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孕期被动吸烟对1岁儿童神经行为发育异常的影响.方法 以深圳出生队列研究平台的1 363对母子为研究对象.在孕期使用问卷调查孕妇一般人口学特征及被动吸烟情况,并在儿童1岁时使用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ASQ-3/ASQ:SE)评估儿童神经行为发育情况.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孕期被动吸烟对1岁儿童神经行为发育异常的影响.结果 孕期被动吸烟对1岁儿童除粗大动作外的其他方面发育均有不同程度的有害影响:与无被动吸烟相比,在孕早期重度被动吸烟的孕妇其子代沟通(OR=1.932,95％CI:1.023～3.648)、精细动作(OR=3.388,95％CI:1.232～9.317)、解决问题(OR=3.270,95％CI:1.317～7.795)、社交-情绪(OR=1.792,95％CI:1.159～2.772)发育迟缓的风险增大;在孕中期被动吸烟的孕妇其子代沟通(OR=1.802,95％CI:1.068～3.039)、个人-社会(OR=1.705,95％CI:1.080～2.837)发育迟缓的风险增大,重度被动吸烟的孕妇子代沟通(OR=2.864,95％CI:1.322～6.240)、社交-情绪(OR=1.882,95％CI:1.081～3.275)发育迟缓的风险增大;在孕晚期,重度被动吸烟的孕妇其子代沟通(OR=3.415,95％CI:1.366～3.158)、精细动作(OR=3.976,95％CI:1.838～13.360)、社交-情绪(OR=2.231,95％CI:1.234～4.032)发育迟缓的风险增大.结论 孕妇孕早、中、晚期被动吸烟可对子代1岁时神经行为发育多个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有害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大相关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大众减少室内吸烟、重视孕妇健康和儿童早期神经行为发育.

目的 探究压力感知与抑郁在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患者D型人格与生活质量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选取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7 月广州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就诊的 270 例克罗恩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9 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9,PHQ-9)、D型人格量表(type D personality scale,DS-14)、炎症性肠病生活质量问卷(22-item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quality-of-life questionnaire,IBDQOL-22)以及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CDAI)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或Spearman相关分析探究克罗恩病患者压力感知、抑郁、D型人格以及生活质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MPLUS 8.0 软件建立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并用Bootstrap法的置信区间验证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269例患者完成研究.IBDQOL总分为(82.7±13.7)分,PHQ-9 总分为 3.0(1.0～7.0)分;PSS总分为(24.4±7.5)分;DS-14 中的消极情感维度得分为(10.3±5.9)分,社交抑制维度得分为(11.6±5.5)分;117 例(43.5%)克罗恩病患者为D型人格.结构方程模型显示,D型人格对生活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量为 0.034,95%CI为(-0.130～0.206)),压力感知和抑郁在D型人格和生活质量间的间接效应显著,总间接效应量为-0.307,95%CI为(-0.423～-0.207),链式中介效应量为-0.048,95%CI为(-0.079～-0.016),占总间接效应的 15.6%.结论 克罗恩病患者生活质量处于中上水平,压力感知与抑郁在克罗恩病患者D型人格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应关注D型人格患者,可通过对压力感知和抑郁情绪的干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肠造口是治疗结直肠癌、炎性肠病、肠梗阻、肠外伤等疾病的常见术式[1].由于肿瘤病情与肠造口的特殊性,一半以上的造口患者遇到心理社会问题,如自卑感、病耻感和社交焦虑,出现自我封闭,拒绝社交等社会疏离行为[2,3].社会疏离是指个体因各种原因对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而产生一种自我疏远和疏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包含主观感受(孤独、无助等负性情绪体验)和客观行为(社交回避、社交范围减少等)[4].而逐渐剥夺社会化是一种强大的慢性应激源,不仅会产生心理、精神异常,损害认知功能,出现社会认知缺陷[5],也会影响癌症的复发和长期生存率,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6].本文对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感动态变化轨迹、影响因素、预防和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青少年的社交能力特征及其与核心症状、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门诊就诊的6~13岁ADHD患儿59名作为ADHD组，同时社区招募年龄、性别相匹配的62名正常儿童为对照组。采用社会反应量表(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SRS)、SNAP-Ⅳ评定量表和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评估两组被试的社交能力、核心症状及情绪和行为问题。使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非参数检验对比分析两组之间社交能力、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ADHD组社交能力与其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等之间的关联，使用广义线性回归分析ADHD组性别、年龄、智商、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对社交能力的影响。结果:ADHD组患儿SRS总分[65(42，83)分]及社交知觉[10(8，13)分]、社交认知[13(9，19)分]、社交沟通[19(11，29)分]、孤独症样行为[9(5，14)分]各分量表得分均高于TD组[38(27.5，59.5)分，7(4，12.5)分，8(6，15)分，12(6.5，20)分，4(2，11)分]( Z＝－2.97，－2.75，－2.41，－3.01，－2.64，均 P<0.05)。ADHD组患儿SDQ困难总分及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TD组( Z＝－5.80，－6.89，－2.82，－8.59，－2.52，－3.81，均 P<0.05)。ADHD组患儿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SNAP-Ⅳ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均呈正相关( r＝0.33~0.71，均 P<0.05)。SRS总分、社交沟通量表得分与SDQ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65，均 P<0.05)，社交知觉与困难总分、多动、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56，0.32，0.45，均 P<0.05)，社交认知、孤独症样行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7~0.55，均 P<0.05)，社交动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55，均 P<0.05)均呈正相关；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亲社会行为分量表得分( r＝－0.63~－0.49，均 P<0.05)均呈负相关。SRS总分受到性别、年龄、对立违抗、情绪、多动、同伴交往( B＝0.05~0.23，均 P<0.05)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分量表( B＝－0.07， P<0.05)负向影响。 结论:ADHD儿童常常存在明显的社交能力缺陷，与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均有明确相关，危险因素为对立违抗、情绪、同伴关系，保护因素为亲社会行为。

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焦虑障碍，其一个重要特征是人际上的回避，伴随着普遍的情绪识别和情绪调节问题。针对其他疗法在这些治疗重点中的空缺，情绪聚焦疗法(emotion-focused therapy，EFT)的出现恰好弥补了对情绪处理的部分，重视关系过程。文章回顾了近几年有关EFT对社交焦虑障碍的治疗相关研究。研究表明，在情绪聚焦视角下社交焦虑的发病要点为创伤性的情绪体验和自我批评，EFT的治疗重点在于处理焦虑背后的创伤性情绪方案，将其暴露在适应性的情绪中得以转换。同时，其也能与其他较为主流的疗法相结合发挥较好的效果。提示在社交焦虑症的临床治疗中，EFT是一种有潜力的方式，并期待在临床形成更加整合的治疗方式。

目的:探究北京地区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总体患病率、抑郁障碍患病率的年龄和性别效应及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特点。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市6~16岁在校中小学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第一阶段采用儿童行为调查表对高危儿童青少年进行初筛，第二阶段采用简明儿童少年国家神经精神访谈工具对初筛阳性的患儿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筛查，由2名精神科医师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4版中关于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确定最终诊断抑郁障碍的人数。该研究属于流行病学类的调查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思路。同时采用 χ2检验对比其年龄及性别效应。 结果:北京市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2.29%(234/10 215例)。其中男童的患病率为1.80%(106/5 866例)，女童的患病率为2.94%(128/4 349例)。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存在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加，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增高。12岁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15岁前后达到峰值。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交问题、退缩抑郁、焦虑抑郁、体诉及冲动行为等方面。结论:北京市6~16岁在校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为2.29%。抑郁障碍发生在中小学生的各个年龄阶段，在小升初和中考前后两个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学生的抑郁情绪，尤其需要关注女童的情绪问题。在进行抑郁障碍的筛查和诊治过程中，抑郁情绪的非典型症状需要重点关注。

目的:探讨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SAD)患者的面孔与非面孔加工以及不同情绪效价下面孔加工的相关激活脑区。方法:通过关键词检索了PubMed、Medline、Sciencedirect、CNKI等数据库，得到符合要求的31项经同行评议的SAD患者情绪面孔研究，其中SAD患者面孔与非面孔加工元分析纳入13篇文献，包含被试481人、161个激活点。SAD患者不同情绪效价的面孔加工元分析纳入18篇文献，包含被试586人、331个激活点。基于Talairach空间下采用簇水平整体错误(Cluster-level family-wise error，FWE， P<0.05)方法分析。 结果:SAD患者的面孔加工激活了左侧杏仁核(x＝-18，y＝-8，z＝-12)，右侧杏仁核(x＝26，y ＝0，z＝-20)，内嗅皮层(Brodmann脑区28，x＝16，y＝-8，z＝-10)和内侧前额叶皮质(Brodmann脑区10，x＝2，y＝44，z＝-8)。并且，SAD患者在处理负性面孔时左侧杏仁核(x＝-26，y＝0，z＝-16)，右侧杏仁核(x＝26，y＝0，z＝-12)，左内侧苍白球(x＝-20，y＝-10，z＝-6)和右内侧苍白球(x＝20，y＝-10，z＝-6)有强烈激活，其中恐惧面孔激活双侧杏仁核(左：x＝-28，y＝0，z＝-16，右：x＝28，y＝-2，z＝-12)、愤怒面孔激活内侧苍白球(x＝20，y＝-8，z＝-6)。结论:SAD患者的面孔加工存在特定神经机制，双侧杏仁核、内嗅皮层和内侧前额叶皮质是面孔加工的关键脑区，杏仁核和内侧苍白球是负性情绪面孔加工的重要神经区域。

目的:探究家庭功能对首发脑梗死患者康复期情绪-社交孤独的影响，以确定护理干预策略。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首发脑梗死患者共160例为研究对象，借助一般资料问卷调查患者相关信息，采用情绪-社交孤独量表、家庭关怀度问卷进行评价，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首发脑梗死患者康复期情绪-社交孤独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经单因素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筛选首发脑梗死患者康复期情绪-社交孤独的影响因素，据此确定护理干预策略。结果:首发脑梗死患者康复期情绪-社交孤独评分为(26.58±6.25)分，家庭关怀度问卷评分为(7.42±1.45)分；单因素分析显示，首发脑梗死患者康复期情绪-社交孤独的影响因素有年龄、学历状况、职业状态、家庭人均月收入、卒中后遗症、日常活动能力、与照顾者关系、自尊水平、社会支持( 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首发脑梗死患者康复期情绪-社交孤独量表4个分量表与家庭关怀度问卷5维度均呈负相关性( r＝－0.337~－0.195，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首发脑梗死患者康复期情绪-社交孤独的独立影响因素有年龄≥60岁、离职或退休、家庭人均月收入<3 000元、日常活动能力较差、自尊低水平、社会支持低水平、家庭关怀度( P<0.05)。 结论:家庭功能与首发脑梗死患者康复期情绪-社交孤独呈负相关性，且患者康复期情绪-社交孤独影响因素复杂，临床应积极开展护理宣教，强化护理干预。

目的:分析急性脑梗死后患者情绪-社交孤独与自尊水平、自我效能、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采用情绪-社交孤独量表、自尊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2017年1～10月期间在山东省五所三级甲等医院确诊的173名急性脑梗死后患者进行面对面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相关关联。结果:在173名急性脑梗死后患者中，情绪孤独、社交孤独、情绪孤立和社交孤立的检出人数和检出率分别为46例(26.59%)、42例(24.27%)、58例(33.53%)和76例(43.9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的家庭月收入、职业状况、自尊水平、自我效能和积极应对是情绪-社交孤独的影响因素；其中自尊水平是情绪-社交孤独的独立保护因素( P<0.01)；自我效能( B＝-0.096， OR＝0.909，95% CI＝0.833～0.992， P＝0.032)和积极应对( B＝-1.401， OR＝0.246，95% CI＝0.123～0.495， P<0.01)分别是社交孤独和社交孤立的保护因素。 结论:自尊水平、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与急性脑梗死后患者情绪-社交孤立不同维度独立相关。本研究为急性脑梗死后患者情绪-社交孤立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抑郁和躯体疾病对社区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患者认知功能影响的作用路径及其潜在的中介机制，为认知管理策略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运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及老年抑郁量表于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对252名社区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进行测评。采用SPSS 22.0、AMOS 22.0进行数据的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数据建模及验证性因素分析；运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社区MCI患者MoCA得分[(19.66±3.90)分]；年龄、教育程度、社交频度、体育锻炼频度与抑郁程度、躯体疾病个数与MoCA得分相关( r＝-0.440～0.487，均 P<0.01)；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χ 2/ df＝2.476、CFI＝0.916、TLI＝0.885、GFI＝0.919、AGFI＝0.871、RMSEA＝0.077，模型拟合良好；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年龄、教育程度、社交频度和体育锻炼频度可直接影响认知功能(效应值分别为-0.183、0.458、0.237、0.174，均 P<0.01)，躯体疾病个数在年龄、教育程度、体育锻炼频度与认知功能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106、0.078、0.075，均 P<0.01)，抑郁程度在年龄、社交频度和体育锻炼频度与认知功能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075、0.080、0.050，均 P<0.01)，躯体疾病个数-抑郁程度在年龄、教育程度和体育锻炼频度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0.028、0.031、0.019，均 P<0.01)。 结论:社区MCI认知管理应重点锁定高龄、低教育程度群体；在实施以运动干预提升认知功能的健康管理策略中，同时加强慢性躯体疾病的有效管理及负性情绪的评估与疏通，以增加生活方式(尤其是体育锻炼)对认知功能改善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