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心源性栓塞（cardioembolism, CE）和大动脉粥样硬化（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 LAA）所致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临床特点以及血管内治疗的疗效。方法:回顾性纳入2014年4月至2021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九七一医院脑卒中中心接受血管内治疗的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卒中病因学分型为CE或LAA。根据发病后90 d改良Rankin量表评分分为转归良好组（0~2分）和转归不良组（>2分），比较组间人口统计学和临床资料。采用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临床转归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共纳入106例患者，年龄（61.39±13.73）岁，男性70例（66.0%）。CE组74例（69.8%），LAA组32例（30.2%）。66例（62.3%）转归良好。单变量分析显示，CE组与LAA组性别、年龄、吸烟、收缩压、舒张压、基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发病至股动脉穿刺时间、穿刺至血管再通时间以及尝试取栓次数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而转归不良、出血性转化和有症状颅内出血发生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转归良好组与转归不良组收缩压、舒张压、基线NIHSS评分、发病至股动脉穿刺时间以及治疗后血流灌注分级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收缩压较高[优势比（odds ratio, OR）1.046，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014~1.078； P=0.004]、基线NIHSS评分较高（ OR 1.117，95% CI 1.037~1.203； P=0.003）、发病至股动脉穿刺时间较长（ OR 1.008，95% CI 1.001~1.015； P=0.019）以及治疗后血流灌注较差（ OR 8.042，95% CI 1.532~42.215； P=0.014）与转归不良显著独立相关。 结论:与LAA相比，CE并不会增高出血性转化以及有症状颅内出血风险，二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相似。

目的:评估经皮球囊主动脉瓣成形术（PBAV）治疗儿童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CAS）的疗效及远期预后，初步探讨术后明显的主动脉瓣反流（AR）及再干预的危险因素。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入选2004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儿科接受PBAV术的CAS患儿（年龄≤18岁）。收集纳入患儿的人口学、术前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检查及PBAV手术资料。术后密切观察患儿的并发症发生情况，于术后1、6、12个月及此后每隔1年对患儿进行随访，终点事件包括明显的AR和再干预。其中，再干预定义为因各种原因需对瓣膜进行任何一种干预，包括再次PBAV、外科瓣膜成形术和瓣膜置换术；明显的AR定义为TTE测得AR≥3级。收集研究结束前的最后一次TTE检查结果。绘制纳入患儿的远期无明显的AR和无再干预生存率的Kaplan-Meier曲线，并采用Cox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CAS患儿PBAV术后明显的AR和再干预的危险因素。结果:研究最终纳入55例CAS患儿，年龄4.6（1.6，6.5）岁，男童37例（67.3%）。术后即刻跨主动脉瓣压力阶差低于术前［（38.5±18.5）mmHg（1 mmHg=0.133 kPa）比（80.3±30.6）mmHg， P<0.001］。手术成功率为89%（49/55）。18例患儿术后即刻出现AR，其中AR≥3级者3例。6例患儿于院内出现并发症（死亡2例、一过性心律失常2例、股动脉栓塞2例）。最终50例完成远期随访，随访时间为6.2（3.4，8.5）年。随访期间20例患儿发生明显的AR，术后5年和10年无明显的AR生存率分别为53%和19%。11例患儿接受再干预（瓣膜成形术4例，瓣膜置换术7例），术后5年和10年无再干预生存率分别为87%和6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术后即刻AR（ HR=2.398，95% CI 1.007~5.712， P=0.048）是远期明显的AR的危险因素；术后残余压力阶差≥35 mmHg（ HR=4.747，95% CI 1.116~19.329， P=0.030）和术后即刻AR（ HR=5.104，95% CI 1.083~24.065， P=0.039）是远期再干预的危险因素。 结论:PBAV治疗儿童CAS安全、有效，但需留意远期明显的AR的发生。术后即刻AR是远期再干预和明显的AR的危险因素，较高的术后残余压力阶差是远期再干预的危险因素。

目的:构建携带含Krüppel样因子4(KLF4)基因的重组慢病毒载体，建立KLF4基因过表达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株(BMSCs)，并观察颈动脉损伤后血管增生的变化。方法:以慢病毒为载体介导KLF4基因转染BMSCs。选用10周龄SD大鼠24只，随机分为3组，分别为假手术组、模型组、KLF4组(注入KLF4修饰的BMSCs细胞)。采用球囊导管构建大鼠颈动脉内皮损伤的动物模型，于14 d后股动脉放血处死大鼠，并采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法观察各组颈总动脉血管壁厚度变化及形态学变化；采用Griess法检测各组实验大鼠血清中一氧化氮(NO)的含量；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大鼠颈动脉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KLF4蛋白的表达水平。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模型组内皮细胞增生高于假手术组(1.68±0.29比0.01±0.01， F＝244.34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KLF4组内皮细胞增生低于模型组(0.14±0.01比1.68±0.29， F＝244.345， P<0.05)。模型组血清中NO浓度明显低于假手术组(7.22±1.40比21.29±1.83， F＝171.000，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KLF4组NO浓度明显高于模型组(16.34±1.33比7.22±1.40， F＝171.000，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estern blot显示，KLF4/β-肌动蛋白(β-actin)在假手术组、模型组和KLF4组中的比值分别为0.564±0.015、0.626±0.023、0.916±0.0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25.121， P<0.05)；eNOS/β-actin在假手术组、模型组和KLF4组中的比值分别为0.852±0.043、0.383±0.017、0.707±0.0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23.879， P<0.05)。 结论:KLF4可正性调节eNOS的表达，从而增加血管中NO的浓度，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和增殖来抑制颈动脉损伤造成的血管狭窄。

目的:回顾性研究评价ARAHKEY(使用与血管外缝合装置深度吻合的附加止血装置进行动脉封闭)技术在经皮胸主动脉疾病腔内修复术(TEVAR)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202例患者在北京安贞医院接受了TEVAR。其中24例使用了ARAHKEY技术治疗，即当使用2枚ProGlide预埋缝合不能达到止血效果时，在股动脉穿刺部位额外使用1枚7F Exosel，以达到止血效果。结果:患者均达到完全止血。止血手术(5.8±2.6)min。未见复发性出血、感染和晚期获得性血肿等并发症。结论:ARAHKEY技术安全、有效，当TEAVR期间使用ProGlide未达到止血效果时，可作为首选。

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是重度循环衰竭患者重要的救治技术，其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经股动脉置管简单便捷，成为成人VA-ECMO最常用的置管方式。下肢缺血是经股动脉VA-ECMO治疗过程中的常见并发症，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及生存质量。为了规范VA-ECMO治疗期间下肢缺血的管理，降低致残率及病死率，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和山东省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特组织国内具有ECMO熟练使用经验的多学科医学专家，基于文献回顾和临床实践经验制定了《中国成人经股动脉VA-ECMO治疗期间下肢缺血防治专家共识（2023）》，以期为经股动脉VA-ECMO治疗期间下肢缺血的预防、监测及治疗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目的:探讨老年患者经桡动脉入路脑血管造影的优势以及主动脉弓形态学参数对其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2022年5月至2023年4月在北京医院神经外科接受单纯全脑血管造影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和主动脉弓CT血管造影(CTA)影像参数，分析老年患者经桡动脉入路相较年轻患者、经股动脉入路造影用时的差异，以及相关的主动脉弓形态学参数。结果:共纳入101例患者的数据，其中男性67例(66.3%)，年龄(63.4±12.0)岁，60岁及以上老年人69例(68.3%)；经桡动脉入路44例(43.6%)，股动脉入路57例(56.4%)。老年患者中Ⅰ、Ⅱ、Ⅲ型主动脉弓分别有14例(20.6%)、31例(45.6%)、23例(33.8%)，年轻患者中相应例数分别为17例(53.1%)、12例(37.5%)、3例(9.4%)，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765， P＝0.002)；老年患者主动脉弓宽度角较年轻患者更大(106°±12°比100°±12°， t＝2.334， P＝0.022)。对于老年患者，经桡动脉行全脑血管造影用时较经股动脉入路为短[(39.8±29.5)min和(52.2±28.4)min， t＝1.845， P＝0.070]；而对于年轻患者，两种入路无差异[经桡动脉和股动脉入路平均用时分别为(42.3±30.4)min和(34.6±11.2)min， t＝1.026， P＝0.313]。对于Ⅱ型主动脉弓组，经桡动脉入路和经股动脉入路平均用时分别为(38.1±21.7)min和(46.7±32.2)min( t＝1.020， P＝0.314)，Ⅲ型主动脉弓组两者平均用时分别为(41.9±37.3)min和(48.9±20.7)min( t＝0.542， P＝0.598)。相关性分析显示，经桡动脉入路全脑血管造影用时与头臂干和左锁骨下动脉起始部的距离呈负相关( r＝－0.372， P＝0.014)。 结论:对于老年患者，特别是Ⅱ、Ⅲ型主动脉弓或主动脉弓较宽者，经桡动脉入路脑血管造影用时较经股动脉入路更有优势；经桡动脉入路中，头臂干和左锁骨下动脉起始部的距离是全脑血管造影用时的显著影响因素。

患者女，63岁。因“消瘦、乏力4年”就诊。患者4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消瘦、乏力，无腰背部疼痛，于当地医院检查提示：左肾占位。CT示：左侧腹膜后-左肾恶性肿瘤，12.0 cm×6.6 cm×16.7 cm；肿块右缘邻近腹主动脉，包绕左肾动脉，前缘紧贴并推挤左肾静脉（图1、2）。泌尿外科择期全麻下行腹腔镜肾癌根治术，术中见肿物巨大，与周围组织粘连紧密，考虑腔镜下难以完整剥离肿物，遂中转开腹，肿物剥离过程中大出血，术中紧急止血钳钳夹后3-0 Prolene线缝扎止血，待肿瘤完全切除后探查腹膜后怀疑腹主动脉误扎，腹主动脉远端、股动脉未触及明显搏动（图3A），术中失血量约4 000 ml。重新探查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右肾动脉并依次阻断，剪除腹主动脉线结，见到腹主动脉前壁2处大小约0.5 cm×0.5 cm破口（图3B），剪开腹主动脉破口见腹主动脉后壁内膜损伤，固定后壁内膜片后裁剪人造血管补片完成腹主动脉修补（图3C）。腹主动脉术中阻断时间约34 min，术毕可触及肠系膜上动脉、肾动脉搏动，未见到明显肠缺血和肾梗死改变，可触及双侧足背动脉搏动。术后患者转入重症监护病房继续治疗。术后第3天患者转往当地医院住院治疗，术后1周患者因肺部感染死亡。术后病理：左肾恶性梭形细胞肿瘤，考虑肉瘤样癌。

目的:探讨对大面积烧伤继发增生性瘢痕患者行压力治疗后，患者肢体主要动静脉及心脏血流动力学变化，并分析其相关机制。方法:采用回顾性自身前后对照研究方法。2017年1月—2022年2月，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烧伤康复科收治37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大面积烧伤继发增生性瘢痕患者，其中男25例、女12例，年龄23~52岁。患者创面愈合后12周内入院，于入院后1周内由康复治疗师、作业治疗师及裁缝师量身定做全身弹力衣、弹力长裤、背心及分指手套和分指袜、头罩及塑料颈圈等压力用品，穿着压力用品时将各部位压力维持在2.67~4.00 kPa。于首次穿着压力用品治疗前（以下简称压力治疗前）及首次穿着压力用品治疗1 h后（以下简称压力治疗1 h后），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查左侧腋动脉脉率，腋动脉与股动脉血管腔直径、收缩期峰值流速（PSV）、阻力指数，腋静脉与股静脉血管腔直径、横截面面积、平均血流速度，心脏二尖瓣E峰值、二尖瓣A峰值、三尖瓣E峰值、主动脉瓣PSV、肺动脉瓣PSV；用光学色谱皮肤检测仪检测手背瘢痕的色泽中红色、红色素及表面明亮度，以反映瘢痕微血管的充盈与分布情况。对数据行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与压力治疗前比较，患者压力治疗1 h后腋动脉PSV明显减慢（ t=55.42， P<0.01），腋静脉平均血流速度明显加快（ t=-60.50， P<0.01），腋动脉脉率、血管腔直径与阻力指数以及腋静脉血管腔直径、横截面面积均无明显变化（ P>0.05），股静脉平均血流速度明显加快（ t=-80.52， P<0.01），股动脉血管腔直径、PSV与阻力指数以及股静脉血管腔直径、横截面面积均无明显变化（ P>0.05），心脏二尖瓣E峰值、二尖瓣A峰值均明显下降（ t值分别为10.71、21.96， P<0.01），心脏三尖瓣E峰值明显升高（ t=7.57， P<0.01），心脏主动脉瓣PSV、肺动脉瓣PSV均无明显变化（ P>0.05）。患者压力治疗1 h后手背瘢痕的色泽中红色与红色素值分别为15.3±1.1、16.8±1.2，均明显低于压力治疗前的24.5±1.3、23.8±1.2（ t值分别为8.32、8.04， P<0.01）；患者压力治疗1 h后手背瘢痕表面明亮度值与压力治疗前相近（ P>0.05）。 结论:对大面积烧伤患者继发增生性瘢痕行压力治疗后，患者腋静脉及股静脉平均血流速度明显加快，腋动脉PSV明显减慢，心脏二尖瓣E峰值、二尖瓣A峰值均明显下降且三尖瓣E峰值明显升高，这些血流动力学变化可能与全身压力治疗减少了瘢痕局部的微血管内血流量有关。

目的:探讨应用以股内侧穿支为血供来源的股前外侧区皮瓣修复四肢创面的手术方法及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2018年10月—2021年6月，苏州瑞华骨科医院收治12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在行股前外侧皮瓣切取中未见旋股外侧动脉穿支或因穿支细小改用以股内侧穿支为血供来源进行皮瓣移植修复创面的患者（男11例、女1例，年龄24~64岁），创面位于上肢者7例、位于下肢者5例。清创后的创面面积为8.0 cm×5.0 cm~24.0 cm×6.5 cm，应用的皮瓣面积为9 cm×6 cm~25 cm×7 cm。移植皮瓣时，将皮瓣内穿支或源动脉与受区血管蒂行端端吻合。对供区创面均行皮下减张美容缝合。术后，观察皮瓣成活情况、有无血管危象以及供区创面愈合情况。随访时，观察皮瓣质地、供区创面并发症情况。末次随访时，采用自制改良皮瓣综合疗效评分表评价皮瓣修复效果。结果:术后，患者皮瓣均成活，未发生血管危象；供区创面均顺利愈合。随访6~26个月，皮瓣质地优良；供区创面仅遗留线性瘢痕，无瘢痕挛缩或疼痛等不适。末次随访时，12例患者皮瓣修复效果的总得分为75～95分，平均为87分，其中评定为优者5例、良者6例、可者1例，优良患者占比为11/12。结论:应用以股内侧穿支为血供来源的股前外侧区皮瓣修复四肢创面，是股前外侧皮瓣切取过程中遇到无旋股外侧动脉降支、斜支或穿支细小等变异情况的一种替代方法。该手术具有操作简单、创伤小等优点，有效保障了手术的顺利进行。

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在重症监护中用于严重难治性心脏和呼吸衰竭的管理，为严重器官功能障碍患者提供心肺支持 [1-2]。由于患者会受到快速安装ECMO发生并发症的影响，因此体外生命支持团队的专业知识至关重要，应根据标准化操作程序启动体外生命支持 [3]。标准ECMO涉及将股静脉或左心房的静脉血引流到体外进行人工外循环氧气交换，然后通过相同的静脉（venovenous ECMO, V-V ECMO）或股动脉或升主动脉（venoarterial ECMO, V-A ECMO）回输至体内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