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免疫联合或不联合放疗治疗复发或转移性食管鳞癌(R/M ESCC)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0月在安阳市肿瘤医院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75例R/M ESCC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是否接受放疗分为放疗组(RT组,37例)和非放疗组(NRT组,38例).比较两组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及不良反应情况.定性资料用例数(构成比)表示,采用x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结果 RT组和NRT组之间ORR和DC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0％比61％,P=0.375;95％比 89％,P=0.414),但RT组的完全缓解(CR)率高于NRT组(19％比 3％,P=0.022).中位随访时间为25.4个月,RT组和NRT组中位PFS和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3.8个月比9.9个月,P=0.221;20.2个月比18.9个月,P=0.214).亚组分析显示,在转移或复发部位为局部和/或≤3个远处淋巴结的患者中,RT组和NRT组的中位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1个月比8.4个月,P=0.115),但RT组中位OS优于NRT组(未达到比12.3个月,P=0.036).与NRT组相比,除了 1-2级肺炎增加外(41％比18％,P=0.035),RT组未观察到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显著增加.结论 免疫治疗联合放疗在R/M ESCC患者中是安全的,并在转移或复发部位为局部和/或≤3个远处淋巴结的患者中有生存获益.

目的 探索DIRAS3对胶质瘤患者预后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方法 通过TCGA和CGGA数据库提取DIRAS3表达谱和临床数据,分析DIRAS3在不同临床病理特征胶质瘤患者中mRNA的表达水平,及其对总生存期和临床病理特征的影响.收集32例包括正常脑及胶质瘤组织标本,并采用Western blotting、免疫组织化学等方法比较DIRAS3蛋白在不同等级胶质瘤和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差异.通过基因本体论(GO)、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和基因集变异分析(GSVA)等方法,对DIRAS3及其共表达基因可能的生物学功能和信号传导通路进行分析.并分析DIRAS3与免疫细胞浸润程度以及免疫相关分子表达之间的关系.结果 DIRAS3在胶质瘤中的过表达现象明显,且其表达水平随WHO分级升高而增加,并与患者的总生存率呈负相关.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DIRAS3的高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分级、IDH状态以及1p/19q编码缺失有关.此外,DIRAS3相关表达基因富集在多种免疫相关通路中,参与调节免疫反应的多个过程.结论 DIRAS3不仅是胶质瘤的诊断和预后生物标志物,更是胶质瘤免疫疗法的关键靶点.

目的:分析淋巴细胞主动免疫（LIT）治疗在反复胚胎种植失败（RIF）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对血清半乳糖凝集素（galectin）-3、galectin-1、宫颈分泌物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患者144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RIF患者（RIF组）66例，非RIF患者（非RIF组）78例。首先比较两组患者血清galectin-3、galectin-1、宫颈分泌物TNF-α、IL-6差异，随后，利用LIT治疗RIF患者，观察治疗效果，并比较治疗前后上述指标的差异。结果:RIF患者血清galectin-1、galectin-3、宫颈分泌物IL-6水平低于非RIF患者[排卵日：（35.94 ± 3.91）μg/L比（39.26 ± 3.75）μg/L、（53.10 ± 5.91）μg/L比（57.68 ± 6.87）μg/L、（73.13 ± 16.69）μg/L比（90.98 ± 16.25）μg/L；排卵后6 d：（43.13 ± 4.53）μg/L比（48.95 ± 6.23）μg/L、（68.61 ± 7.70）μg/L比（72.25 ± 7.94）μg/L、（81.11 ± 16.02）μg/L比（91.21 ± 18.13）μg/L]，宫颈分泌物TNF-α水平高于非RIF患者[排卵日：（13.33 ± 1.76）μg/L比（10.20 ± 1.74）μg/L；排卵后6 d：（12.17 ± 1.64）μg/L比（9.36 ± 1.84）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RIF患者经过LIT治疗后，胚胎种植率为25.45%（42/165），临床妊娠率为48.48%（32/66），流产率为9.38%（3/32）；RIF患者经过LIT治疗后，血清galectin-1、galectin-3、宫颈分泌物IL-6水平高于治疗前，宫颈分泌物TNF-α水平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RIF患者血清galectin-1、galectin-3、宫颈分泌物TNF-α、IL-6水平与非RIF患者间存在一定的差异，LIT治疗可对上述指标产生影响，并对RIF患者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是常见的白血病类型，以血液、骨髓、淋巴结和脾脏中成熟、典型的CD5阳性B细胞的克隆性增殖和积聚为特征。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物发展迅速，靶向治疗逐渐取代传统化学免疫疗法，成为CLL/SLL的主要治疗手段。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B细胞淋巴瘤-2（BCL-2）抑制剂、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抑制剂等药物的出现及联合方案的探索，革新了CLL的治疗模式，为复发难治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本文就治疗CLL/SLL的分子靶向药物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鼻咽癌是一种与EB病毒（EBV）感染密切相关的癌种，并伴有癌巢周围高水平的免疫细胞浸润。EBV阳性鼻咽癌的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中存在两种功能相反的免疫细胞，但由于EBV表面膜蛋白和γ干扰素的作用以及程序性死亡受体1的高表达，TIME表现为免疫抑制作用。免疫疗法利用TIME免疫抑制特性改变其中的免疫应答水平，从而抑制鼻咽癌的进展。EBV相关鼻咽癌的免疫治疗方法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细胞免疫疗法、肿瘤疫苗与溶瘤病毒免疫疗法。进一步探讨EBV与TIME的关系以及EBV在鼻咽癌免疫治疗策略中的作用，可为EBV阳性鼻咽癌的精准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卵巢癌具有早期诊断困难、易复发、易耐药等特点，其病死率居于妇科肿瘤的首位。现有的手术及放化疗等治疗方法效果欠佳，免疫治疗应运而生。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及其配体PD-L1可抑制T细胞增殖、介导肿瘤免疫逃逸。目前，PD-1/PD-L1抑制剂已在多种实体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在卵巢癌临床治疗中也取得初步疗效。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是一种新型肿瘤免疫治疗方法，近年来在治疗血液系统肿瘤方面表现出巨大潜力，尤其在治疗复发或难治性急、慢性白血病上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CAR-T疗法尚缺乏体内实时监控的有效手段，在治疗血液肿瘤的过程中无法预测及监测治疗效果，从而无法准确预估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和风险，在临床转化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分子影像有望用于CAR-T体内生物学行为实时可视化监测，直接标记细胞和报告基因间接评价研究已取得相关突破。该文综述了近年来分子影像技术在CAR-T治疗中的应用并进行展望。

目的:研究 18F-FDG PET/CT监测肝胆恶性肿瘤免疫联合治疗疗效和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的能力。 方法:21例接受免疫联合治疗晚期肝胆恶性肿瘤患者[男14例、女7例，年龄(58.5±10.0)岁]于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在北京协和医院按常规方法行66次 18F-FDG PET/CT检查，回顾性收集患者治疗前后PET/CT影像特点，获得病灶SUV max，分析irAEs出现时间、症状等，并采用实体瘤治疗疗效PET评价标准(PERCIST)评价疗效[完全代谢缓解(CMR)、部分代谢缓解(PMR)、代谢稳定(SMD)和代谢进展(PMD)]。 结果:(1)临床结果。5例患者未出现irAEs，16例出现22次irAEs，累及6个脏器；其中，甲状腺炎8次、结肠炎5次、肺炎4次、皮疹2次、肝炎2次、肌炎筋膜炎1次，出现的时间分别为治疗后(103.0±58.0)、(141.6±103.5)、34.0(6.0，308.8)、9和117、62和67及87 d。PET/CT检出全部肺炎和肌炎筋膜炎，检出结肠炎4次、甲状腺炎6次，未检出皮疹和肝炎。(2)irAEs PET/CT征象。除甲状腺炎外，irAEs病灶在同机CT上均有渗出样改变，在PET上表现异常浓聚，SUV max分别为9.0(7.9，17.6)(结肠炎)、7.1±3.2(甲状腺炎)、5.3和8.6(肺炎)、4.1(肌炎筋膜炎)。(3)疗效评估。21例患者中，PMR、SMD和PMD分别有7、9和5例；irAEs组对应分别有7、8和1例，无irAEs组对应分别有0、1和4例。 结论:晚期肝胆恶性肿瘤患者可从免疫联合治疗方法中获益， 18F-FDG PET/CT通过同时观察肿瘤病灶变化及irAEs出现情况评估免疫联合治疗效果，但需结合同机CT以鉴别肿瘤进展与irAEs。

他汀类药物作为调脂药物已广泛应用于高脂血症的治疗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级和二级预防。肝细胞癌(HCC)预后不良，给患者造成严重的恶性肿瘤负担。他汀类药物可抗肿瘤增殖、降低HCC患病风险及术后复发风险、延长生存期、增强其他治疗手段的疗效，因此可能会增加HCC患者的临床获益。他汀类药物可影响MARK/ERK信号通路的表达，促使恶性细胞凋亡，可以降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HCC的发生风险。他汀类药物不仅对HCC具有预防作用，而且对不同疾病阶段的HCC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尽管其并不能替代当前手术、消融、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等治疗手段，但作为辅助用药，他汀类药物为HCC患者带来的临床获益仍具有重要意义。他汀类药物在HCC防治中的进展逐渐受到关注，但对其最终能否成为HCC防治的辅助用药，目前仍存在诸多讨论与争议。文章通过对他汀类药物在HCC防治中研究新进展及现存争端进行总结及评述，以期对未来临床实践提供帮助。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疗法已在治疗血液肿瘤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功，然而大部分患者在接受CAR-T免疫治疗后复发，复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CAR-T耗竭。研究发现，CAR-T耗竭和程序性死亡受体(PD)-1的持续表达，以及与PD配体(PD-L)1的相互作用有关。靶向抑制PD-1/PD-L1信号通路可以部分逆转CAR-T耗竭的状态，提高CAR-T抗肿瘤活性。笔者拟就PD-1/PD-L1信号通路参与肿瘤免疫逃逸，抑制CAR-T抗肿瘤活性，以及靶向抑制PD-1/PD-L1信号通路联合CAR-T免疫疗法治疗血液肿瘤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