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钇-90树脂微球经动脉放射栓塞（TARE）治疗初始不可切除肝脏恶性肿瘤的安全性和短期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0例初始不可切除肝脏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均为男性，年龄为（57±4）岁。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或 M（范围）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占比表示。 结果:（1）治疗前评估情况。10例患者均完成治疗前评估，其中8例行1次锝99-聚合蛋白（ 99mTc-MAA）灌注试验、2例行≥2次 99mTc-MAA灌注试验；10例患者 99mTc-MAA的肿瘤组织摄取值/周围正常组织摄取值、肝肺分流率、钇-90树脂微球治疗需要量分别为5.8±1.2、4.8%±0.8%、（1.10±0.20）GBq。（2）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策略。10例患者中，采用全肿瘤放射栓塞、主要靶病灶放射栓塞+非靶病灶射频消融术治疗、主要靶病灶放射栓塞+非靶病灶碘-125粒子植入、肝叶或肝段放射栓塞分别为6、2、1、1例。治疗期间，1例高龄患者因不能耐受，未行靶向及免疫治疗，其余9例均联合靶向及免疫治疗。10例患者中，行1次和2次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分别为7例和3例。（3）随访情况。10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5（3.0~12.0）个月。随访期间，无患者发生与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10例患者经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前肿瘤长径、甲胎蛋白（AFP）、异常凝血酶原、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谷氨酰转移酶（GGT）分别为96（72，135）mm、26（6，833）μg/L、290（56，2 997）Au/L、（36±13）IU/L、（41+16）IU/L、（40±4）g/L、（15.3±4.1）μmol/L、（99±68）IU/L；治疗后90 d上述指标分别为63（43，97）mm、4（3，357）μg/L、38（25，142）Au/L、（40±16）IU/L、（51±28）IU/L、（39±4）g/L、（14.4±1.2）μmol/L、（134±93）IU/L；治疗前与治疗后90 d肿瘤长径、异常凝血酶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08，-2.24， P<0.05），AFP、ALT、AST、Alb、TBil、GG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27， t=0.63、1.69、1.73、0.67、1.30， P>0.05）。10例患者随访期间达到临床完全缓解5例、临床部分缓解4例，1例患者于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后30 d内发生非靶病灶进展，患者疾病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均为9/10，随访期间无患者死亡。 结论: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初始不可切除肝脏恶性肿瘤安全、可行，联合其他治疗方法可获得较为满意的短期疗效。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本期聚焦肺部疾病。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85%以上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以淋巴结转移常见。对于NSCLC亚型鉴别及淋巴结转移的诊断，多个 18F-FDG PET/CT半定量参数中，尤以动态显像第3阶段(33~40 min)SUV max更有意义（肖力铭等）。在肺癌治疗方面，乏氧NSCLC对重离子射线敏感，放疗结束后早期即可观察到 18F-氟硝基咪唑(FMISO)PET/CT图像上肿瘤体积显著缩小（刘明玉等）；而对于放化疗后进展的患者， 125I粒子植入疗效较好，以术后D 90≥120Gy者的近期疗效更佳，还可通过术前血红蛋白与肿瘤最大径进行生存预测。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严重时可最终导致右心衰竭，首选行肺动脉内膜剥脱术（PEA），无法行PEA者，行肺动脉球囊扩张成形术(BPA)可显著改善肺血流灌注，降低肺动脉压；其疗效可采用肺灌注断层显像进行评价（武姣彦等）。另外的4篇论著主要为神经系统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与多系统萎缩、癫痫）及鼻咽癌显像鉴别诊断或预后方面的研究。更多具体内容可登录本刊网站（https://www.zhhyx.com.cn）浏览。

肝细胞癌（简称肝癌）易侵犯门静脉系统，10%~40%肝癌患者在初诊时已合并肉眼可见门静脉癌栓。在欧美国家，众多肝癌诊治指南将肝癌合并肉眼可见门静脉癌栓定义为进展期肝癌，故推荐该部分患者进行系统治疗。而在亚洲国家，外科医师对于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处理方式更加积极，认为其并不是手术绝对禁忌证。目前，关于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治疗，尚无全球性共识或标准指南。肝移植是不可切除肝癌的根治性治疗措施，但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行肝移植后肿瘤复发率高，故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一度被视为肝移植的禁忌证。此外，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常被认为存在肿瘤肝外转移。但临床实践中，在无有效治疗措施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转向寻求肝移植并最终成功进行了手术。与此同时，诸多研究表明在合理选择受体的前提下，肝移植可以使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生存受益。尤其是同其他治疗方案比较，在采用降期治疗（包括三维适形放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立体定向体部放疗、经肝动脉放疗栓塞、经肝动脉灌注化疗等）成功的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中继续行肝移植可使患者获得更佳预后。鉴于肝移植在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中的治疗争议显著，笔者深入阐述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肝移植治疗进展，主要包括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诊断和分型、支持肝移植证据以及反对肝移植理由。

目的:探讨颅底颈内动脉瘤的诊断和临床特点。方法:收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1995—2017年接受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或CT血管造影（CTA）检查确诊的15例颅底颈内动脉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15例患者中男12例，女3例；年龄17~67岁，中位年龄44岁。15例患者中DSA确诊13例，CTA确诊2例；首发症状为鼻出血的假性动脉瘤13例，其中有明确的头面部外伤史8例，颅底肿瘤放疗史5例；头痛伴颅神经障碍的真性动脉瘤2例。15例患者采用栓塞和/或手术修复等治疗，所有患者治疗后随访2~12年，观察患者是否治愈及存活状态。结果:8例外伤史患者中5例行血管栓塞治疗痊愈；2例患者未行血管栓塞，之后因大量鼻出血死亡；1例血管栓塞术后出现进行性脑梗死，之后死亡。5例颅底肿瘤放疗后患者，1例行血管栓塞后脑梗死，之后死亡；2例行血管栓塞后因原发肿瘤复发侵及颅内，于院外死亡；1例行血管栓塞联合手术治疗恢复良好；1例放弃治疗，院外大出血死亡。首诊为头痛的2例患者，1例误行手术致鼻出血后于院外行血管栓塞治疗；1例因个人原因放弃治疗死亡。总计院内死亡4例，院外死亡4例，生存7例。结论:颈内动脉瘤是颅底病变中的高危疾病，伴有外伤、放疗史的鼻出血及头痛伴颅神经障碍的患者应考虑颈内动脉瘤可能，需行DSA、CTA检查进行确诊。耳鼻咽喉科医生正确诊断与治疗对患者预后至关重要。

目的:探讨内镜下治疗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适应证、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2月至2019年12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收治的14例上尿路尿路上皮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例，女9例。中位年龄75.5(44~84)岁。就诊原因为血尿11例，腰痛2例，无症状1例。5例既往有膀胱癌病史，1例有对侧肾盂癌病史。孤立肾4例，肾功能不全3例，双侧肾盂癌1例，因一般状态差(美国麻醉医生协会评分≥3分)无法耐受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4例，术前病理诊断为低级别非浸润性尿路上皮癌，要求行保肾治疗者2例。14例共15侧肿瘤，肿瘤主体位置位于肾盂6侧、上盏4侧、中盏3侧、下盏2侧。肿瘤直径中位值2.0(0.8~4.0)cm。患者术前经CT/CTU、MRI以及尿脱落细胞学或病理活检确诊为尿路上皮癌。本组14例共15侧手术。13侧行超声引导下经皮肾穿刺扩张，建立F24标准通道，在肾镜下采用1470半导体激光(60~80W)或铥激光(15~20W)汽化消融肿瘤组织，必要时电凝止血；2侧经尿道置入输尿管软镜，镜下采用200μm钬激光光纤行肿瘤消融，并使用钕激光止血。肿瘤汽化消融范围包括肿瘤周围0.5~1.0 cm正常肾盂黏膜，深至肾窦脂肪层，必要时汽化消融结束后基底部再次取活检。结果:本组15侧手术均顺利完成，中位手术时间51.7(39~115)min，术中出血量20.0(2~50)ml。术后5例发生并发症，1例为发热(体温>38.5℃)；4例为出血需输血(术后血红蛋白<70 g/L)，输2~4 U悬浮红细胞，无需肾动脉栓塞患者。病理诊断均为尿路上皮癌，病理分级为高级别6侧，低级别9侧；病理分期T a期8侧，T 1期5侧，T 2期2侧。中位随访31(11~70)个月，10例术后出现复发，复发中位时间11.3(4~41)个月。4例复发后行保守治疗，包括免疫治疗加放疗1例，全身化疗1例，等待观察2例；3例复发后再次行内镜下治疗，包括经皮肾镜下肿瘤激光消融2例，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1例，术后随访均存活；3例复发后行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术后随访2例死亡，1例存活。随访中共6例死亡，死亡中位时间为术后21(11~33)个月，其中5例为肿瘤特异性死亡，1例死于胃穿孔。随访期内中位无瘤生存期为11(4~41)个月，2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为78.6%，其中高级别患者为50.0%，低级别患者为100.0%。 结论:对于分期较早(≤T 2期)且不能耐受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孤立肾、肾功能不全或双侧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患者，内镜下治疗可作为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尤其对于低级别非浸润性患者可取得较好效果，但患者必须有良好的依从性，术后需定期行影像学、内镜或尿脱落细胞学随访。

患者女，78岁，主因右上腹部隐痛2年余入院。2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部隐痛，于外院行腹部B超发现肝血管瘤（2.0 cm×1.4 cm），未治疗。后患者腹痛症状加重。既往丙型病毒性肝炎15年，口服抗病毒药治疗1年。查体：右上腹轻压痛。实验室检查：碱性磷酸酶205.0 U/L，γ-谷氨酰转肽酶152.0 U/L，AFP 24 005.90 ng/ml，PIVKA-Ⅱ 27 610.07 Mau/ml。腹部增强CT：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动脉期明显强化灶，门静脉左支部分分支见充盈缺损，病灶最大截面6.8 cm×6.3 cm×5.7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小结节样子灶。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肿块，相互融合，范围约7.6 cm×6.1 cm×5.8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子灶（图1）；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并延伸S3段门静脉分支内（图2）。由于患者为多发肿瘤、瘤体巨大且合并门静脉癌栓形成，经多学科协作团队讨论后行转化治疗。患者先行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1次；10 d后开始行外放射治疗（肿瘤+门静脉癌栓；200 cGy×20 d）；开始放疗4 d后加用仑伐替尼（8 mg/d口服；期间因乏力伴肌痛停药10 d，症状缓解后继续服药）联合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半个月后复查CT示病灶较前缩小伴强化程度减低，遂继续维持原方案。4个月后复查增强CT示病灶内见不规则低密度无强化坏死区，整体病变周围动脉期未见明确强化；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示增强扫描病变边缘及其内分隔见少许强化（图3），肝胆期呈低信号，原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本次未见明确显示，mRECIST PR（图4）；AFP 7.49 ng/ml；PIVKA-Ⅱ 16.09 Mau/ml。遂全麻下行开腹肝部分切除+胆囊切除术。病理诊断：肝细胞癌，瘤床均为肿瘤性坏死。出院后长期服用仑伐替尼，剂量同前。术后3个月外院复查CT未见肿瘤复发与转移；AFP 8.04 ng/ml。

目的:探讨颅底内淋巴囊肿瘤(ELST)的临床特点及手术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8月至2022年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联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术治疗的7例ELST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均经多学科讨论制定治疗方案。其中4例患者术前行供血动脉血管内栓塞；肿瘤最大径<3 cm的4例患者，采用经乳突入路；≥3 cm的3例患者，1例采用经颞下窝入路，2例采用经颞下窝入路联合中颅底入路或乙状窦后入路。结果:4例患者首发症状表现为听力下降和耳鸣，1例合并von Hippel-Lindau病。术前面神经功能House-Brackmann分级Ⅰ级4例，Ⅱ级1例，Ⅳ级2例。CT主要表现为溶骨性骨质破坏；MRI表现为肿物呈囊实性，血供丰富。肿瘤最大径<3 cm的4例患者，全切除2例，次全切除1例，大部分切除1例；≥3 cm的3例患者，全切除1例，大部分切除2例。7例患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48个月(2个月至6年)。3例全切除及1例次全切除者均无肿瘤复发。2例肿瘤大部分切除者术后接受放疗，1例肿瘤消失，随访6年无复发；1例随访3年，肿瘤有缩小趋势。1例患者术后4年死于肿瘤进展，其余6例正常生活。结论:ELST具有特征性影像学表现；多学科合作制定个体化手术治疗方案、术后残余肿瘤辅助放疗，均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疗效。

我国肝癌患者诊断时分期较晚，病史较长，5年生存率较低。国内外指南关于晚期肝癌局部治疗指征不同。肝动脉化疗栓塞的应用给晚期肝癌患者带来治疗新机会。原发性肝癌肝内复发病灶和肝外转移病灶存在肿瘤异质性，导致对免疫治疗反应存在差异，所以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全身系统治疗，更有益于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笔者报道1例晚期肝细胞癌术后复发及腹腔淋巴结转移患者应用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放疗及阿替利珠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克隆抗体治疗的临床经验。其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短期内肿瘤得到控制，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黏液炎性纤维母细胞肉瘤(MIFS)是一种罕见的软组织肿瘤，常发生于四肢末端，原发于肝脏实属罕见。本文报道1例原发于肝脏的MIFS，患者男性，58岁，2020年1月10日在全麻下行肝脏VI、VII、VIII段不规则切除术。术后辅助放疗后复发，评估病情后于2023年3月25日行肝II、III、VI肿瘤切除术。二次手术后随访再次行2次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TACE术后予以AI方案(吡柔比星＋异环磷酰胺)治疗2个周期，随后又联合靶向药物治疗。截至末次随访时(2023年12月13日)，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综合评估疾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