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达沙替尼相关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收集报道达沙替尼相关PH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达沙替尼剂量、PH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干预措施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纳入分析的文献为24篇，报道患者25例，男性16例，女性9例；年龄23~73岁，平均50岁；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2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3例；达沙替尼剂量为140 mg/d者14例，100 mg/d者7例，70 mg/d者2例，不详2例；开始服用达沙替尼至发生PH的时间为10 d~144个月，中位时间37个月；出现不同程度呼吸困难症状者24例，水肿8例，肝肿大5例，颈静脉扩张5例，咳嗽、胸闷各3例，胸痛2例，乏力1例；胸部CT、胸部X线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出现胸腔积液和/或心包积液者20例；WHO功能分级为Ⅳ级者8例，Ⅲ级9例，Ⅱ级4例，不明4例。右心导管和/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25例患者肺动脉平均压和/或肺动脉收缩压均升高。诊断PH后，24例患者遵医嘱停用达沙替尼，其中22例给予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利尿剂、糖皮质激素等治疗，2例未予特殊干预；1例自行间断服用达沙替尼。19例患者换用其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停用达沙替尼并对症治疗1周至36个月（平均7个月）后，好转17例，部分好转7例，不详1例。结论:达沙替尼相关PH多见于CML患者，男性多见，中位发生时间为用药后37个月，临床表现多为呼吸困难，多合并胸腔积液或心包积液，停药及予特异性治疗后多数患者可好转。

目的:探究前列地尔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糖尿病肾病的效果。方法:选择50例糖尿病肾病患者随即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治疗和二甲双胍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采取前列地尔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4周后的血糖指标、血脂指标、肾功能指标、炎性反应指标、氧化应激反应指标。使用有效例数（显效+有效）与总例数的比率，即总有效率，表征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88.00% vs. 60.00%， P<0.05）。治疗4周后，两组患者均未发生不良反应，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平均血糖（MBG）、血糖波动率（BGFR）、血糖标准差（SDBG）、甘油三酯（TC）、总胆固醇（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血清肌酐（Scr）、尿微量白蛋白（UmALB）、肾小球滤过率（eGFR）、白蛋白/肌酐比值（ACR）、环磷酸腺苷（cAMP）、肾素（Renin）、蛋白激酶（PKA）、肾上腺素（E）、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Ⅱ（ACEIⅡ）、去甲肾上腺素（NE）均得到改善（均 P<0.05）。 结论:前列地尔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糖尿病肾病的效果确切，安全可靠。

罗氟司特（roflumilast）是一种选择性磷酸二酯酶（phosphodiesterase，PDE）4抑制剂。本文综述了罗氟司特治疗支气管哮喘的药理基础以及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现状，分析了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并探讨了其应用前景。

目的:探讨轴突导向因子3A（Sema3A）对脂多糖（LPS）诱导的CD4 +CD25 +调节性T细胞（Tregs）稳定性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采用体外免疫磁珠法分离和培养C57BL/6J小鼠脾脏CD4 +CD25 + Tregs，将分离的细胞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仅给予抗小鼠CD3e和CD28诱导细胞处于激活状态）、LPS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LPS 100 μg/L）、LPS+核转录因子-κB（NF-κB）抑制剂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酯（PDTC）组（给予LPS 100 μg/L+PDTC 25 mg/L）、LPS+磷酸盐缓冲液（PBS）组（给予LPS 100 μg/L+PBS 10 μL）、LPS+PDTC+重组Sema3A（rSema3A）组（给予LPS 100 μg/L+PDTC 25 mg/L+rSema3A 300 μg/L）和LPS+PBS+rSema3A组（给予LPS 100 μg/L+PBS 10 μL+rSema3A 300 μg/L）。各组培养24 h后，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免疫荧光法检测CD4 +CD25 + Tregs特异性标志物叉头翼状转录因子-3（Foxp-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和膜相关转化型生长因子-β1（TGF-β1 m+）的基因及蛋白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细胞上清液中白细胞介素-10（IL-10）和分泌型转化生长因子-β1（sTGF-β1）的水平，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细胞凋亡，采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MSP）检测Foxp-3-Tregs特异性去甲基化区（Foxp-3-TSDR）的去甲基化程度，以反映CD4 +CD25 + Tregs的稳定性，采用电泳迁移率分析（EMSA）检测NF-κB信号通路的DNA结合活性，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NF-κB信号通路活性。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LPS能够增加细胞稳定性，表现为Foxp-3、CTLA-4和TGF-β1 m+的基因及蛋白表达上调，IL-10和sTGF-β1分泌增加，细胞凋亡减少，Foxp-3-TSDR去甲基化程度增加；同时LPS可增加细胞内NF-κB信号通路的DNA结合活性，以及主要分子NF-κB抑制蛋白激酶β（IKKβ）和p65的磷酸化水平，说明LPS增加细胞稳定性的机制与NF-κB信号通路有关。与LPS组比较，PBS并未对细胞稳定性和NF-κB信号通路产生影响；但添加rSema3A后能进一步增加细胞稳定性，并激活NF-κB信号通路。而PDTC能够抑制rSema3A增加细胞稳定性的功能，表现为：与LPS+PBS+rSema3A组比较，LPS+PDTC+rSema3A组Foxp-3、CTLA-4和TGF-β1 m+的基因及蛋白表达明显下调〔Foxp-3基因（2 -ΔΔCt）：8.092±1.117比18.509±1.068，Foxp-3蛋白（相对荧光强度）：1.224±0.033比1.826±0.181；CTLA-4基因（2 -ΔΔCt）：3.254±0.760比11.840±0.827，CTLA-4蛋白（相对荧光强度）：1.305±0.058比1.842±0.111；TGF-β1 m+基因（2 -ΔΔCt）：3.589±1.180比8.509±0.472，TGF-β1 m+蛋白（相对荧光强度）：1.319±0.033比1.822±0.063，均 P<0.01〕，IL-10和sTGF-β1分泌减少〔IL-10（ng/L）：445.33±54.08比992.67±83.10，sTGF-β1（ng/L）：1 116.67±65.25比1 494.67±94.45，均 P<0.01〕，细胞凋亡明显增加（荧光强度：0.398±0.031比0.268±0.046， P<0.01），Foxp-3-TSDR去甲基化程度明显降低（灰度值：0.467±0.048比1.780±0.119， P<0.01），NF-κB信号通路的DNA结合活性被明显抑制（灰度值：1.23±0.02比3.95±0.06， P<0.01），IKKβ和p65的磷酸化水平降低〔p-IKKβ表达（p-IKKβ/IKKβ）：0.97±0.07比1.97±0.04，p-p65（p-p65/p65）：0.95±0.08比1.93±0.06，均 P<0.01〕。 结论:LPS能通过NF-κB信号通路增加CD4 +CD25 + Tregs稳定性；Sema3A能够进一步增加CD4 +CD25 + Tregs稳定性，并且与NF-κB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通过体外培养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SH-SY5Y)观察微小RNA(miRNA)-29a与第10号染色体上缺失与张力蛋白同源的磷酸酯酶基因(PTEN)的调节对神经细胞增殖和轴突生长的作用。方法:通过上海中科院细胞库购买的SH-SY5Y细胞经过体外培养(4×10 4/ml)分别转染miRNA-29a的激动剂和抑制剂(40 nmol/L)，构建miRNA-29a不同表达水平的细胞。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检测细胞转染效果(转染24 h)和人第10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基因(PTEN)、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和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基因表达水平(转染48 h)。转染72 h后通过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检测不同细胞中PTEN、Akt和mTOR蛋白的表达和磷酸化水平，通过神经形态学和二苯基四氮唑溴盐比色法(MTT)检测细胞的增殖和轴突长度。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及LSD- t法检验比较各组数据。 结果:转染miRNA-29a激动剂组的miRNA-29a表达水平明显高于miRNA-29a抑制组(9.03±0.12比0.31±0.03， t＝241.70， P<0.05)，而激动组PTEN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抑制组(0.31±0.02比3.26±0.23、0.30±0.06比3.36±0.15， t＝45.09、58.79， P<0.05)。miRNA-29a激动组中Akt、mTOR蛋白的磷酸化水平明显高于抑制组(3.26±0.13比0.42±0.03、2.57±0.13比0.31±0.04， t＝71.45、51.55， P<0.05)。在miRNA-29a激动组中，SH-SY5Y细胞增殖活性和轴突长度明显高于miRNA-29a抑制组[0.86±0.07比0.44±0.03、(157.56±11.13) μm比(43.48±4.92) μm， t＝13.89、31.11， P<0.05]。 结论:miRNA-29a可以通过干预PTEN表达，调节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Akt/mTOR信号通路中Akt和mTOR蛋白的磷酸化水平，促进SH-SY5Y细胞增殖和轴突生长。

目的:分析总结硬皮病肾危象合并肺动脉高压（SRC-PAH）患者的特点。方法:回顾分析2012年1月至2020年10月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472例SSc患者中SRC-PAH患者的特点。结果:13例SRC-PAH患者中，1例皮肤受累为局限型、12例为弥漫型。5例患者肾危象发生在PAH之前，4例患者PAH发生在肾危象之前，其余4例二者同时被发现。其中11例患者存在雷诺现象，7例出现消化道出血，6例出现肺水肿，3例有毛细血管扩张。12例ANA阳性，4例抗Scl-70抗体阳性。11例患者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1 400 ng/L。2例患者合并血栓性微血管病（TMA）。13例患者中，3例患者住院期间死亡；2例失访；2例在随诊5年内死亡；6例患者存活，其中4例规律透析患者中的1例已脱离透析。结论:硬皮病患者中，SRC的发生可以早于、晚于或同时与SSc-PAH发生；患者可能有更高的NT-proBNP及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及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的应用可能有益。

白癜风是一种皮肤黏膜色素脱失为特征的获得性自身免疫性皮肤病。炎症细胞因子，如干扰素(IFN)-γ、白细胞介素(IL)-17、肿瘤坏死因子(TNF)-α、IL-6、IL-8、IL-21、IL-33、磷酸二酯酶(PDE)-4及转化生长因子(TGF)-β，在该病的进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IFN-γ/趋化因子配体(CXCL)10轴。近年来，靶向治疗通过调节与白癜风发病机制相关的细胞因子及其相应受体，对其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JAK抑制剂及其与光疗联合治疗已被临床证实具有较好的治疗前景。本文全面评估各种生物制剂在白癜风治疗中的疗效和个体化用药选择，以期为临床药物治疗决策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芬太尼治疗肝细胞癌（HCC）疼痛时对索拉非尼敏感性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的方法，2021年8月至2023年8月在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中心实验室，采用CCK-8法、克隆形成实验、光镜下细胞计数检测人肝癌细胞系HepG2细胞增殖；通过LysoTracker、丹酰尸胺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检测芬太尼诱发肝癌细胞自噬的水平；荧光染料2，7-二氯荧光素二乙酸酯（DCFH-DA）检测活性氧水平。蛋白质免疫印迹实验检测上游蛋白激酶B（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通路的蛋白水平。裸鼠成瘤实验用于评价芬太尼对索拉非尼的影响。选取6周龄BALB/c雌性裸鼠15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索拉非尼组和索拉非尼+芬太尼组，每组5只。三组裸鼠均于左侧腋下皮下注射HepG2细胞（4 × 10 6个），对照组、索拉非尼组和索拉非尼+芬太尼组裸鼠每隔1 d分别给予注射0.9%氯化钠1 ml、口服索拉非尼20 mg/kg、口服索拉非尼20 mg/kg联合静脉注射芬太尼0.05 mg/kg，连续3周，于用药第4、8、12、16、20和24天测量肿瘤体积；裸鼠成瘤后处死，收集肿瘤并称质量；并对肿瘤组织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查。 结果:CCK-8和克隆形成实验等检测结果显示，芬太尼抑制索拉非尼在HCC细胞中的作用。芬太尼促进自噬相关蛋白Beclin-1和LC3的表达，免疫荧光和透射电子显微镜均发现芬太尼可以促进HCC细胞自噬水平。DCFH-DA染色观察到芬太尼增加活性氧的产生，并且蛋白质免疫印迹实验结果显示芬太尼抑制磷酸化蛋白激酶B（p-Akt）和磷酸化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p-mTOR）的水平。自噬抑制剂3-甲基腺嘌呤（3-MA）可阻断芬太尼诱导的保护性自噬，进而减轻芬太尼对索拉非尼的不良作用。三组裸鼠用药第4、8和12天肿瘤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芬太尼+索拉非尼组和索拉非尼组裸鼠用药第16、20和24天肿瘤体积和肿瘤质量明显小于对照组[（275.00 ± 11.58）和（174.00 ± 91.42）mm 3比（307.40 ± 81.39）mm 3、（701.00 ± 105.08）和（563.60 ± 89.59）mm 3比（855.20 ± 68.71） mm 3、（971.60 ± 79.87）和（691.80 ± 11.17） mm 3比（1 177.20 ± 105.79） mm 3、（705.00 ± 35.50）和（540.20 ± 80.76） mg比（1 118.40 ± 76.81） mg]，索拉非尼组明显小于芬太尼+索拉非尼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显示，芬太尼+索拉非尼组Ki67和LC3阳性细胞（棕色细胞）明显多于索拉非尼组。 结论:芬太尼通过诱导保护性自噬，降低索拉非尼抑制HCC细胞生长作用，加入自噬抑制剂可以减弱这种作用。

全球范围内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日益升高，随着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等新药的研发，IBD治疗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生物制剂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拮抗剂、抗整合素抗体、抗白细胞介素抗体等，小分子药物包括Janus激酶抑制剂和磷酸二酯酶4抑制剂等。然而，仅40%的IBD患者在使用生物制剂1年后获得临床缓解，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疗效逐渐下降。2种生物制剂联合或1种生物制剂与1种小分子药物联合使用的新治疗方案，在IBD临床治疗或研究中逐渐得到应用，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对难治性IBD或伴肠外表现反复发作的IBD患者，双重联合治疗可能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选择。现对生物制剂双重联合治疗IBD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外用制剂是治疗特应性皮炎的主要手段，但目前国内对外用制剂的应用和患者指导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环境与职业性皮肤病学组、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儿童学组、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皮肤科分会的部分专家以国内外相关指南、共识和大量临床文献为基础，结合专家临床经验，制定特应性皮炎外用制剂的应用和患者指导共识，旨在规范特应性皮炎外用制剂的应用，提高疗效和安全性，减少和预防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