对照组(30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61， P<0.05)。真菌菌群中，红斑毛细血管扩张型组(25例)与对照组(30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27， P<0.05)。玫瑰痤疮组与对照组细菌丰度差异较大，玫瑰痤疮患者面部细菌菌群以厚壁菌门为主。玫瑰痤疮患者面部真菌群落结构与对照组相比相差较小，优势真菌属为马拉色菌属和脉孢菌属。 结论:玫瑰痤疮患者与健康人之间、不同亚型玫瑰痤疮患者之间的面部微生物菌群丰度及多样性存在差异，有望为玫瑰痤疮预防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比较甲真菌病患者病甲与健康甲细菌和真菌微生物菌群差异。方法:收集2020年8月至2021年6月于大连市皮肤病医院门诊就诊的31例甲真菌病患者的病甲及健康甲的甲屑样本，提取甲屑菌群总DNA，以细菌16S rDNA的V3-V4区序列及真菌内转录间隔区（ITS）作为目标序列进行基因扩增及Illumina测序，对所测序列采用USEARCH和mothur软件进行OTU聚类分析，采用Wilcoxon rank sum test方法进行α多样性分析，采用相似性分析（Anosim）进行β多样性分析，采用LEFSe方法进行物种差异分析。结果:入组甲真菌病患者31例，男16例，女15例，按年龄分青年组（18 ~ 35岁）10例，中年组（36 ~ 60岁）11例，老年组（大于60岁）10例。α多样性分析显示，病甲组标本Shannon指数明显低于健康甲组（ W = 290， P = 0.007），而Simpson指数明显高于健康甲组（ W = 663， P = 0.010），病甲组细菌菌群的多样性及均匀度低于健康甲组，病甲在真菌菌群的多样性与健康甲无明显区别。β多样性分析显示，基于unweighted-unifrac距离矩阵分析结果，病甲组与健康甲组细菌和真菌微生物的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细菌菌群： R = 0.0052， P = 0.331；真菌菌群： R = 0.0036， P = 0.337）；基于weighted-unifrac距离矩阵分析结果，病甲组与健康甲组在细菌菌群及真菌菌群的丰度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01）。在物种组成上，病甲组较健康甲组丰度显著降低的细菌菌群有拟杆菌门及变形菌门、β-变形菌纲、伯克氏菌目、罗尔斯顿菌属、鞘氨醇单胞菌属、链球菌属，而芽孢杆菌纲、芽孢杆菌目、葡萄球菌属明显高于健康甲组。病甲组显著升高的真菌菌群有散囊菌纲、爪甲团囊菌目、未分类锤舌菌目、关节皮肤真菌科、黑团孢属、白粉菌属、铁艾酵母属、毛癣菌属、十字花科白粉菌、红色毛癣菌、合轴马拉色菌，而酵母菌纲-酵母菌目-酵母菌科、隐囊菌科、念珠菌、链格孢菌较健康甲组显著降低。 结论:甲真菌病患者病甲与健康甲细菌菌群的多样性及丰度均有明显的差异，真菌菌群仅丰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某些真菌和细菌菌属可能具有相关性。

低甲烷排放转基因水稻是实现水稻低碳生产的理想材料.土壤微生物驱动了稻田甲烷的产生,低甲烷排放转基因水稻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变化不仅影响稻田甲烷排放,也关系到土壤微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通过对细菌16S rRNA基因、真菌ITS基因的高通量测序及mcrA、nifH、amoA和nirS等功能基因的荧光定量PCR,分析了低甲烷排放转基因水稻(86R27-3)与野生型水稻(MH86)土壤微生物群落间的差异.结果显示:稻田土壤细菌群落的α-多样性指数在86R27-3与MH86间无明显差异,且仅在水稻分蘖期86R27-3的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指数Shannon、Simpson及均匀度指数Pielou_e显著高于MH86(P＜0.05);β-多样性分析表明土壤细菌或真菌群落组成在86R27-3与MH86间均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水稻齐穗期:86R27-3 土壤的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罗泽真菌门(Rozellomycota)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MH86(P＜0.05),而酸杆菌门(Acidibacteria)、子囊菌门(Ascomycota)的相对丰度显著低于MH86(P＜0.05);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预测显示,86R27-3 土壤氮、硫和锰代谢细菌功能群丰度显著低于MH86(P＜0.05),如分蘖期的土壤硝酸盐还原、硝酸盐呼吸、硫代硫酸盐呼吸及硫呼吸,齐穗期和成熟期的好氧亚硝酸盐氧化及成熟期的锰氧化等;与MH86相比,86R27-3的土壤真菌功能群丰度有减有增,如在水稻不同生育期内的其未定义腐生物银耳目、嗜热囊菌科、镰刀菌属及韦斯特氏菌功能群丰度显著降低(P＜0.05),而其分蘖期的动物内共生体腐生生物毕赤酵母属和未定义腐生物马勃科功能群丰度显著提高(P＜0.05).定量PCR分析表明86R27-3 土壤中的产甲烷细菌mcrA基因丰度显著低于MH86(P＜0.05),同时,土壤固氮菌nifH基因、氨氧化细菌amoA基因及反硝化细菌nirS基因的丰度在86R27-3土壤中也显著降低(P＜0.05).综上所述,低甲烷排放转基因水稻(86R27-3)对土壤细菌或真菌的群落组成没有影响,但可引起主要细菌或真菌种类的相对丰度及某些细菌或真菌功能群丰度发生变化,并显著降低了稻田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