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疼痛干预联合Snyder希望理论对肝癌患者经导管动脉栓塞化疗(TACE)后睡眠质量及希望水平的影响.方法 将88例接受TACE治疗的肝癌患者根据干预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42例,采用常规术后干预)和联合组(46例,采用疼痛干预联合Snyder希望理论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和睡眠状况自评量表(SRSS)]、希望水平[Herth希望指数(HHI)]、自我感受负担[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疼痛情况[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镇痛药物使用量]、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肝功能指标[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ALT)和总胆红素(TBIL)]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SRSS、PSQI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联合组患者SRSS、PSQI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看法、行动倾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亲密度评分均较干预前升高,且联合组患者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看法、行动倾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亲密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身体负担、情感负担、经济负担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联合组患者身体负担、情感负担、经济负担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CRP、IL-6、TNF-α、ALT、AST、TBIL水平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联合组患者CRP、IL-6、TNF-α、ALT、AST、TBIL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联合组患者VAS评分和镇痛药物使用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患者恶心、呕吐、疲劳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疼痛干预联合Snyder希望理论能显著改善肝癌患者TACE术后的睡眠质量、希望水平,缓解术后疼痛,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改善肝功能,提升患者的总体康复效果.

支气管转移瘤(endotracheal/endobronchial metastases,EEM)是指由肺部以外的恶性肿瘤转移至中央支气管及亚段支气管,并在纤维支气管镜下可见的肿瘤,约占气管肿瘤的1.1％[1],临床上极为罕见.支气管部位的肿瘤可导致中心气道狭窄,如治疗不及时,可因阻塞严重或破裂出血导致窒息,严重者可能导致死亡[2].目前临床针对大咯血患者采用的主要方法有支气管动脉栓塞术(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BAE)、支气管镜腔内治疗以及外科手术[3].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目的 探讨磁共振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联合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dex,SIRI)预测肝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后疗效的价值.方法 选择2019年6月-2022年12月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胆道三科首次行TACE治疗的97例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前1周内对所有患者行MRI检查,记录ADC值、SIRI和临床病理特征.术前收集患者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计算SIRI.术前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病因、Child-Pugh分级、肿瘤最大径、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arcelona clinical liver cancer staging,BCLC).TACE治疗后1个月,依据美国肝病协会提出的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对患者术后疗效进行评估,分为客观缓解(Objective remission,OR)组和非OR组.结果 经TACE治疗后,76例患者纳入OR组,21例患者纳入非OR组.与OR组比较,非OR组的肿瘤最大径增大,术前ADC降低,SIRI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与肿瘤最大径＜60 mm者相比较,肿瘤最大径≥60 mm者的术前ADC值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Child-Pugh分级为B级患者比较,A级患者的术前SIRI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患者治疗前ADC值与SIRI呈负相关关系(r=-0.308,P=0.002).ADC值、SIRI及两者联合预测肝癌患者经TACE治疗后疗效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下面积分别为 0.854(95％CI:0.766～0.942)、0.857(95％CI:0.772～0.942)和0.925(95％CI:0.868～0.981).结论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ADC值联合SI-RI对肝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短期疗效的预测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本研究基于倾向评分匹配(PSM)比较挽救性肝移植(sLT)及再次肝切除(RR)的疗效，同时探讨影响复发性肝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8月宁波大学附属李惠利医院124例肝癌切除术后肝内复发再手术的患者，按照再次所行手术方式的不同，分成sLT组(46例)和RR组(78例)，通过1∶1倾向评分匹配(PSM)，筛选出34例患者用于数据分析，比较匹配前后两组的临床基本资料、总生存期(OS)及无瘤生存期(DFS)来探讨两种手术方式的优劣以及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匹配前sLT组的术前血清总胆红素、多发肿瘤的比例、术前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的比例及符合米兰标准的比例均要高于RR组( P<0.05)，最大肿瘤直径sLT组要小于RR组( P<0.05)；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微血管侵犯(MVI)阳性率及术后ClavienⅢ级以上的并发症的比例均要高于RR组( P<0.05)。匹配后sLT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ClavienⅢ以上的比例均高于RR组( P<0.05)；sLT组的1、3、5年OS与RR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LT组的1、3、5年DFS与RR组相比较优( P<0.05)；甲胎蛋白(AFP)≥100 μg/L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手术方式、AFP≥100 μg/L是DF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sLT组术前病情更重，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严重并发症率高于RR组；sLT组较RR组可取得更长的DFS，但对OS来说，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目的:研究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微波消融治疗肝癌的精准护理。方法:选取2016年7月至2018年9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肝癌患者66例，采取数字表随机法将肝癌患者分成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3例。两组患者均应用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微波消融治疗，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加强常规护理，应用精准护理，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不良反应率为3.0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6.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护理后患者的总满意度(100.00%)高于对照组(87.8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微波消融术需精心的临床护理配合，精准护理可明显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并且提高护理满意度，是一种优秀的护理方法。

目的:探讨术中射频在中国肝癌分期方案（CNLC）Ⅱa~Ⅲa期多发肝癌患者中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兰州大学第一医院2010年1月11日至2017年1月31日收治的CNLCⅡa~Ⅲa期多发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式将患者分为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组、射频消融（RFA）组、TACE联合RFA组和切除联合RFA组。收集4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原发肿瘤情况及化验检查等资料。采用Kaplan-Meier方法比较4组患者总体生存差异。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根据术前甲胎蛋白（AFP）、肿瘤最大直径、肿瘤数目进行亚组分析。结果:共纳入269例患者，其中男194例、女75例，年龄23~84岁（中位年龄58岁）。其中TACE组73例、RFA组70例、TACE联合RFA组69例、切除联合RFA组57例。TACE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43.5%、10.2%和0，RFA组分别为46.3%、17.7%、和0，TACE联合RFA组分别为56.8%、21.5%和2.3%，切除联合RFA组分别为76.5%、38.7%和3.8%，切除联合RFA组患者生存预后最佳（ 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切除联合RFA、肿瘤最大直径<5 cm、无血管侵犯、术前AFP≤400 μg/L、总胆红素（TBIL）<34 μmol/L（ HR=0.784、0.718、0.633、0.846、0.617；均 P<0.05）是改善患者总体生存的影响因素。Cox回归模型显示，切除联合RFA、肿瘤最大直径<5 cm、术前AFP≤400 μg/L（ HR =0.702、0.743、0.647；均 P<0.05）是改善患者总体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对CNLCⅡa~Ⅲa期多发肝癌患者而言，切除联合RFA是治疗的有效手段，对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有着明显优势。在术前AFP≤400 μg/L、肿瘤数目<3个和（或）肿瘤最大直径<5 cm的患者中采用切除联合RFA可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切除联合RFA、肿瘤<5 cm、术前AFP≤400 μg/L是CNLCⅡa~Ⅲa期多发肝癌患者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根治性肝癌切除术后应用索拉非尼和预防性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对合并微血管侵犯（MVI）的肝癌患者复发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18年1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37例行根治性肝癌切除术，且术后病理诊断为有MVI的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A组单纯手术，B组术后应用索拉非尼，C组术后行预防性TACE，分析3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用Kaplan-Meier计算无瘤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肝癌合并MVI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无瘤生存率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A、B、C三组病例数分别为49、36、52，三组患者的一般临床病理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B、C三组患者术后1、2、3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71.4％、51.0％、38.8％，86.1％、75.0％、66.7％和82.7％、75.0％、59.6％，A组和B组比较（χ 2 = 9.105， P = 0.003）、A组和C组比较（χ 2 = 5.958， P = 0.015），1、2、3年无瘤生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组和C组患者无瘤生存率明显提高；B组和C组1、2、3年无瘤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 1.227， P = 0.268）。经COX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发现，患者年龄（ HR = 0.622， P = 0.046）、肿瘤最大直径（ HR = 1.661， P = 0.033）、是否行预防性TACE（ HR = 0.544， P = 0.019）、术后是否应用索拉非尼（ HR = 0.419， P = 0.007）是影响肝癌伴MVI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复发类型上，B组以肝内单发为主，A组和C组以肝内多发为主。 结论:对于行根治性手术治疗合并MVI的肝癌患者，应用索拉非尼或预防性TACE可显著降低患者术后3年内的复发率。

选取健康纯种新西兰大白兔28只，以抽签法随机抽出7只为对照组，其余21只建立VX2肝癌模型并进行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术（TACE）。于TACE术前1d和术后1、5、10 d分别经耳缘静脉取外周血后测量血清谷丙转氨酶（ALT）、二胺氧化酶（DAO），D-乳酸（D-LA），Toll样受体4 (TLR4）和血清脂多糖（LPS），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手术前后差异，并以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价ALT、DAO与LPS两两间相关性。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VX2肝癌模型兔血清ALT、DAO、D-LA、LPS、TLR4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术后1 d高于术前，术后5 d和术后10 d降低，DAO、D-LA、LPS、TLR4术后10 d均低于术前（ P<0.05）。ALT与DAO、DAO与LPS、ALT与LPS均呈正相关， r分别为0.43、0.83、0.64（ P<0.05）。本研究结果表明VX2肝癌模型兔在行TACE治疗后，随着肿瘤的控制和肝肠循环的改善，能提高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血LPS含量，下调TLR4，协同影响肿瘤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