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肝癌组织中G蛋白偶联受体48(GPCR48)的表达与肝癌转移和预后的关系。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8月在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肝胆外科行手术切除(R 0切除)的10例肝癌患者，其中男性6例，女性4例，年龄37.0～64.0岁；选择2019年1月至12月在广西国际壮医医院肝胆外科行肝部分切除术的6例因外伤或结石行肝部分切除的患者，其中男性3例，女性3例，年龄16.0～63.0岁。收集肝癌患者的肝癌组织、癌旁组织及肝部分切除患者的正常肝组织，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蛋白印迹技术和免疫组化技术检测肝癌组织、癌旁组织和正常肝组织中GPCR48的mRNA和蛋白表达，比较分析肝癌组织、癌旁组织和正常肝组织中GPCR48表达的差异。选择2009年6月至2019年6月在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行肝癌切除术的68例肝癌患者癌组织标本以及相关临床资料，其中男性56例，女性12例，年龄范围31.0～76.0岁，采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肝癌组织中GPCR48的表达，根据肝癌组织中GPCR48的表达水平将肝癌患者分为GPCR48高表达组和GPCR48低表达组，分析GPCR48的表达水平与肝癌转移和预后的关系。 结果:肝癌组织GPCR48 mRNA的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0.894±0.086)比(0.583±0.095)]和正常肝组织[(0.894±0.086)比(0.485±0.111)]，肝癌组织GPCR48蛋白的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0.772±0.080)比(0.453±0.052)]和正常肝组织[(0.772±0.080)比(0.329±0.046)]，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肝癌组织GPCR48蛋白阳性率为70.0%(7/10)，癌旁组织为20.0%(2/10)，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GPCR48表达与肿瘤长径、TNM分期、血管侵犯、肿瘤包膜等相关( P<0.05)，与肝癌其他临床病理学参数无关( P>0.05)。68例肝癌患者中，GPCR48高表达组46例，GPCR48低表达组22例，GPCR48高表达组患者肿瘤累积复发率高于GPCR48低表达组(χ 2＝15.577)，累积生存率低于GPCR48低表达组(56.5%比27.3%，χ 2＝6.309)，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8.7%比36.4%， P<0.05)。 结论:GPCR48 mRNA和蛋白在肝癌组织中表达上调，与肝癌复发转移有关，影响肝癌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讨不可切除肝癌患者转化治疗成功后行根治性手术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转化治疗成功并行根治性手术的10例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10例患者中位年龄64（51.25，68.50）岁。转化治疗周期数中位值11（4.75，25.00）。转化治疗期间，患者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转化治疗完成后8例患者行肝部分切除术，2例患者行射频消融术。术后4例患者出现并发症。所有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均为Ⅰ级或Ⅱ级。随访时间中位值13（9.75，49.75）周。3例患者肿瘤术后复发。复发患者中，1例患者死于肝衰竭。结论:转化治疗是临床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肝癌转化治疗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可对全身状况及肝脏功能良好的患者安全实施转化治疗。不可切除肝癌患者转化治疗成功后行根治性手术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目的:探讨弥散张量成像(DTI)评价不同程度兔肝热缺血再灌注损伤(WIRI)调控肝部分切除术后肝再生的价值。方法:健康成年雄性新西兰大白兔30只，数字随机分为5组，每组6只，即对照组和10 min、20 min、30 min、40 min热缺血时间组，均行肝尾叶切除术，并于术后6 h、3 d、7 d、14 d、30 d分别进行常规磁共振及DTI扫描。30 d扫描结束后检测兔血清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和乳酸脱氢酶水平，冻存肝组织血清丙二醛、髓过氧化物酶、总超氧化物歧化酶、肿瘤坏死因子α、白介素-6和增殖细胞核抗原水平，并行组织病理学检查。测量兔肝表观扩散系数(ADC)值、各项异性分数(FA)值和肝体积，并计算肝再生率(LRR)。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随访时间各组DTI参数值、LRR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同一随访时间多组间DTI参数值、LRR的差异。应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分析评价DTI参数值与LRR及生化指标的相关性。结果:时间因素和热缺血因素的交互作用( P<0.05)及两者的单独效应( P<0.001)对ADC值的影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热缺血程度、不同随访时间的FA值、LRR交互作用不显著，但时间因素的主效应显著( P<0.05)。同一热缺血组的ADC值与LRR呈显著正相关( P均<0.01)；除热缺血30 min组外，各热缺血组的FA值与LRR呈负相关( P均<0.05)。术后30 d的FA值与IL-6具有较弱的相关性。 结论:DTI可无创、定量评价兔肝WIRI对肝部分切除术后肝再生的影响。一定程度的WIRI(≤30 min)对兔肝部分切除术后肝再生具有促进作用，且热缺血时间越长，促进作用越明显；30 min后促进作用明显减低。

患者女，78岁，主因右上腹部隐痛2年余入院。2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部隐痛，于外院行腹部B超发现肝血管瘤（2.0 cm×1.4 cm），未治疗。后患者腹痛症状加重。既往丙型病毒性肝炎15年，口服抗病毒药治疗1年。查体：右上腹轻压痛。实验室检查：碱性磷酸酶205.0 U/L，γ-谷氨酰转肽酶152.0 U/L，AFP 24 005.90 ng/ml，PIVKA-Ⅱ 27 610.07 Mau/ml。腹部增强CT：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动脉期明显强化灶，门静脉左支部分分支见充盈缺损，病灶最大截面6.8 cm×6.3 cm×5.7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小结节样子灶。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肿块，相互融合，范围约7.6 cm×6.1 cm×5.8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子灶（图1）；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并延伸S3段门静脉分支内（图2）。由于患者为多发肿瘤、瘤体巨大且合并门静脉癌栓形成，经多学科协作团队讨论后行转化治疗。患者先行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1次；10 d后开始行外放射治疗（肿瘤+门静脉癌栓；200 cGy×20 d）；开始放疗4 d后加用仑伐替尼（8 mg/d口服；期间因乏力伴肌痛停药10 d，症状缓解后继续服药）联合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半个月后复查CT示病灶较前缩小伴强化程度减低，遂继续维持原方案。4个月后复查增强CT示病灶内见不规则低密度无强化坏死区，整体病变周围动脉期未见明确强化；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示增强扫描病变边缘及其内分隔见少许强化（图3），肝胆期呈低信号，原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本次未见明确显示，mRECIST PR（图4）；AFP 7.49 ng/ml；PIVKA-Ⅱ 16.09 Mau/ml。遂全麻下行开腹肝部分切除+胆囊切除术。病理诊断：肝细胞癌，瘤床均为肿瘤性坏死。出院后长期服用仑伐替尼，剂量同前。术后3个月外院复查CT未见肿瘤复发与转移；AFP 8.04 ng/ml。

我国是肝癌大国，肝癌病例数多，医师治疗肝癌经验多，同时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相关研究，因此，我国肝癌诊断与治疗水平在很多方面都已走到世界前沿。肝癌治疗方式主要分为3大类：（1）局部治疗，包括肝切除、消融治疗和肝移植。肝部分切除手术已非常成熟。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肝癌合并微血管侵犯的患者，解剖性肝切除长远生存比非解剖性肝切除好；而对于无微血管侵犯的肝癌患者，两者的长期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国已发表多个预测模型，使用术前检查数据，可预测肝癌患者在肝切除术后的标本中是否合并微血管侵犯，因此，外科医师可在术前决定是否为患者行解剖性肝切除术。此外，国内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肝切除术或机器人肝切除术比开腹肝切除术的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也有研究者建立和验证了有效预测肝癌患者术后复发的风险模型。对于风险高的患者，可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的研究，希望能找出降低肝癌术后复发的治疗方案。有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肿瘤长径<2 cm的单发小肝癌，局部消融可达到肝切除的长远生存效果；而较大的单发肝癌（肿瘤长径为3~5 cm），应合并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或局部无水酒精注射；如肿瘤长径>5 cm时，手术切除的远期生存效果较好。肝移植近年在我国发展得很好，不但发表了超越米兰标准的不同适应证，还探索了不同研究方向以期改善肝癌患者肝移植后的生存结果。（2）区域性治疗：TACE在我国发展得也很好，通过高选择性TACE的治疗，不但治疗反应更好，不良反应相应减少。钇90微球是刚引进我国的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不适合TACE治疗的患者或 TACE治疗失败的患者，用以延长患者等候肝移植的时间和作为肝癌降期治疗的手段。钇90微球治疗肝癌的再发展为放射性半肝、肝区、肝段的放射性肝切除术，以及消融性经肝动脉内放射栓塞。这两个新发展是通过高选择性把导管插入供应肝癌的肝动脉分支，注入大剂量的钇90微球，达到整个肝癌受充分辐射而发生坏死的目的，最终使患者获得治愈的机会。（3）全身性治疗：这是近年发展最快的治疗肝癌领域。采用化疗、靶向或免疫治疗进行单独或联合使用，能控制肝癌发展。目前还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肝癌多个基因突变下，经治疗阻断一条信号通路的传递后，如何能阻止肝癌从另一条信号通路进行传递，从而继续控制肝癌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肝癌治疗长远生存结果已快速得以改善，希望通过医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将肝癌这一顽疾变成一种可完全治愈的疾病。

目的:探讨腹腔镜超声造影在肝细胞癌（HCC）伴肝硬化患者腹腔镜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2020年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71例肝细胞癌伴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术前行增强CT和多参数MRI检查，行腹腔镜下肝部分切除术治疗，术中行腹腔镜超声造影检查。根据组织学检查和随访结果，比较术前影像与术前影像联合术中腹腔镜超声造影对肝细胞癌伴肝硬化患者肝脏恶性病灶的诊断效能。结果:71例患者中，完成腹腔镜手术69例，中转开腹手术2例。术前影像学检查诊断HCC病灶110个，其中术中超声检出105个，术中腹腔镜超声造影诊断HCC病灶98个；术前影像与术前影像联合术中超声造影诊断肝脏恶性病灶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4.4%（102/108）比99.1%（107/108）、81.0%（34/42）比66.7%（28/42）、90.6%（136/150）比90.0%（135/150）、92.7%（102/110）比88.4%（107/121）和85.0%（34/40）比96.6%（28/29）， P>0.05]。术中腹腔镜超声造影新发现的11个可疑恶性病灶中5个组织学证实为HCC。改变手术策略7例。 结论:HCC伴肝硬化患者在腹腔镜手术中行腹腔镜超声造影可对病灶全面检出、鉴别定性、精准定位、修正手术方案。

患者1 女性，43岁，因“右上腹隐痛半个月”于 2021年10月19日收入赣州市肿瘤医院。患者无其他不适症状，既往有乙肝病史，体检未见明显阳性体征。HBV-DNA 6.8×10 3 U/ml，甲胎蛋白17.9 μg/L（正常值范围：0~7 μg/L），CA19-9 37.41 U/mL（正常值范围：0~27 U/ml），其余实验室检查结果正常。CT检查结果提示右肝可见最大径4.8 cm的占位；肝穿刺活检报告为低分化腺癌，胆管细胞癌可能性大。口服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2021年11月10日在全身麻醉下行肝总动脉和肝十二指肠韧带骨骼化清扫、右肝部分切除术。术中见肝十二指肠韧带内有数枚肿大淋巴结，质地中等，肝脏中度硬化，左肝体积较小，右肝可及最大径约5 cm的肿块，边界尚清；先行骨骼化清扫，其中在沿胆总管-肝总管左缘向上清扫至左肝蒂下方区域时出现胆漏，仔细分离后发现局部有一根直径0.3 cm的胆管，其前壁已被剪开，有胆汁溢出，用小圆针的针鼻一端经胆管裂口伸入探查，向右可进入肝总管，将肝总管前壁顶起，向左通向尾状叶（图1A、1B），用6-0 不可吸收线间断缝合胆管前壁裂口（图1C），再完成右肝部分切除术；用带蒂的肝圆韧带浆膜面覆盖胆管修补处，用5-0不可吸收线将肝圆韧带与周围组织缝合固定数针防止移位，放置2根腹腔引流管，将大网膜上提覆盖肝门区域，关腹结束手术。术后行全身支持、护肝、抗病毒等治疗，恢复顺利，无胆瘘等异常情况，病理学检查报告为右肝肉瘤样肝细胞癌，13枚淋巴结均未见转移。术后55 d复查CT，结果显示肝内胆管包括尾状叶胆管无扩张，肝十二指肠韧带、腹膜后可见较多肿大淋巴结；术后87 d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复查CT结果显示肝内无复发、转移，尾状叶胆管未见扩张，但两侧肝内胆管及肝总管明显扩张，肝十二指肠韧带、腹膜后淋巴结较前增大，患者放弃胆管穿刺引流等治疗。

目的:探究左侧卧位腹腔镜手术处理肝右后叶外伤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肝胆外科2016年2月至2020年8月期间采用左侧卧位腹腔镜手术治疗的肝右后叶外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记录和分析性别、年龄、致伤原因、手术方式、手术时间、腹腔积血量、肝损伤分级、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术后住院时间、主要并发症等。结果:共纳入18例患者，其中男性16例，女性2例，年龄(41.6±14.4)岁。高处坠落伤10例，车祸伤4例，重物砸伤2例，穿刺性损伤2例。Ⅲ级损伤16例，Ⅳ级损伤2例。腹腔镜下缝合修补术8例，肝部分切除术4例，单纯电凝止血4例，出血血管结扎2例，手术均获得成功。术中发现腹腔积血量(1 528.8±373.2)ml，术中出血量(80.6±16.7)ml，手术时间(88.5±9.1)min，术后中位住院时间7 d，术后总引流量(93.8±13.6)ml。并发右侧胸腔积液10例，经保守治疗后恢复，无胆漏，无感染等并发症。结论:左侧卧位腹腔镜处理肝右后叶外伤具有暴露好、修复方便、二次损伤小、住院时间短等优点，可行性及安全性较好。

目的:探讨赋能授权理论指导的健康教育在肝部分切除术患者康复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济南市中心医院2019年2月至2020年12月接收的进行肝部分切除术的患者96例，简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8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以赋能理论为指导的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评分(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评分(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术后康复情况、知识掌握程度评分、疼痛评分、满意程度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首次下床、肛门排气、首次进食及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的SAS评分和SDS评分均较护理前有所下降，且观察组的SAS评分SD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后，观察组知识掌握程度评分为(83.36±5.45)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9.96±5.89)分；观察组术后3 d和7 d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后，观察组护理技术、护理态度、健康教育、环境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果:赋能授权理论指导的健康教育应用于肝部分切除术患者康复护理可减少患者焦虑、抑郁情绪，降低患者术后疼痛，提高患者对护理和干预的满意程度，促进患者康复。

目的:探讨肝细胞癌术前炎症指标的预后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12月至2019年7月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收治的73例行根治性肝部分切除术原发性肝细胞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7例，女16例；中位年龄为58岁，年龄范围为33~81岁。收集病人术前入院第1次血液检测指标。观察指标：（1）最大选择秩统计计算炎症指标最佳截断值。（2）随访情况。（3）肝细胞癌病人预后影响因素分析。（4）肝细胞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比较。（5）总体生存预测效能比较。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9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依据随访截至时间病人生存状态，采用最大选择秩统计计算计量资料最佳截断值。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采用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比较独立预后因素的预测效能。 结果:（1）最大选择秩统计计算炎症指标最佳截断值：最大选择秩统计计算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率（PLR）、预后营养指数（PNI）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3.46、131.05、45.65。（2）随访情况：73例病人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1个月（2~57个月）。随访期间20例病人死亡。（3）肝细胞癌病人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NLR、PNI、肿瘤长径、肿瘤分化程度是影响病人预后的相关因素（ χ2=10.213，4.434，5.174，4.306，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NLR和肿瘤分化程度是病人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4.429，13.278，95%可信区间为1.662~11.779，1.056~10.169， P<0.05）。（4）肝细胞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比较：73例病人中，64例NLR<3.46，9例NLR≥3.46。64例NLR<3.46病人肿瘤长径（>5 cm和≤5 cm）、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分别为23例和41例、（2.9±1.2）×10 9/L、（1.7±0.6）×10 9/L；9例NLR≥3.46病人上述指标分别为8例和1例、（5.8±2.9）×10 9/L、（1.0±0.3）×10 9/L，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7.017， t=2.982、 -3.168， P<0.05）。（5）总体生存预测效能比较：NLR和肿瘤分化程度时间依赖性ROC预测病人1、2、3、4年总体生存情况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35、0.611、0.596、0.574和0.554、0.583、0.572、0.556。NLR对病人总体生存的预测效能较肿瘤分化程度高。 结论:术前NLR是病人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其预后预测效能优于肿瘤分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