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老年患者经桡动脉入路脑血管造影的优势以及主动脉弓形态学参数对其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2022年5月至2023年4月在北京医院神经外科接受单纯全脑血管造影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和主动脉弓CT血管造影(CTA)影像参数，分析老年患者经桡动脉入路相较年轻患者、经股动脉入路造影用时的差异，以及相关的主动脉弓形态学参数。结果:共纳入101例患者的数据，其中男性67例(66.3%)，年龄(63.4±12.0)岁，60岁及以上老年人69例(68.3%)；经桡动脉入路44例(43.6%)，股动脉入路57例(56.4%)。老年患者中Ⅰ、Ⅱ、Ⅲ型主动脉弓分别有14例(20.6%)、31例(45.6%)、23例(33.8%)，年轻患者中相应例数分别为17例(53.1%)、12例(37.5%)、3例(9.4%)，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765， P＝0.002)；老年患者主动脉弓宽度角较年轻患者更大(106°±12°比100°±12°， t＝2.334， P＝0.022)。对于老年患者，经桡动脉行全脑血管造影用时较经股动脉入路为短[(39.8±29.5)min和(52.2±28.4)min， t＝1.845， P＝0.070]；而对于年轻患者，两种入路无差异[经桡动脉和股动脉入路平均用时分别为(42.3±30.4)min和(34.6±11.2)min， t＝1.026， P＝0.313]。对于Ⅱ型主动脉弓组，经桡动脉入路和经股动脉入路平均用时分别为(38.1±21.7)min和(46.7±32.2)min( t＝1.020， P＝0.314)，Ⅲ型主动脉弓组两者平均用时分别为(41.9±37.3)min和(48.9±20.7)min( t＝0.542， P＝0.598)。相关性分析显示，经桡动脉入路全脑血管造影用时与头臂干和左锁骨下动脉起始部的距离呈负相关( r＝－0.372， P＝0.014)。 结论:对于老年患者，特别是Ⅱ、Ⅲ型主动脉弓或主动脉弓较宽者，经桡动脉入路脑血管造影用时较经股动脉入路更有优势；经桡动脉入路中，头臂干和左锁骨下动脉起始部的距离是全脑血管造影用时的显著影响因素。

目的:回顾性总结主动脉夹层再次近端主动脉手术的临床结果和经验。探讨首次手术与再次手术的关系，再次手术指征、体外循环策略、术中技术细节以及术后早中期结果。方法: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28例患者接受29次再次正中开胸近端主动脉手术。全组男23例，女6例；年龄(45.1±12.7)岁。马方综合征15例(15/29，51.7%)，白塞病3例(3/29，10.3%)。患者首次手术方式包括主动脉瓣或二尖瓣置换、Bentall手术和升主动脉替换术，同期孙氏手术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患者再次手术指征为：急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远端扩张、近端主动脉瘤、吻合口漏、炎性主动脉病变致瓣周漏、机械瓣功能障碍合并主动脉瘤和主动脉根部脓肿。再次手术方式包括Bentall手术，Cabrol手术，Wheat手术，再植法保留主动脉瓣的根部替换术手术，吻合口漏修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全弓替换+支架象鼻置入术(孙氏手术)，升-右股动脉转流，腹主动脉替换。结果:全部患者住院死亡1例(3.4%)，原因为术后出现严重肺部并发症，双肺实变，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低氧死亡。术后低心排血量综合症2例(6.9%)，1例经ECMO辅助后痊愈，1例术后半年死亡。术后二次开胸止血3例(10.3%)，肾衰需要透析3例(10.3%)，下肢轻瘫1例(3.4%)，均痊愈出院。随访期间因低心排血量综合症、多脏器衰竭死亡1例，全胸腹主动脉替换1例。1例患者Bentall术后冠状动脉开口瘤样扩张行Cabrol术，术后1年再发A型夹层行再次孙氏手术。结论:心脏和主动脉手术后的再次主动脉近端手术安全有效，近中期结果良好。术前全面评估，术中顺利开胸和建立体外循环，有效的脏器保护是手术成功的关键。主动脉疾病，特别是马方综合征患者再手术的可能性较大，要严密随访，必要时及时手术，避免主动脉破裂。孙氏手术适于复杂弓部二次手术。

由于经皮血管闭合装置(percutaneous vascular closure devices ,VCD)在临床的广泛运用，对于需要通过股动脉进行血管内治疗的患者，多数医生不在选择股动脉的切开，转而使用VCD管理股动脉穿刺口；其中通过双把ProGlide（雅培公司）在大直径股动脉穿刺口预埋血管缝线的技术，真正实现了大血管介入手术的全程微创。同样，在进行静-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eno-arterial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VA-ECMO）的建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医生也在使用穿刺股动脉的方法，并使用ProGlide进行撤管后的血管闭合。通常，大多中心均采取双把ProGlide处理动脉穿刺口，由于该技术闭存在一定的学习曲线及失败率 [1,2,3,4]，且VA-ECMO并不是一个常规操作，因此导致各中心的成功率及并发症报道不尽相同。本中心尝试使用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单把ProGlide联合ExoSeal（康蒂思公司）的对吻技术（one Proglide with one Exoseal Kissing technique，PEK）对VA-ECMO动脉穿刺口进行管理，期望获得满意的动脉止血效果同时简化操作过程。

目的:分析股动脉入路脑血管介入术后穿刺处出血性并发症相关危险因素，并构建出血风险评分表。方法:选取2020年4—10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介入科病区行股动脉穿刺介入手术的患者215例为研究对象，其中并发症组60例，无出血性并发症者155例作为对照组。将患者一般资料、介入手术相关资料及实验室检查进行单因素分析后纳入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回归模型构建出血风险评分表。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并发症组女性、糖尿病、降糖药物的使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使用比例和躁动发生率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4.94~15.81，均 P<0.05）；并发症组年龄、BMI、HbA1c、凝血酶原时间活动度、鞘管尺寸及手术时间高于对照组，凝血酶原时间及肌酐值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6.25~2.80，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 OR=0.090，95% CI 0.025~0.302）、BMI（ OR=1.736，95% CI 1.462~2.115）、HbA1c（ OR=1.775，95% CI 1.107~2.845）、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 OR=0.082，95% CI 0.015~0.448）及手术时间（ OR=1.031，95% CI 1.012~1.052）是出血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在风险评分表中：总分为-3~13分，分值≥5分时存在风险，该评分表灵敏度为83.3%，特异度为92.3%，ROC曲线下面积为0.878（ P<0.001，95% CI 0.818~0.938）。 结论:女性、高BMI、高HbA1c、抗凝/抗血小板药物使用及手术时间长可使股动脉穿刺处出血性并发症发生风险增加。该预测模型预测性能较好，可以推广使用。

目的:总结分析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治疗不同类型新生儿肺动脉闭锁的随访结局。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4年4月至2021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患儿共19例为研究对象，分为室间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PA-IVS）和室间隔缺损型肺动脉闭锁（PA-VSD）两组。采用不同血管途径置入动脉导管支架，术后1、3、6和12个月及以后每年定期随访患儿基本情况和心脏超声心动图评估手术效果。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19例患儿中12例为PA-IVS，7例为PA-VSD。两组患儿均为足月儿，PA-IVS组和PA-VSD组患儿出生胎龄分别为（38.8±1.1）和（37.7±1.8）周，出生体重分别为（3.2±0.4）和（3.4±1.1）kg，手术时年龄分别为（10±9）和（12±7）日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例PA-IVS患儿中，9例经股动脉途径，3例经股静脉途径成功置入动脉导管支架。7例PA-VSD患儿中，2例经股动脉途径成功置入，2例经股动脉途径置入失败，3例经左颈动脉途径成功置入动脉导管支架。所有患儿术后无血栓栓塞、动静脉瘘、假性动脉瘤等血管并发症发生。PA-VSD组中支架置入成功的5例患儿在随访至6月龄时分别行肺动脉闭锁根治术、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动脉导管支架取出术和动脉导管结扎术。所有患儿随访期无支架移位、狭窄，均实现了双心室循环，无死亡病例。 结论:动脉导管支架置入术可作为PA-IVS和PA-VSD患儿一期治疗方法，除传统的股静脉和股动脉途径外，颈动脉可作为支架置入的一条路径。

目的:比较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选择不同方式进行首次血运重建治疗后再次行PCI血运重建治疗的临床资料及预后，探讨首次血运重建时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对患者再次PCI血运重建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358例行再次PCI血运重建治疗冠心病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10例，女48例；年龄36～91岁，平均(65.19±10.13)岁。按照首次血运重建方式分为CABG组(75例)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组(PCI组，283例)。对患者再次血运重建术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CE)发生情况进行 Cox回归分析，建立风险预测模型。比较两组临床特征和预后。 结果:与PCI组比较，CABG组患者现症吸烟(17.33%对33.57%， P＝0.006)、再发急性心肌梗死入院比例(28.00%对40.64%， P＝0.045)降低，合并冠状动脉三支病变(82.67%对55.12%， P<0.001)、Gensini评分[136.00(100.75，164.00)分对53.00(39.00，74.00)分， P<0.001]、经股动脉入路行再次血运重建(49.33%对24.03%， P<0.001)和造影剂用量[300(200，400)ml对200(200，300)ml， P<0.001]明显增高，但MACCE事件发生比例低(40.00%对57.60%， χ2＝7.571， P＝0.0059)。 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首次血运重建选择CABG( RR＝0.586，95% CI：0.396～0.867， P＝0.007)及更高的肾小球滤过率( RR＝0.988，95% CI：0.980～0.997， P＝0.007)是保护性因素；而白细胞升高( RR＝1.100，95% CI：1.020～1.187， P＝0.013)和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 RR＝1.380，95% CI：1.016～1.875， P＝0.039)是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冠心病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首次血运重建时选择CABG有益于再次血运重建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30°翻身法在经股动脉穿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因急性心肌梗死住院，并经股动脉穿刺造影或支架置入患者62例。收集所有纳入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合并基础疾病等基线资料，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1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方法护理，观察组借助翻身用功能枕应用30°翻身法。比较借助翻身用多功能枕的30°翻身法对经股动脉穿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舒适程度、睡眠质量、血压、心率、运动耐量及并发症影响。结果:观察组在应用30°翻身法后自感舒适度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翻身后心率较翻身前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制动带来不适感较对照组少；观察组1例血肿，对照组2例血肿，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均未发现下肢静脉血栓形成及不良心血管事件(恶性心律失常出现、猝死等)。两组患者术后1 w均行6 min步行试验检查，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急性心肌梗死经股动脉穿刺路径介入治疗制动患者应尽早尝试借助翻身用功能枕应用30°翻身法，可改善患者自感舒适度及睡眠质量，减轻患者焦虑情绪，同时可显著增加活动耐量。

目的:采用电刺激迷走神经激活胆碱能抗炎通路，观察电刺激迷走神经对失血性休克犬的保护作用，并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30条健康杂种犬随机分为假失血休克组(SHAM组)、休克组(HEM组)、迷走神经切断组(VGX组)、迷走神经刺激组(STM组)、胆碱酯酶抑制组(THA组)5组，每组6条。采用股动脉快速放血法制作失血性休克模型，将左侧迷走神经远端连接刺激电极，于制模成功即刻(0 min)，以5 V、2 ms、1 Hz强度的电压持续电刺激30 min。各组犬均行经右颈外静脉置入5F Swan-Ganz漂浮导管，股动脉置管，经压力传感器连接多功能监测仪，股静脉置管备用。使模型稳定40 min，记录血流动力学指标，在休克前、0 min和180 min时分别取股动脉血检测乳酸值，模型制备完成后每小时记录1次尿量。并记录氧供和氧耗的数值。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制模成功后，SHEM组平均动脉压MAP(mmHg)高于其余4组[(121.30±8.66)、(40.70±0.82)、(41.30±1.21)、(40.50±1.23)、(41.20±1.17)， F＝110.156， P<0.01]，STM组和THA组在90 min时MAP(mmHg)高于HEM组[(65.30±10.63)、(59.30±5.85)、(54.00±5.66)， F＝105.649， P<0.01]。犬血乳酸值(mmol/L)在0 min时HEM组高于SHAM组[(5.58±0.57)、(0.79±0.18)， F＝51.454， P<0.01]，在180 min时HEM组高于SHAM、STM及THA组[(9.93±2.04)、(0.86±0.14)、(3.19±0.42)、(3.50±1.12)， F＝75.875， P<0.01]。120 min及180 min时除SHAM组外其余组尿量均减少，但STM组和THA组均高于HEM组[(11.00±1.80)、(10.00±1.20)、(7.00±1.00) ml/h；(11.00±1.00)、(9.00±1.20)、(4.00±0.82) ml/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79.772、129.037， P<0.01)。180 min时除SHAM组外，犬血中氧供及氧耗均降低，STM组和THA组氧供[(284.0±14.8)、(260.7±18.1) ml/min]HEM组[(179.1±7.5) ml/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 375.026， P<0.01)；HEM、VGX、STM和THA组氧耗[(73.6±6.6)、(71.5±4.3)、(78.4±3.2)、(73.6±9.2) ml/min]均低于SHAM组[(138.0±18.4) ml/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8.667， P<0.01)。 结论:电刺激迷走神经对失血性休克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激活胆碱能抗炎通路有关。

患者男，42岁，因“突发背部及腹部疼痛不适9 h”入院。CTA示：B型主动脉夹层（图1）。1周后在全身麻醉下行胸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沿左侧股动脉入路送入猪尾导管，沿途逐段造影明确位于真腔，将猪尾导管送至升主动脉（图2A），交换8F长鞘至主动脉弓部。沿长鞘送入抓捕器捕获左侧肱动脉泥鳅导丝经左股动脉鞘管引出建立导丝轨道，沿长鞘送入超硬导丝至升主动脉。沿左侧股动脉入路导入单内嵌分支覆膜支架（34-28-200 mm），紧贴左颈总动脉远心端释放，完全释放后回撤输送系统至支架下端。此时DSA透视下见支架逐渐向远端移动（图2B），支架下端移位至第一腰椎水平后支架固定。左侧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造影示：支架内血流淤滞，支架远端不显影，考虑术中主动脉内膜脱套堆积于支架下端，堵塞腹主动脉及内脏动脉（图2C）。与家属沟通后决定中转开腹，采用腹部正中切口，腹腔探查见肠管及肝脏颜色暗淡。将小肠推向右侧，打开后腹膜，显露腹主动脉，离断左肾静脉，游离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分别套带控制。将肾动脉上方、下方腹主动脉套带控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后，于腹主动脉前壁纵行切口约5 cm，可见内膜堆积，近端内膜向远心端折返，将内膜小心剥离，6-0滑线固定远心端内膜，4-0滑线缝合腹主动脉前壁切口，开放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见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搏动良好。检查剥脱内膜长度约20 cm，其上可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开口（图2D）。沿左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至支架内造影，可见：支架内及腹主动脉血流通畅，腹腔干未见显影，肠系膜上动脉显影，但支架下端覆盖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双侧肾动脉显影良好。于小肠系膜游离显露肠系膜上动脉，直视下逆行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置入鞘管，将导丝沿鞘管送至腹主动脉建立通路，沿导丝送入8 mm×80 mm自膨式裸支架，精确定位后于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处释放。再次造影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重建左肾静脉。术后给予禁饮食、抗感染、抗凝、补液等治疗，患者康复出院。术后6个月复查CTA：主动脉及支架内血流通畅，锁骨下动脉远心端残留少量内膜组织，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

目的:对比分析椎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时经桡动脉入路与经股动脉入路行椎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效果差异。方法:选择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自2017年12月至2022年3月收治的63例经脑血管造影证实为椎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的患者进行研究，其中经同侧桡动脉穿刺植入支架30例(桡动脉组)，经股动脉穿刺植入支架33例(股动脉组)。桡动脉组患者另根据椎动脉病变部位分为左侧亚组与右侧亚组，根据椎动脉解剖分型分为Ⅰ型亚组与Ⅱ型亚组。对比分析桡动脉组与股动脉组患者间基线资料及手术资料(支架植入成功率、置鞘至支架植入时间、手术时间、曝光时间、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等)的差异，对比分析桡动脉组各亚组患者间手术资料的差异。结果:桡动脉组与股动脉组相比，支架植入成功率、术后3 d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等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置鞘至支架植入时间、手术时间、曝光时间、穿刺点并发症发生率(9.01% vs. 30.00%)及穿刺点血肿发生率(3.03% vs. 20.05%)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桡动脉组Ⅱ型亚组与Ⅰ型亚组相比，左侧亚组与右侧亚组相比，置鞘至支架植入时间、手术时间及曝光时间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与经股动脉入路相比，经桡动脉入路实施椎动脉支架植入的手术成功率相当，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但手术用时更短，操作难度更低，穿刺点并发症发生率更低，其中椎动脉解剖分型Ⅱ型较Ⅰ型、左侧病变较右侧的效果更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