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见习实习阶段临床医学八年制医学生对儿科学在线教学的看法及应用效果。方法:选择2020年2月至3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轮转的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38名见习学生和12名实习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在线翻转课堂、案例教学（case based discussion，CBD）、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等方式完成2周在线带教。教学结束后，通过对2组学生的问卷调查，了解在线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对其的反馈。运用SPSS 26.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使用卡方检验或Fisher’s精确检验；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所有学生都认同此次在线教学的总体安排；认为实际收获超过预期的学生占42% （21/50）；认为实际收获跟预期相似的学生占58%（29/50）。此次在线教学中最大的问题是网络拥堵[82%（41/50）]；其次是无法实现有效互动[20%（10/50）]。实习及见习学生均认为此次在线教学安排对于理论知识掌握[总体（4.58±0.50）分]、自主学习能力[总体（4.42±0.58）分]和临床思维[总体（4.42±0.58）分]的培养最有帮助；相对认可度最差的是技能操作[总体（2.68±0.87）分]和科研能力[总体（2.98±0.98）分]；对于医患沟通能力，见习学生的评分[(3.79±0.99)分]高于实习学生[（3.08±0.67）分]，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习学生认为翻转课堂帮助最大，实习学生认为在线CBD帮助最大。绝大多数学生（94%）认为未来有必要保留在线教学。 结论:儿科学在线教学受到临床医学八年制见习实习阶段医学生的认可，对医学生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能完全替代线下临床实践。

目的:比较内镜下切除和腹腔镜手术治疗肿瘤最大径为2~5 cm胃间质瘤的临床疗效，分析肿瘤表面情况、生长方式、病变起源等因素对手术方式选择的影响，为胃间质瘤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9年11月因胃间质瘤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内镜下切除(内镜下切除组137例)或腹腔镜手术治疗(腹腔镜手术组164例)的301例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表面有无凹陷(肿瘤表面黏膜局部下陷深度>5 mm)、是否不规则(肿瘤表面表现为非半球形或非椭圆形)、有无溃疡，肿瘤部位、形状、病变起源、生长方式(腔内生长或腔内外生长)、危险度分级(极低危、低危、中危、高危)，肿瘤是否整块切除，手术时间、是否出血、禁食时间、留置胃管时间、住院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和随访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和Wilcoxon秩和检验。 结果:内镜下切除组137例胃间质瘤患者中，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85例(62.0%)，内镜黏膜下挖除术9例(6.6%)，内镜下全层切除术42例(30.7%)，隧道法内镜黏膜下肿物切除术1例(0.7%)。内镜下切除组和腹腔镜手术组患者性别构成、年龄、病变部位、肿瘤大小、危险度分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极低危、低危、中危、高危胃间质瘤患者中分别有1、49、26、2例肿瘤表面有凹陷、溃疡、不规则，不同危险度分级肿瘤表面有无凹陷、是否不规则、有无溃疡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55， P＝0.011)。内镜下切除组肿瘤完整切除率低于腹腔镜手术组[86.1%(118/137)比100.0%(164/1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4.28， P<0.001)，但内镜下切除组手术时间、禁食时间、留置胃管时间、住院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均短于腹腔镜手术组，且住院总费用低于腹腔镜手术组[分别为90.0 min(62.5 min，150.0 min)比119.5 min(80.0 min，154.2 min)、3 d(3 d，4 d)比5 d(4 d，7 d)、3 d(2 d，4 d)比4 d(2 d，6 d)、11 d(10 d，14 d)比16 d(12 d，20 d)、7 d(6 d，9 d)比9 d(7 d，11 d)、(38 211.6±10 221.0)元比(59 926.1±17 786.1)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46、-7.12、-4.44、-6.89、-5.92， t＝-13.24；均 P<0.05)。内镜下切除组术后腹痛和术后其他较重并发症(休克、呼吸衰竭、肺栓塞、胃轻瘫等)发生率均低于腹腔镜手术组[16.8%(23/137)比27.4%(45/164)、0.7%(1/137)比4.9%(8/16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84、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28、0.043)；两组术中出血，术后出血、发热、穿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内镜下切除组呈腔内生长、起源于固有肌层病变的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腹腔镜手术组[分别为19.5%(25/128)比32.6%(45/138)、12.6%(12/95)比31.4%(37/11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86、10.42， P＝0.016、0.001)。内镜下切除组和腹腔镜手术组术后肿瘤复发率比较[0(0/137)比2.4%(4/1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P＝0.129)。 结论:对于肿瘤最大径为2~5 cm的胃间质瘤，内镜下切除安全、有效，优于腹腔镜手术治疗，但对于肿瘤表面有凹陷、溃疡、不规则、呈腔内外生长倾向的病变建议选择腹腔镜手术。

目的:探讨血栓弹力图（TEG）评估接受肿瘤细胞减灭术（CRS）和腹腔热灌注化疗术（HIPEC）患者术中凝血功能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接受CRS和HIPEC患者55例，记录患者围手术期的一般情况；记录术前（T1）、CRS时（T2，即肿瘤切除下来的即刻）、HIPEC前（T3）、HIPEC后（T4）、手术结束时（T5）TEG检测参数[包括反应时间（R）、动力学时间（K）、凝固角度（A角）、最大振幅（MA）]并绘制参数变化趋势图，对参数进行Wilcoxon秩和检验。根据R值将患者分为高凝组（29例）和非高凝组（26例），对两组患者围手术期信息进行组间比较并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CRS期：与T1比较，T2时K增大、A角减小、MA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R增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T1比较，T3时K增大、A角减小、MA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R减小，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HIPEC期，与T3比较，T5时R减小、K减小、A角增大、MA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整个手术期：与T1比较，T5时R减小、MA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K增大，A角减小，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T1比较，T4时R减小、K增大、A角减小、MA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非高凝组比较，高凝组患者术中白蛋白输注量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其他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术中白蛋白输注量、术中血浆输注量、术中红细胞输注量、术中晶体液输注量及出血量均不是高凝的危险因素。 结论:接受CRS和HIPEC的患者，与术前相比，在肿瘤细胞减灭阶段，纤维蛋白原呈低水平，血小板功能弱；在腹腔热灌注阶段，凝血因子活性增强。

目的:了解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直肠末端系膜游离过程中，神经血管束（NVB）前列腺部微出血的概率并探讨其临床意义；对NVB前列腺部的解剖学形态进行观察以探讨其保护策略。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和尸体解剖研究的方法，对NVB前列腺部进行活体和尸体标本解剖学观察。活体标本的观察：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手术视频数据库中，选取2013年11月至2015年3月期间，行腹腔镜保留部分邓氏筋膜TME的38例非连续男性患者的手术录像。通过回顾性复习手术录像，盲法分别评估NVB前列腺部微出血以及泌尿和性功能情况，泌尿功能采用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表（IPSS）评估，性功能采用勃起功能国际问卷（IIEF-5）评估，分析NVB前列腺部微出血与否与术后泌尿和性功能的关系。尸体标本解剖学观察：选择福建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的4例男性半盆腔尸体标本，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尸体标本解剖，其一：2个半盆标本，模拟TME手术进行分离，观察NVB前列腺部；其二：另2个半盆标本，采用莱卡刀片从横断面进行连续横切（层厚约1 cm），将NVB前列腺部脂肪垫当做一个整体进行观察。最终将术中的活体解剖观察与相应尸体观察层面进行比对。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eny U秩和检验。 结果:38例患者中位年龄57（31~75）岁，肿瘤距肛缘中位距离6（1~8）cm。21例（55.3%）术中NVB前列腺部微出血（微出血组），17例（44.7%）未见出血（无出血组）。微出血组术后3个月和6个月IPSS评分高于无出血组[7（0~16）分比2（0~3）分， Z=-1.787， P=0.088；2（0~15）分比0（0~2）分， Z=-2.270， P=0.028]，而术后12个月两组IP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性功能方面，有23例术前性活跃（IIEF-5≥18分）患者纳入分析，其中无出血组7/8例患者术后12个月性功能恢复至术前水平（定义为IIEF-5下降<3分、且患者主观性功能满意情况恢复至术前水平），而微出血组仅6/15的患者恢复至术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9）。模拟TME手术分离半盆尸体标本，见NVB前列腺部血管神经走行在直肠前外侧、前列腺后外侧和肛提肌前内侧所构成的狭小的三角空间内，血管神经组织缠绕成团，分支不易辨别。进一步将NVB前列腺部脂肪垫当做一个整体进行尸体和活体比对观察发现，在尸体的前列腺底和前列腺中部水平，NVB前列腺部脂肪垫与直肠系膜关系密切，两者投影线存在较大重叠，是术中NVB前列腺部微出血的高危区。手术视频观察发现，在对应的前列腺底和前列腺中部水平，术中因主刀医师和助手的对抗牵引，使该处NVB前列腺部脂肪垫呈横向走行。其转为纵向走行处为NVB发出的直肠支，张力最大，为易出血区。可清晰锚定数支NVB直肠支，需要采用超声刀紧靠直肠固有筋膜预先凝结。比对发现，该直肠支即为尸体投影线重叠区。 结论:NVB前列腺部损伤是TME术后排尿和性功能障碍的原因之一，NVB前列腺部神经纤维细小，术中无法辨别其功能分区，需要将NVB血管神经组织和相应脂肪垫当做一个整体进行保护。术中充分理解NVB前列腺部形态，保持适当对抗牵引张力，采用超声刀及时凝结直肠支可保护NVB前列腺部。

目的:探讨吲哚菁绿（ICG）荧光引导下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原发性肝细胞癌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9月到2022年5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外科术中使用ICG荧光引导下腹腔镜肝切除术治疗的72例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资料。男性53例，女性19例，年龄（55.5±12.9）岁（范围：42.6~68.4岁）。患者肝功能Child-Pugh分级均为A级。其中接受超选择性经肝动脉荧光正染13例（动脉正染组），接受门静脉反染43例（门静脉反染组），接受门静脉穿刺正染16例（门静脉正染组）。三组间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分类资料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所有手术均达到根治性切除。动脉正染组、门静脉反染组、门静脉正染组的肿瘤最大径［ M（IQR）］分别为2.5（2.4）cm、3.0（2.5）cm、3.0（2.4）cm，距肿瘤最小切缘分别为1.1（1.1）cm、1.0（1.0）cm、1.1（1.6）cm，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364、0.878）。动脉正染组、门静脉反染组、门静脉正染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348±93）min、（277±112）min、（295±116）min，出血量分别为80（150）ml、200（350）ml、100（150）m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134、0.743）。所有病例术中均未输血，均未中转开腹。动脉染色组术后第1、2天的ALT水平较门静脉反染组高［（559±398）IU/L比307（257）IU/L， q=235.5， P=0.004；（611±389）IU/L比（331±242）IU/L， q=265.2， P=0.002］。门静脉正染组和反染组均有1例发生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系统Ⅲ级并发症。所有病例术后2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均降至正常范围内。 结论:经动脉流域或门静脉流域进行ICG荧光引导的腹腔镜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原发性肝细胞癌较为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不同结直肠癌根治术的临床疗效与术后并发症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7月至2020年9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3 418例行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 060例，女1 358例；年龄为（61±11）岁。患者在符合根治性切除及手术适应证的条件下选择手术方式：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观察指标：（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中和术后情况。3 418例患者中，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1 978例，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1 028例，施行NOSES 412例。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造瘘情况（永久性造口、预防性造口、未造瘘），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进食流质食物时间，术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45（55~460）min，100（30~1 000）mL，435、88、1 455例，72（10~220）h，96（16~296）h，158例，10（6~60）d；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75（80~450）min，50（10~800）mL，172、112、744例，48（14~120）h，72（38~140）h，17例，9（4~40）d；施行NOSES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80（80~400）min，30（5~500）mL，0、45、367例，48（14~144）h，72（15~148）h，1例，6（3~30）d；3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291.38、518.56， χ2 =153.82， H=408.86、282.97， χ2 =78.66， H=332.30， P<0.05）。（2）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前临床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贫血、低蛋白血症、肠梗阻、肿瘤位置、术前癌胚抗原、术前CA19-9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比较。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肿瘤组织学类型、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最大径、淋巴结检出数目、神经侵犯、血管侵犯、淋巴结侵犯、T分期、N分期、M分期、TNM分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4）施行不同手术方式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情况。施行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患者术后发生吻合口漏、腹腔感染、肠梗阻、吻合口出血、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分别为52、21、309、8、130、51、59例，33、17、75、3、45、58、9例，13、4、8、0、11、10、15例，3者肠梗阻、切口并发症、肺部感染、其他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22.56，13.33，20.44，15.59， P<0.05）；3者吻合口漏、腹腔感染、吻合口出血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0.96，2.21，3.08， P>0.05）。（5）影响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因素分析。①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为20~39岁和40~59岁，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肠梗阻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46，0.59，0.43，0.13，95%可信区间为0.21~1.00，0.36~0.96，0.33~0.56，0.06~0.27， P<0.05）。②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体质量指数为24.0~26.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切口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24，0.63，0.46，95%可信区间为0.11~0.51，0.44~0.89，0.24~0.87， P<0.05）。③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15，95%可信区间为1.46~3.18， P<0.05）；TNM分期为0~Ⅰ期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肺感染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95%可信区间为0.01~0.88， P<0.05）。④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年龄（20~39岁、40~59岁、60~79岁），体质量指数（<18.5 kg/m 2、18.5~23.9 kg/m 2、24.0~26.9 kg/m 2、27.0~29.9 kg/m 2），手术方式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是结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发生其他并发症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0，0.29，0.37，0.08，0.22，0.35，0.32，0.29，95%可信区间为0.01~0.81，0.13~0.64，0.17~0.78，0.02~0.40，0.09~0.52，0.15~0.83，0.12~0.89，0.14~0.59， P<0.05）。 结论:开腹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手术适应证更广，手术时间更短，但围手术期治疗效果不及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具有手术适应证时，患者施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和NOSES可获得较好的手术效果以及更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探讨加味半夏泻心汤对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的疗效和胃功能学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选择2021年6月至2022年12月于温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符合罗马Ⅳ诊断标准的FD患者56例，采用加味半夏泻心汤治疗4周，采用上消化道症状严重程度指数评分评估临床疗效，采用标准液体营养餐胃负荷试验和标准固体餐胃排空试验评估胃功能，比较治疗前和治疗结束时的消化不良症状总积分、近端胃最大饱感阈值、近端胃初始饱感阈值和5 h固体胃排空率。观察治疗期间和治疗后随访4周内不良反应事件(如恶心、腹泻、头晕、皮疹等)的发生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配对 t检验。 结果:FD患者治疗后痊愈14例，显效22例，有效12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为85.71%(48/56)。治疗结束时消化不良症状总积分低于治疗前[3.00分(1.00分，4.00分)比13.00分(8.00分，18.0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7.96， P<0.001)；治疗结束时近端胃最大饱感阈值和5 h固体胃排空率均高于治疗前[(897.45±98.82) mL比(588.46±60.26) mL、(87.59±12.74)%比(36.59±15.9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9.98、18.70，均 P<0.001)；治疗前后的近端胃初始饱感阈值比较[(131.84±52.91) mL比(130.0±47.61) 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期间和治疗后随访4周均未发现与研究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 结论:加味半夏泻心汤可提高FD患者近端胃容受性和胃排空功能，改善消化不良症候群，临床疗效好且安全性高。

目的:对比分析脉冲振荡肺功能(IOS)与常规肺通气功能(PFT)在儿童哮喘控制水平评估中的作用。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择2020年3月至12月就诊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儿科门诊及住院的支气管哮喘患儿323例，按儿童哮喘控制测试(C-ACT)评分分为控制组(123例)、未控制组(200例)。两组患儿均行PFT[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 1)、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比值(FEV 1/FVC)、最大呼气流量(PEF)、用力呼气50%肺活量的瞬间流量(FEF 50)、用力呼气75%肺活量的瞬间流量(FEF 75)、最大呼气中期流量(MMEF)]和IOS[频率在5 Hz时的呼吸系统总阻抗(Z5)、频率在5 Hz时的阻抗(R5)、频率在20 Hz时的阻抗(R20)、频率在5 Hz时的电抗(X5)、频率在5 Hz时的阻抗-频率在20 Hz时的阻抗(R5-R20)、电抗面积(AX)、共振频率(Fres)]检测。数据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 Mann- Whitney U秩和检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判断PFT与IOS参数对哮喘未控制的预测价值。 结果:1.两组哮喘患儿PFT指标比较：控制组FEV 1、FEV 1/FVC、PEF、FEF 50、FEF 75、MMEF(%)水平均高于未控制组[(104.41±12.38)%比(98.89±16.61)%、100.50(94.40，103.50)%比96.00(89.83，101.88)%、(100.29±15.31)%比(93.19±18.43)%、85.60(70.60，96.60)%比72.35(57.08，91.10)%、67.20(53.60，81.70)%比56.80(41.10，74.73)%、80.70(66.80，95.10)%比69.50(54.03，90.05)%](均 P<0.01)。2.两组哮喘患儿IOS指标比较：控制组Z5、R5、R20、R5-R20、X5、AX、Fres水平低于未控制组{68.58(63.29，77.43)%比81.27(70.93，91.96)%、68.91(62.94，77.60)%比80.61(70.02，89.29)%、75.78(67.50，87.55)%比82.97(71.50，95.50)%、0.51(0.43，0.59) [kPa/(L·S)]比0.62(0.53，0.74) [kPa/(L·S)]、69.31(59.93，79.14)%比86.48(70.00，102.48)%、1.11(0.76，1.60) kPa/L比2.14(1.42，2.85) kPa/L、18.21(16.06，19.56) Hz比20.56(18.92，22.81) Hz}(均 P<0.01)。3.在控制组中，有31例(25.20%)患儿存在PFT指标异常。4.在未控制组中，有95例(47.50%)患儿存在PFT指标异常，仅有20例(10.00%)患儿存在R5>120%预计值和/或R20>120%预计值。5.IOS指标预测哮喘未控制的ROC曲线分析结果：Z5、R5、R5-R20、X5、AX、Fres曲线下面积(AUC)均>0.7，其中AX对哮喘未控制的预测价值最高(AUC＝0.785，95% CI：0.735~0.835)，灵敏度为78.50%，特异度为64.20%；PFT指标AUC均<0.7，其中FEF 50、MMEF的AUC最大。 结论:PFT、IOS在评估儿童哮喘控制水平方面均有较好的敏感性，IOS对预测哮喘未控制有较好的价值，其中AX对哮喘未控制的预测价值最高。儿童哮喘控制水平的评估，不仅需要借助C-ACT评分等主观评价，更需要PFT、IOS等客观评价。

目的:探讨基于深度学习及Delta影像组学的唾液腺显像在评估甲状腺癌术后、 131I治疗后患者唾液腺损伤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2月至2022年1月于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甲状腺癌全切根治手术和 131I治疗的223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男46例，女177例，年龄(47.7±14.0)岁]的资料。患者在 131I治疗前、后均行唾液腺 99Tc mO 4－ SPECT显像，根据显像结果将患者按唾液腺功能情况(正常与损伤)分类标注后按7∶3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基于唾液腺最大放射性计数时的图像和本底放射性计数时的图像训练ResNet－34神经网络模型作为特征提取器，用于提取结构化图像特征数据；采用Delta影像组学的方法将2个时期的图像特征值相减，通过配对 t检验、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结合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算法进行特征筛选，建立逻辑回归(LR)、支持向量机(SVM)和K－最近邻(KNN)预测模型。将3种模型对测试集的唾液腺功能诊断情况与人工判读情况进行对比，并比较3种模型对测试集的AUC(Delong检验)。 结果:在测试集67例显像中，3位阅片医师的唾液腺功能诊断准确性分别为89.6%(60/67)、83.6%(56/67)和82.1%(55/67)，所需时间分别为56、74和55 min；LR、SVM、KNN的判断准确性分别为91.0%(61/67)、86.6%(58/67)和82.1%(55/67)，所需时间分别为12.5、15.3和17.9 s。3种影像组学模型均具有较好的分类预测能力，LR、SVM、KNN模型训练集AUC分别为0.972、0.965、0.943；测试集AUC分别为0.954、0.913、0.79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值：0.72、1.18、1.82，均 P>0.05)。 结论:基于深度学习及Delta影像组学的模型对甲状腺癌术后、 131I治疗后患者唾液腺损伤有较高的评估价值。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后屈光状态偏差的原因，为Nomogram值的个性化设定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接受SMILE且术后随访时间为3个月的近视患者200例（400眼）。收集患者年龄、术前等效球镜度（SE）、术前平均角膜曲率（Km）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的SE等数据。根据术前SE分为低度近视组（≥-3.00 D）、中度近视组（>-6.00～<-3.00 D）、高度近视组（≤-6.00 D）；根据术前Km分为低曲率组（≤42 D）、中曲率组（>42～<45 D）、高曲率组（≥45 D）。手术前后SE比较采用Kruskal Wallis H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同一患者不同眼别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或配对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患者主视眼不同时间段各SE的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术后1周SE与Km、Nomogram值、术前SE呈负相关（ r=-0.115， P=0.029； r=-0.174， P=0.014； r=-0.170， P=0.016）；术后1个月SE与Nomogram值、年龄、术前SE呈负相关（ r=-0.225， P=0.002； r=-0.148， P=0.046； r=-0.203， P=0.006），术后3个月SE与Nomogram值（ r=-0.338， P=0.002）、术前SE（ r=-0.336， P=0.002）呈负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示Km（ B=-0.033， P=0.047）、术前SE（ B=-0.037， P=0.017）是术后1周SE的影响因素；年龄（ B=-0.013， P=0.022）、Nomogram值（ B=-0.564， P=0.001）是术后1个月SE的影响因素；术前SE是术后3个月SE的影响因素（ B=-0.070， P=0.001）。低、中、高度近视组间术后1周（ H=6.007， P=0.05）、术后1个月（ H=6.236， P=0.044）、术后3个月（ H=6.051， P=0.004）的SE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左右眼别间术后1周（ Z=-3.327， P=0.001）、术后1个月（ Z=-3.130， P=0.002）的SE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术后3个月SE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年龄越大及高度近视患者术后屈光状态越趋向于近视，呈欠矫现象；年龄越小及低度近视患者术后屈光状态越趋向于远视，呈过矫现象。年龄、术前SE是术后屈光状态的影响因素，在手术设计时应根据影响因素个体化设定Nomogram值以达最大手术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