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高流动率、高离职率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难题,已严重影响护理队伍稳定、临床护理质量及患者安全[1].作为全球公认的压力性职业,护士不仅需要承担繁重的临床护理工作,还需应对睡眠剥夺、患者欺凌、职场暴力等职业风险,易导致护士职业认同与自我价值感降低,甚至对职业使命的感知力减弱,若得不到及时调适,可诱发离职行为,加重护士劳动力短缺[2-3].

目的 阐述护士健康生产力受损的相关研究,为临床护理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总结国内外文献研究,对健康生产力受损的概念、测评工具、影响因素及其对护理工作的影响进行综述.结果 护士群体健康生产力受损的常用测量工具有:斯坦福健康生产力受损量表、工作能力受限情况调查问卷、工作生产力和活动损失量表,其健康生产力受损受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领导行为、组织氛围、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影响.结论 护士健康生产力受损给卫生经济和护理工作绩效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未来可基于现有研究,探索专门应用于护士健康生产力受损的测量工具,深入研究护士健康生产力受损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构建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目的 构建临床护士针刺伤职业防护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为促进护士针刺伤职业防护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2023年6-9月,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拟定临床护士针刺伤职业防护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德尔菲法对来自医院感染控制、护理管理等领域的21名专家进行了2轮函询,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并确定最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结果 2轮专家函询的积极系数分别为95.2%、100%,权威系数分别为0.875、0.870,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252、0.128.最终确定的临床护士针刺伤职业防护评价指标体系包括6项一级指标(安全文化、制度保障、工作环境、操作行为、防护用具、督导与考核)、12项二级指标和32项三级指标.结论 基于文献研究及专家咨询方法构建的临床护士针刺伤职业防护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可作为评价护士针刺伤职业防护质量的参考工具.

目的 了解三级综合医院护士健康促进生活方式(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HPL)的现状,探究其类别特征,分析不同类别下的影响因素.方法 于2023年3月-4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选取湖南省10所三级综合医院的1 326名护士作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HPL量表、健康行为自我效能评定量表和护理工作环境量表进行调查,对护士 HPL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并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不同剖面的影响因素.结果 最终纳入1 220名护士,HPL量表得分为(62.61±18.67)分.三级综合医院护士HPL可分为生存型(25.41％)、活力型(21.97％)和常态型(52.62％)3个剖面.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应对方式、每日非职业性体力活动情况、自觉健康状况、健康行为自我效能及护理工作环境是三级综合医院护士 HPL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三级综合医院护士HPL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建议护理管理者依据不同类别护士的特征进行个体化干预,可将健康行为自我效能作为干预的核心,以提升其HPL水平.

目的:整理归纳适合我国国情的医师职业精神内涵，并调研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于医师职业精神的认知情况。方法:2022年11月，采用文献研究法整理归纳医师职业精神内涵。2023年3至4月，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山东大学临床医学专业451名学生进行认知现状调研。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整理归纳包括3个层面共16个条目的医师职业精神内涵，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51份，其中有110名(24.4%)医学生表示了解医师职业精神内涵；医学生对"利他主义"[179名(39.7%)]"及时汇报同行的失职和医疗行为过失"[210名(46.6%)]内涵认可度较低；超过90%的学生认为自己和接触过的医师可以部分或完全做到践行医师职业精神；272名(60.3%)医学生认同学校和医院是医师职业精神教育的主体。结论:医学生的医师职业精神内涵认知现状不容乐观。医学院校和教学医院应当从广度和深度2个方面早期介入和干预。医师职业精神的培养需要分阶段、长期性地进行，需要重视临床教师作为育人主体的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充分发挥其榜样引领作用，形成全员参与的培育氛围、贯穿全程的培育机制和全方位覆盖的培育格局。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国际公认的临床医学专家成长的必由之路。美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具备详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本文介绍美国以胜任力为导向的肾脏内科专科医师培训的评价考核工具，包括里程碑（milestones）评价体系和置信职业行为（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EPAs），对我国完善专科医师培训评估工具有借鉴意义。

目的:探讨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该院膀胱灌注患者148例，采用自制调查表收集患者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在职情况、婚姻状况、病情认知程度等人口学资料，以及膀胱灌注化疗情况、肿瘤复发情况、肿瘤病灶数量、组织学分级等临床资料。同时采用单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法对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膀胱灌注患者FoP-Q-SF总分处于中等水平，为(25.57±5.36)分，其中心理机能失调(≥34分)者27例(18.24%)，生理健康维度与条目得分均高于社会家庭维度；据一般资料单因素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性别、应对方式、肿瘤组织学分级、肿瘤复发、社会支持、肿瘤病灶以及年龄均为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对MDASI-C中的13项条目进行主成分分析，最终根据获取的胃肠道、身体功能、悲伤感-治疗副作用以及苦恼-躯体化症状群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 a分别为0.701、0.688、0.714与0.598；据分析结果显示，身体功能相关症候群、应对方式、肿瘤复发、肿瘤组织学分以及悲伤感治疗副作用群，均为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 结论:本研究通过人口学、临床学与症候群观察的综合角度因素分析，明确了身体功能相关症候群、应对方式、肿瘤复发、肿瘤组织学分以及悲伤感治疗副作用群，均为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建议临床以认知行为、积极心理及延续性4C等护理，为患者提供针对性、规范化的病情干预，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及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了解重庆市尘肺病患者两周内门诊服务利用情况及特点，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选取1 771名符合纳入标准的尘肺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情况、两周内门诊服务利用情况、因尘肺病相关症状治疗情况、医疗服务机构选择情况等进行问卷调查，用χ 2检验和logistic回归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1 771例尘肺病患者均为男性，平均年龄（56.1±10.19）岁，两周内门诊就诊尘肺病患者中，年龄41~50岁患者占40.0%（204/510）；农村患者占87.8%（448/510）；矽肺患者占65.1%（332/510），贰期患者占37.5%（191/510），诊断尘肺后未继续从事接尘工作患者占75.1%（383/510），工作时从来没有工伤保险患者占57.1%（291/510）。获得尘肺相关救助和有低保患者两周内门诊率分别为17.6%（90/510）和12.5%（64/510），患者自我健康评分为3分（41~60/中等）者占59.1%（301/510），有并发症、有尘肺病相关症状加重和一年内有住院史的患者分别占97.8%（499/510）、78.8%（402/510）和76.5%（390/510）。患者自我健康评分平均得分（52.9±16.2）分；28.2%的患者购买过工伤保险；两周内进行治疗患者1 204例，门诊就诊者42.2%，住院治疗者20.7%，自己买药者36.9%，患者不同治疗方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7.53， P<0.01）；不同居住地患者选择到不同医疗机构就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3.97， P<0.05）；患者尘肺病期别、有无并发症、有无工伤保险、自我健康评分、近一年是否住过院等是影响尘肺病患者门诊就诊的重要因素。 结论:尘肺病患者门诊利用情况受人口社会学、社会支持、疾病特征多因素的影响，应加强基层卫生机构的职业病医疗服务质量，让尘肺病患者能获得便利有效的治疗；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支持体系，减轻尘肺病患者疾病负担。

目的:了解MSM对HIV非职业暴露后预防（nPEP）的认知情况，以及使用nPEP的相关因素。方法:2019年3月15日至4月14日，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分别在北京市、深圳市和昆明市MSM社会组织招募年龄≥18岁男性、最近3个月发生过男男性行为、听说过HIV nPEP等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通过“i卫士”收集人口学、行为学特征、nPEP基本知识及其咨询和使用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是否使用nPEP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调查1 809人，nPEP基本知识知晓率为39.8%（720/1 809），33.4%（605/1 809）咨询过nPEP，15.0%（271/1 809）使用过nPEP。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使用nPEP的相关因素包括最近3个月与男性HIV感染者发生过性行为（ OR=2.58，95% CI：1.64~4.07）、最近1年HIV检测次数≥2次（ OR=2.47，95% CI：1.28~5.11）、nPEP基本知识知晓（ OR=0.70，95% CI：0.49~0.99）、咨询过nPEP（ OR=70.98，95% CI：40.51~136.83）。 结论:MSM对nPEP认知不足，应加强MSM的nPEP相关宣传教育，促进MSM发生HIV暴露后尽快使用nPEP。

目的:探讨企业职工健康素养与吸烟、饮酒、饮食和运动情况之间的关系，为开展健康教育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9年2至7月，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石河子市企业职工1 053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调查表和《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对企业职工的社会人口学情况、健康素养和健康相关行为进行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健康素养及三个维度与吸烟、饮酒、饮食和运动情况间的关系。结果:企业职工健康素养总得分为（42.06±11.03）分，健康素养具备率为19.47%。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吸烟者健康素养及3个维度健康素养具备率均高于吸烟者（ P<0.01）；较少饮酒者健康素养具备率高于过度饮酒者（ P<0.05）；均衡膳食者健康素养具备率和3个维度健康素养具备率均高于不均衡膳食者（ P<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情况是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 OR=1.571， P<0.05）；是否具备健康素养及三个维度健康素养均与饮酒情况之间没有关联（ P>0.05）；健康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健康技能素养具备情况是职工定期锻炼的影响因素（ OR=1.829、2.503、1.395， P<0.05）；具备健康素养和3个维度健康素养的职工更有可能均衡膳食（ P<0.05）。 结论:企业职工健康素养与饮食、运动情况之间存在关联，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是干预不良健康行为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