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构建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消化道出血的风险预测模型,并验证预测效果.方法:纳入 2019 年 1 月至 2023 年 11 月在山西白求恩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行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 1 002 例患者,按照术后是否发生消化道出血分为消化道出血组(n=47)和非消化道出血组(n=955).比较两组的临床资料,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应用ROC曲线和Hosmer-Lemeshow χ2 检验模型预测效果.采用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结果: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消化道出血风险预测模型纳入 4 个预测因子:主动脉阻断时间(OR=1.021,95%CI:1.012～1.030)、消化系统疾病病史(OR=5.710,95%CI:1.697～19.212)、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OR=22.180,95%CI:5.870～83.808)、连续肾脏替代治疗(OR=12.159,95%CI:5.066～29.181).模型公式:Logit(P)=-5.821+0.021×主动脉阻断时间+1.742×是否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病史+3.099×是否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2.498×是否连续肾脏替代治疗.ROC的AUC为 0.812(95%CI:0.746～0.877),灵敏度为 64.6%,特异度为 85.7%,Youden指数为 0.503.经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校正后一致性指数为 0.813.结论:本研究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对体外循环心脏术后消化道出血具有良好的辅助预测效能,可以更快速地对患者进行评估,预测体外循环术后消化道出血的概率.

目的:探讨运用双桡动脉（RA）与左乳内动脉（LIMA）桥行体外循环下全动脉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治疗左室功能低下（左室射血分数≤40%）冠心病患者的效果。方法:收集15个省、自治区24家心脏中心2015年7月至2019年12月间对左室功能低下冠心病患者行体外循环下全动脉CABG的临床资料，对患者围手术期资料及随访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纳入87例患者，男55例，女32例，年龄（57.5±9.1）岁。合并原发性高血压22例，糖尿病12例，周围血管病8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7例，轻度肾损害12例，升主动脉钙化3例。合并支架内狭窄者43例，左主干病变21例。术前左室射血分数（35.5±7.3）%，左室舒张末期内径（65.5±2.6）mm。远端吻合口（3.2±0.9）个，升主动脉阻断时间（90.5±22.7）min，体外循环时间（113.4±19.2）min。二尖瓣置换32例，主动脉瓣置换9例，三尖瓣成形5例；27例预防性植入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2例死于急性心力衰竭，手术死亡率2.3%（2/87）。术后房颤15例、脑卒中1例、急性肾功能不全1例、急性心肌梗死1例。术后随访（39.5±7.7）个月，随访率100%，随访中无死亡，无重要心血管事件发生；术后3个月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减小[（53.0±1.5）mm比（65.5±2.6）mm， t=9.51， P=0.02]，左室射血分数提高[（45.2±3.3）%比（35.5±7.3）%， t=13.79， P=0.001]；心绞痛分级术后亦有明显改善（≤2级者：98.8%比5.7%，χ 2=17.21， P=0.001）。共有62.4%（53/85）的患者于术后（30.5±7.4）个月接受CT血管造影（CTA）检查，仅1例RA桥狭窄，通畅率98.8%。 结论:在选择合适的病例中，双RA与LIMA的全动脉CABG术治疗冠心病伴左室功能低下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肾氧饱和度(RrSO 2)和腹部局部氧饱和度(A-rSO 2)在婴幼儿心脏手术中的变化规律和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随机连续选取2019年4-8月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体外循环(CPB)下行房间隔缺损和/或室间隔缺损修补的患儿30例，男15例，女15例，年龄2～13个月，体质量4.5～10.0 kg，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Ⅲ级。应用近红外线分光仪的探头分别固定于患儿右肾体表定位处和肚脐下方1 cm，术中持续监测患儿RrSO 2和A-rSO 2。分别记录麻醉诱导后(T 0)，体外循环开始即刻(T 1)，阻断升主动脉后5 min(T 2)，体温最低时(T 3)，开放升主动脉后5 min(T 4)，停机后5 min(T 5)的RrSO 2、A-rSO 2、平均动脉压(MAP)、鼻咽温等参数的变化。记录术中CPB时间、升主动脉阻断时间、手术时间等相关情况。记录围术期(术后)急性肾损伤(AKI)、胃肠道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发生情况。记录术后首次开始进食时间等相关情况。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30例患儿，患儿RrSO 2和A-rSO 2基础值分别为(70.00±7.50)%、(70.70±11.29)%。与T 0比较，患儿RrSO 2和A-rSO 2在T 1时下降，在T 2、T 3、T 4时逐渐升高，在T 5时恢复至T 0水平。患儿RrSO 2和A-rSO 2在T 0、T 1、T 2、T 3、T 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患儿A-rSO 2与RrSO 2呈正相关( r＝0.806， P<0.01)，RrSO 2和A-rSO 2均与MAP呈正相关( r＝0.565、0.605，均 P<0.05)，与鼻咽温均呈负相关( r＝-0.365、-0.331，均 P<0.05)。其中，术后发生AKI患儿3例，AKI总体发生率10%(3/30例)。与T 0比较，患儿RrSO 2值在T 1、T 2、T 3、T 4时明显降低( P<0.05)。术后发生胃肠功能滞后患儿6例，胃肠功能滞后总体发生率20%(6/30例)。胃肠功能滞后患儿A-rSO 2值在T 0～T 5明显低于未发生胃功能滞后患儿( P<0.05)。 结论:作为一种新型无创监测手段，近红外线光谱技术在婴幼儿简单先天性心脏病修补术围术期肾功能和肠道功能的监测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价值。

目的:分析腹腔镜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的可行性及安全性，以期为T1a期肾癌的手术治疗探索安全有效、对肾功能影响更小的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21年12月于徐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行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LPN)的80例T1a期(肿瘤长径≤4 cm、外向型生长、远离集合系统)肾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中是否阻断肾动脉，分为肾动脉阻断组(术中常规行肾动脉阻断)和零缺血组(术中不阻断肾动脉或只阻断供应肿瘤的二级血管)，每组40例。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前后肾小球滤过率(GFR)、住院时间。结果:两组患者术中术后均未输血，术后切缘均为阴性。肾动脉阻断组的术中出血量低于零缺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肾动脉阻断的术后24 h肾小球滤过率低于零缺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术后随访12～39个月，患侧肾功能均正常，无肿瘤复发及转移发生。 结论:腹腔镜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可最大程度减少肾脏热缺血时间，保护患肾功能，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T1a期肾癌的手术方式。

目的:探讨江苏省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注册登记数据库的整体情况。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0月至2019年12月江苏省CABG注册登记数据库的患者资料，对危险因素、病史、心功能（纽约心脏病协会分级）、冠状动脉病变、欧洲心脏手术风险评估系统Ⅱ（EuroSCOREⅡ）评分，是否使用体外循环、是否使用动脉旁路、旁路血管支数及流量，术后主要严重心脑血管事件（MACCE）等进行分析。采用 t检验、χ 2检验比较体外循环CABG（ONCABG）和非体外循环CABG（OPCAB）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截至2019年12月，该数据库共收录7 138例患者资料，其中单纯CABG 4 661例，来自13个医疗中心。男性3 486例，女性1 175例，年龄（64.6±8.1）岁（范围：31~87岁）。左主干病变960例，三支病变3 934例，左主干合并三支病变837例；射血分数>50%者3 841例，心功能Ⅲ~Ⅳ级1 664例，EuroSCOREⅡ评分为（2.3±0.7）%（范围：0.5%~35.8%）。ONCABG占58.59%（2 731/4 661），OPCAB占41.41%（1 930/4 661）。使用左胸廓内动脉者占88.91%（4 144/4 661）。7家中心（其中2家常规）使用左桡动脉，5家中心（其中3家常规）进行术中瞬时流量测定。旁路血管支数为（3.4±0.7）支（范围：1~7支），主动脉阻断时间为（65.0±20.4）min（范围：21~196 min），体外循环时间为（90.0±24.2）min（范围：33~227 min）。院内病死率为1.80%（84/4 661），再次手术率为2.00%（93/4 661）。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心肌梗死为1.52%（71/4 661），脑卒中0.71%（33/4 661），新发肾功能不全需血液滤过治疗1.20%（56/4 661）。出院进行药物二级预防患者占62.99%（2 936/4 661）。较OPCAB组，ONCABG组年龄偏小，女性比例高，合并糖尿病、有心肌梗死史和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治疗史的比例高，心功能差，冠状动脉病变重，EuroSCORE Ⅱ评分高（ P值均<0.05）。术后ONCABG组MACCE发生率较高（135/2 731比71/1 930，χ 2=4.280， P=0.039）；旁路血管支数、输注红细胞比例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使用率均增高（ P值均 <0.05）。 结论:江苏省CABG注册登记数据库总体运行良好，部分参数仍需完善。较OPCAB组，ONCABG组术前总体病情偏重，但术后MACCE控制率尚满意。

目的:对比分析新型闭合式股静脉-股动脉体外循环(closed-CPB)与开放式体外循环(open-CPB)在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18年11月至2023年5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在股静脉-股动脉体外循环辅助下共完成46例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术。为了更好应对"分段阻断"带来的血流动力学紊乱，我们改进回路连接方式：在开放式回路的基础上，将静脉引流管用3/8英寸"Y"型接头分出管路直接连于离心泵入血口；储血器出血口连接滚压泵，滚压泵后管路用3/8英寸"Y"型接头连接于离心泵出血口和膜肺入血口之间；钳闭储血器入血口，可以隔离储血器实现闭合式转流。在closed-CPB辅助下共完成15例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术(closed-CPB组)，我们将其与先前应用open-CPB完成的病例(open-CPB组)进行对比分析，收集两组患者围术期临床资料，首要观察指标为术中和术后24 h血压、血制品用量、血液回收量、乳酸水平和缩血管药物用量，次要观察指标为并发症和临床结局等。计量资料、计数资料比较分别采用 t检验、 U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closed-CPB组的血制品用量少于open-CPB组，其中在术中和术后24 h红细胞用量、冷沉淀用量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0(0.0，4.0)比4.5(2.3，8)， Z＝2.563， P<0.05；3.0(0.0，3.8)比4.0(3.8，8.0)， Z＝2.950， P<0.01；0(0，0)比6(0，10.0)， Z＝2.973， P<0.01]。closed-CPB组的血液回收量明显少于open-CPB组[800(670，855)比1 500(811，1 950)， Z＝2.977， P<0.01]。open-CPB组的缩血管药物用量明显多于closed-CPB组，其中多巴胺泵入药量和去氧肾上腺素单次给药量分别为[(19.4±5.6)比(37.5±9.9)， t＝－6.576， P<0.01]和[(0.6±0.1)比(1.4±0.3)， t＝－8.836， P<0.01]，然而，其SBP(Systolic Blood Pressure)低于80 mmHg的时间却明显长于closed-CPB组[(47.6±9.5)比(32.7±8.9)， t＝－5.105， P<0.01]，open-CPB组的最高Lac水平亦显著高于closed-CPB组[(10.2±3.6)比(4.6±2.4)， t＝－5.488， P<0.01]。open-CPB组30 d内死亡率明显高于closed-CPB组[7(22.6%)比0(0)， χ2＝2.437， P<0.01]。 结论:新型回路连接方式可以安全地实现闭合式体外转流，通过调节滚压泵能够更为方便和有效地调控有效循环血量，及时回输失血，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和良好的组织灌注。

目的:探讨象鼻支架开窗＋覆膜分支支架植入重建左锁骨下动脉技术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外科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荆州市中心医院因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行孙氏手术治疗的5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左锁骨下动脉不同的手术处理方式分为A组(26例)和B组(29例)。A组患者行标准孙氏手术(升主动脉、全主动脉弓置换＋象鼻支架植入术)；B组患者行改良孙氏手术并象鼻支架开窗＋覆膜分支支架植入重建左锁骨下动脉。比较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主动脉阻断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及深低温停循环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术后引流量、住院时间及喉返神经损伤、乳糜胸、肾功能损伤、肺部感染、截瘫发生率。结果:B组患者术中主动脉阻断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及深低温停循环时间均短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B组机械通气时间、术后引流量及住院时间均少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B组患者术后喉返神经损伤及乳糜胸发生率显著低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术后肾功能损伤、肺部感染及截瘫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全弓替换术中，采用象鼻支架开窗＋覆膜分支支架植入重建左锁骨下动脉技术简化了手术操作流程，降低胸导管、喉返神经损伤及内漏发生风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孙氏手术与去分支杂交手术治疗老年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方面的临床疗效。方法: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天津市胸科医院收治53例年龄大于60岁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行孙氏手术35例，去分支杂交手术18例。杂交手术组较孙氏手术组术前脑梗塞病史更多，其余术前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均选择了中低温脑保护策略，孙氏手术术中予双侧顺行脑灌注以及停循环期间降主动脉球囊阻断保持下肢和脏器血供，去分支杂交手术弓部血管重建后术应用覆膜支架封闭全主动脉弓以及分支血管。统计分析患者基本资料、围手术期情况，并随访至术后1年，比较两组手术效果及近期预后。结果:杂交组避免了停循环，术中最低鼻咽温度略高于孙氏组[(25.1±0.4)℃比(27.7±0.6)℃]，两组手术操作时间[(178.9±43.5)min比(166.9±95.4)min]以及术中出血量[(1 724.9±1 394.2)ml比(1 590.7±920.5)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肾衰竭(20.0%比11.1%)、脑血管意外(脑梗塞/脑出血)(11.4%比5.6%)、认知功能障碍(17.1%比11.1%)、呼吸机辅助时间[84.0 h(25.0，160.0)h比61.7 h(17.3，90.5)h]、ICU停留时间[6.5(2.9，14.3)天比4.4(2.0，6.1)天]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孙氏手术组围手术期死亡3例，杂交手术组围手术期死亡2例。所有患者随访平均14.8个月，孙氏手术组无新发脑血管事件，1例术后2个月死亡，1例胸降部远端假腔存在活动性血流；杂交手术组随访期内无死亡，新发脑血管事件1例，两组术后1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60岁以上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孙氏手术和杂交手术均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白蛋白与纤维蛋白原比值（AFR）对体外循环（CPB）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患儿术后急性肾损伤（AKI）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选择2019年1月至2023年7月就诊于安徽省儿童医院诊断为室间隔缺损的患儿，依照术后住院期间是否发生AKI将患儿分为AKI组和非AKI组。收集患儿人口学资料、术前资料、术中数据、术后数据以及CPB期间实验室检查结果，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CPB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术后AKI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AFR对CPB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术后AKI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215例患儿，其中AKI组28例，非AKI组187例。两组患儿年龄、性别、体质量、身高、肺炎史、慢性心力衰竭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AKI组患儿左室射血分数（LVEF）明显低于非AKI组（0.526±0.028比0.538±0.030， P＝0.048）。AKI组患儿CPB时间（min：74.1±12.1比65.8±11.3， P<0.001）、主动脉阻断时间（min：41.7±9.7比37.2±9.4， P＝0.021）明显长于非AKI组，低温停循环比例明显高于非AKI组（21.4%比8.6%， P＝0.047），而两组术中超滤比例和尿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KI组患儿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明显长于非AKI组（d：5.3±2.0比4.0±1.7， P<0.001），但两组机械通气时间和术后低血压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KI组患儿CPB期间血糖（mmol/L：9.4±1.3比8.8±0.8， P<0.001）、血乳酸（mmol/L：2.2±0.3比2.0±0.3， P＝0.015）、血肌酐（μmol/L：79.7±11.5比74.4±10.9， P＝0.018）水平明显高于非AKI组，AFR明显低于非AKI组（8.5±1.3比10.2±1.6， P<0.001），而两组CPB期间血红蛋白、血尿素氮、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FR是CPB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术后AKI的保护因素〔优势比（ OR）＝0.439，95%可信区间（95% CI）为0.288～0.669， P<0.001〕；血糖（ OR＝2.133，95% CI为1.239～3.672， P＝0.006）、血乳酸（ OR＝5.568，95% CI为1.102～28.149， P＝0.038）是CPB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术后AKI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AFR预测CPB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术后AKI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04（95% CI为0.712～0.897， P<0.001）；最佳截断值为≤9.05时，对应的敏感度为75.0%，特异度为72.7%。 结论:CPB期间低AFR（≤9.05）是CPB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患儿术后发生AKI的独立危险因素。CPB期间AFR对CPB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术后AKI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目的:分析临床路径管理对合并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供肝原位肝移植，对术后重大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术后病死率等预后参数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行DCD供肝成年人原位肝移植患者临床资料359例，纳入术前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患者60例，将纳入患者分为严重冠心病组（13例）和非严重冠心病组（47例），采取不同的临床路径管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基线人口学特征、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术前心功能、肾功能、终末期肝病分类，术前生化指标，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及术中低血压发生率等围手术期指标，术后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病死率等。结果: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肌钙蛋白I（troponin I, TnI）均在正常范围，但严重冠心病组患者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前严重冠心病组乳酸水平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其余基线数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血压、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低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严重冠心病组ALT及AST明显低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后其余指标如血压、心率、TnI和乳酸水平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后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严重冠心病组MACE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 结论:合并严重冠心病并非DCD原位肝移植术手术禁忌，但术后MACE发生率显著增加，优化临床路径管理是改善这类患者临床结局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