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是现今肿瘤治疗的一项重要的方法，包括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抑制剂，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益处，但是其不良反应值得关注。这些药物引发的免疫应答增强会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s），对药物使用和患者预后很有影响。其可以发生在全身任何系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急性肾损伤（ICI associated acute kidney injury，ICI-AKI）是其中一种。其机制包括对自身抗原的耐受性丧失、药物特异性效应T细胞的再激活以及肾脏特异性自身抗体的产生。最常见的病理表现为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只有少数ICIs相关性肾小球肾炎病例被报道。ICI-AKI通常对早期应用皮质类固醇治疗反应良好，大多数患者可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我们对ICI-AKI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方式以及管理策略的相关研究和进展进行综述，特别对其危险因素、ICIs的再启动及预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助于采取管理措施来降低ICI-AKI发生，改善肿瘤患者预后。

脓毒症是宿主应对感染时发生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的综合征，其病理生理核心是在发病初始，机体为了应对病原微生物入侵而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随后为了平衡免疫状态，机体开始抗炎、发生免疫细胞功能衰竭，最终引发免疫麻痹或免疫抑制。无论是在天然免疫还是在获得性免疫中，免疫细胞表面的共抑制分子，如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分子-3（TIM-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自然杀伤细胞受体2B4（CD244）、B和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BTLA）及C型凝集素家族成员NKG2A （CD94），在调节免疫细胞功能低下致免疫抑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阻断这些共抑制分子与其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能显著改善脓毒症动物模型或脓毒症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本文主要概括归纳近年来一些共抑制分子在脓毒症免疫功能障碍中作用的热门研究，以期为脓毒症免疫功能监测及治疗靶点提供参考方向。

肿瘤免疫治疗是通过干预机体免疫系统，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达到控制或清除肿瘤细胞的治疗效果。阻断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是最常用的肿瘤免疫疗法之一，疗效好且应用广泛，但这些药物会引起葡萄膜炎、自身免疫性视网膜病变和巩膜炎等免疫相关的眼部并发症，其成为眼部炎症的一种新病因。眼科医师掌握这些疾病的临床特点有助于及时诊断，同时与肿瘤医师密切配合，根据患者原发肿瘤情况、生存预后、眼部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严重程度、视力预后来综合判断，制定最优治疗方案，从而挽救患者的视力，提高生存质量。

目的:探讨人源化CD19 CAR-T细胞（hCART19s）治疗儿童及青少年复发、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R/R ALL）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影响其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筛选2016年5月至2021年9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入组NCT02782351临床试验中31例25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R/R ALL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价hCART19s在年轻患者中的疗效及安全性。结果:hCART19s输注后1个月，短期疗效评估显示27例（87.1%）患者获得完全缓解（CR）或完全缓解兼部分血细胞计数缓解（CRi）。治疗期间，20例（64.5%）患者出现1~2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4例（12.9%）出现3~4级CRS；2例患者出现1级神经系统毒性。中位随访19.3（2.2~62.4）个月，中位无事件生存（EFS）率和总生存（OS）率分别为15.7（95% CI 8.7~22.5）个月和32.2（95% CI 10.6~53.9）个月。桥接移植患者EFS和OS率均高于未桥接移植患者[EFS：（75.0±12.5）%对（21.1±9.4）%， P=0.010；OS：（75.0±12.5）%对（24.6±10.2）%， P=0.012]；既往治疗线数>3次的患者EFS和OS率明显低于治疗线数≤3次的患者[EFS：0对（49.5±10.4）%， P<0.001；OS：0对（52.0±10.8）%， P<0.001]。截止随访终点，13例患者出现CD19阳性（CD19 +）复发，1例出现CD19阴性（CD19 -）复发。 结论:hCART19s可有效治疗儿童及青少年R/R ALL患者，其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桥接移植、治疗线数可对患者长期疗效及预后产生影响。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许多恶性黑素瘤患者的重要治疗选择，其旨在恢复并促进效应T细胞特异性识别和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系统性增强全身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对于手术切除后具有高复发风险或处于疾病晚期（不可切除或存在转移）的患者都是较好的治疗选择。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的主要目标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它们分别是中枢和外周免疫耐受的两个关键受体。本文主要讨论不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效应、可能存在的药物反应性预测标志物与相关不良反应。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不同CD8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表达特征间皮瘤患者的生存期及其死亡危险因素，为病情进展及其临床结局评价提供新线索。方法:于2016年11月，采用回顾性临床病例研究设计，选择经临床组织病理学确诊的47例间皮瘤及其组织标本为研究对象，采集临床病理资料、石棉接触史和生存信息；以苏木素伊红染色法和免疫组化染色法对组织标本进行淋巴细胞浸润程度、5-甲基胞嘧啶（5-mC）、CTLA-4、CD8和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指标的检测，分析不同CD8和CTLA-4蛋白表达特征患者生存期和死亡危险因素，并分析Ki-67表达对不同CD8和CTLA-4蛋白和基因表达特征间皮瘤患者生存期的影响。结果:47例患者中，63.8%（30/47）的病例以少或中等程度淋巴细胞浸润为主，CTLA-4、CD8、5-mC和Ki-67免疫组化分值分别为92.97（54.95，120.65）、72.41（36.62，89.82）、11.09（3.40，52.89）和5.88（2.41，11.48）。CD8 高表达CTLA-4 高表达患者的5-mC表达水平高于CD8 高表达CTLA-4 低表达组（ P<0.01）。27例随访信息完整间皮瘤患者的总体中位生存期为0.83±0.29年，CD8 高表达CTLA-4 高表达和CD8 高表达CTLA-4 低表达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0.58±0.51年和0.83±0.30年（ P=0.521）。在CD8 高表达CTLA-4 低表达组患者中，Ki-67免疫组化分值≥5.88是间皮瘤患者独立死亡危险因素（ HR=8.40， P=0.01）。在不同CD8和CTLA-4蛋白表达特征下，在CD8 高表达CTLA-4 低表达组患者中，Ki-67高和低表达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0.57±0.11年和2.31±0.46年，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不同CD8和CTLA-4 mRNA表达特征下，在CD8 高表达CTLA-4 低表达组患者中，Ki-67 mRNA高和低表达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20±0.36年和3.38±0.43年，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8）。 结论:当CD8高表达伴随CTLA-4低表达时，间皮瘤病例可能伴随DNA去甲基化现象。随着Ki-67表达增强，其生存期缩短，死亡风险升高。

目的:研究纤溶酶原激活剂(PLAU)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预后的价值，以及其与免疫细胞浸润的关系。方法:从TCGA数据库中提取598例肺腺癌、551例肺鳞癌和212例正常肺组织样本的PLAU mRNA表达水平并比较。选取2022年1~12月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确诊的NSCLC患者中肺鳞癌患者5例、肺腺癌患者5例的组织样本切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验证。使用"ggplot2"(v3.3.3)R包分析PLAU表达与TNM分期、组织学分级的关系。根据TCGA数据库中598例肺腺癌、551例肺鳞癌样本PLAU mRNA的中位表达值(4.75)分为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不同PLAU mRNA表达水平患者总生存期(OS)和疾病特异性生存期(DSS)的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法进行比较。应用TIMER数据库分析NSCLC患者中PLAU表达与免疫细胞浸润的相关性。采用TIMER和R结合基于TCGA的ggplot2包评估NSCLC中PLAU表达与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TCGA数据库中样本PLAU mRNA预测NSCLC预后的最佳截断值。以生存结局为应变量，组织学分级、PLAU mRNA表达、TNM分期和年龄为协变量纳入COX模型，用向前逐步回归法分析影响NSCLC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肺腺癌和肺鳞癌组织中PLAU mRNA表达均较对应的正常肺组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腺癌：6.44±1.65比4.66±0.51，鳞癌：7.13±1.37比4.86±0.61； t值分别为1.70、2.28，均 P<0.001)。免疫组织化学显示肺腺癌、肺鳞癌组织中PLAU蛋白的表达均较正常肺组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24±0.03比0.09±0.01，0.28±0.02比0.09±0.01；均 P<0.05)。不同T分期和组织学分级的NSCLC患者PLAU mRNA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N分期和M分期的NSCLC患者PLAU mRNA的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低表达组患者的OS优于高表达组( HR＝1.39，95% CI：1.06~1.83， χ2＝5.74， P＝0.017)；但低表达组和高表达组患者的DS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R＝0.96，95% CI：0.73~1.27， χ2＝0.08， P＝0.781)。在肺腺癌中，PLAU表达与CD8 + T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水平均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222、0.358、0.266、0.438，均 P<0.001)；在肺鳞癌中，PLAU表达与CD8 + T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水平均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117、0.288、0.294，均 P<0.001)。NSCLC中PLAU表达与PD-1、CTLA-4呈正相关( r＝0.092， P＝0.003； r＝0.102， P<0.00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结果示PLAU mRNA预测NSCLC预后的最佳截断值为6.68，敏感度为85.3%，特异度为71.0%。Cox回归分析显示PLAU mRNA表达≥6.68和TNM分期增高是影响NSCLC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PLAU可能是一种潜在的预测NSCLC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效果的生物标志物，对评估NSCLC患者预后有较高价值。PLAU表达在肺腺癌和肺鳞癌中均与CD8 + T细胞、树突状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水平呈正相关。

双特异性抗体（BsAb）是一种可以同时或先后特异性结合两个抗原或抗原表位的新型高效抗肿瘤药物。目前，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cMET的埃万妥珠单抗已获批应用于治疗EGFR ex20ins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靶向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和CTLA-4、PD-L1和转化生长因子-β、PD-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抑制剂应用于NSCLC的治疗正在进行中，均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深入探讨BsAb在NSCLC治疗中的研究进展，将为临床治疗NSCLC提供新的诊疗思路。

目的:探讨再生障碍性贫血（AA）患者外周血CD8 +T细胞中胸腺细胞选择相关高迁移率族蛋白（TOX）与不同抑制性受体的表达水平，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方法:回顾性选择2019年9月至2020年11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科AA患者27例，其中男21例，女6例，年龄［ M（ Q1， Q3）］48（30，72）岁。健康对照者33名，其中男17名，女16名，年龄 46（27，69）岁。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AA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外周血CD8 +T细胞中TOX、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3（TIM-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具有免疫球蛋白（Ig）和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ITIM）结构域的T细胞免疫受体（TIGIT）、穿孔素、颗粒酶B的表达水平。TOX表达水平与不同抑制性受体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AA患者外周血CD8 +T细胞TOX、PD-1、TIM-3、CTLA-4、TIGIT、穿孔素、颗粒酶B的表达水平分别为47.33%（41.47%，56.61%）、（30.61±12.37）%、（39.94±10.84）%、（6.21±3.40）%、（51.45±20.21）%、（71.32±22.46）%、（52.39±23.99）%，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的27.32%（21.64%，46.96%）、（21.29±10.01）%、（21.11±3.00）%、（1.31±0.34）%、（30.80±13.40）%、（46.72±22.53）%、（21.75±16.43）%（均 P<0.05）。CD8 +T细胞TOX的表达水平与PD-1、TIM-3、CTLA-4、TIGIT、穿孔素、颗粒酶B的表达水平均呈正相关（ r=0.49、0.65、0.70、0.54、0.58、0.48，均 P<0.05）。 结论:AA患者外周血CD8 +T细胞TOX与不同抑制性受体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且TOX表达水平与不同抑制性受体表达水平均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