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肝移植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收治的147例行DCD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09例，女38例；年龄为（46±12）岁。所有受者行DCD肝移植。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肝移植后肝动脉并发症发生情况。（3）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供者相关影响因素分析。（4）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受者相关影响因素分析。（5）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术后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6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分析。采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累积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1）手术情况：147例受者中，行经典原位肝移植108例，行原位背驮式肝移植39例。147例受者手术时间为（458±101）min。（2）肝移植后肝动脉并发症发生情况：147例受者中，4例发生肝动脉并发症，其中3例为肝动脉栓塞，1例为肝动脉狭窄；并发症发生时间为肝移植后（5±2）d。（3）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供者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动脉粥样硬化、脂肪肝、动脉变异不是影响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供者相关因素（ P>0.05）。（4）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受者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者肝动脉血流不足是影响肝移植后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10.13，95%可信区间为1.05~97.42， P<0.05）。（5）随访情况：147例受者中，146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7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4个月。146例受者1年累积生存率为92.2%。 结论:受者肝动脉血流不足是影响DCD肝移植发生肝动脉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采用背驮式（Piggyback）人工晶状体（IOL）植入矫正白内障术后IOL眼屈光意外的有效性及准确性。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连续性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行睫状沟二期背驮式IOL植入的白内障术后屈光意外患者22例（22眼）。IOL采用三片式折叠式疏水性丙烯酸IOL，屈光力测算分别采用Gayton、Gills公式。对比分析术前与术后视力矫正情况。将患者术后末次随访的屈光度带入Gayton和Gills公式，计算公式预测的IOL屈光力与实际植入IOL屈光力的差异，分析2个公式预测的准确性。术前与术后数据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除2例（2眼）由正视过矫为近视，余20例（20眼）术后LogMAR裸眼视力（0.21±0.13）较术前（0.77±0.38）明显提高（ t=7.81， P<0.001），术后LogMAR最佳矫正视力（0.07±0.09）较术前（0.14±0.12）明显提高（ t=3.18， P=0.005）。术后眼压与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98， P=0.061），无一例发生术后明显并发症。实际植入IOL屈光力与Gayton和Gills公式预测的IOL屈光力差值的绝对值≤0.5 D和≤1.0 D的占比分别为72.7%、81.8%和63.6%、86.4%。在远视屈光意外矫正（植入IOL>0 D）的IOL屈光力预测方面，Gayten公式预测较实际IOL屈光力低估占比为71.4%，而Gills公式高估占比为71.4%；在近视屈光意外矫正（植入IOL<0 D）中，2种公式预测IOL屈光力高估占比分别是66.7%和60.0%。 结论：:采用三片式IOL睫状沟背驮式植入矫正IOL眼屈光意外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采用Gayton和Gills公式预测IOL屈光力准确性较高。但对于远视屈光意外，Gayten公式常低估，Gills公式则相反。对于近视屈光意外，2种公式常高估。

目的:探讨一种双通道重建改良术式─近端胃切除背驮式间置空肠单通道重建术（PJIR-STR）应用于早期SiewertⅡ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手术的安全性及术后双重抗反流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山西省肿瘤医院诊断为SiewertⅡ型AEG并且行PJIR-STR 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胃食管反流病问卷（GerdQ）对患者术后3、6、12、18个月的反流情况进行评分。分别于术后3、6个月时复查胃镜，采用洛杉矶分类标准对术后反流性食管炎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结果:本组8例患者术后均恢复良好，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所有患者在术后不同时间段均未见明显胃食管反流症状（GerdQ评分均<8分）。术后3、6个月复查胃镜，1例患者诊断为B级反流性食管炎，经保守治疗后好转，其余7例未见B级或以上反流性食管炎。结论:PJIR-STR治疗SiewertⅡ型AEG是安全、可行的，具有良好的双重抗反流效果。

目的:探讨高龄肝移植受者预后和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400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68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17例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5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97例，女103例；中位年龄为60岁，年龄范围为22~75岁。400例肝移植受者中，200例年龄≥60岁为高龄肝移植受者（ER）设为ER组，200例年龄<60岁为非高龄肝移植受者（NER）设为NER组。受者均行经典原位肝移植或改良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指标：（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3）ER组的分层分析。采用门诊、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受者生存预后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5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 结果:（1）两组受者和移植物生存情况：400例受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 d至71.7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6.3个月。生存分析结果显示：ER组1、3年总体生存率（OS）分别为72.70%、60.66%，1、3年移植物生存率（GS）分别为72.70%、59.64%；NER组1、3年OS分别为78.84%、75.48%，1、3年GS分别为78.84%、74.22%；两组受者总体生存情况和移植物生存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712，5.681， P<0.05）。（2）肝移植受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Child-Pugh评分、供肝冷缺血时间（CIT）、合并高血压病、供受者血型、术中出血量、术中红细胞输入量、术中血浆输入量、术中晶体液输入量、术后7 d内最高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术后7 d内最高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是影响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相关因素（优势比=1.026，1.022，1.084、1.070、1.701、2.728、1.000、1.056、1.089、1.000、1.000、1.000、1.003，95%可信区间为1.006~1.045，1.005~1.040，1.060~1.170，1.011~1.132，1.133~2.554，1.701~4.374，1.000~1.001，1.031~1.082，1.039~1.142，1.000~1.003，1.001~1.004，1.000~1.002，1.001~1.004，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优势比=1.022，2.761，1.000，1.007，95%可信区间为1.001~1.044，1.612~4.727，1.000~1.001，1.002~1.012， P<0.05）。（3）ER组的分层分析：①ER组200例受者中，0 h≤CIT≤8 h、8 h12 h受者分别为96、73、31例，其1年OS分别为77.46%、73.33%、54.07%，3年OS分别为62.67%、65.05%、41.30%，3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708， P<0.05）。②ER组200例受者中，供受者ABO血型相容、供受者ABO血型不相容受者分别为182、18例，1年OS分别为77.32%、27.78%，3年OS分别为64.63%、22.22%，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3.165， P<0.05）。 结论:ER的总体生存情况差于NER，年龄、供受者血型、术后7 d内最高AST、TBil是肝移植受者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缩短供肝CIT（<12 h）及避免ABO血型不相容肝移植可以延长ER生存时间。

目的:明确小儿亲体肝移植术后早期肺部超声影像学变化的特点。方法:择期接受背驮式亲体肝移植术患儿96例，年龄3~24月，ASA分级Ⅱ或Ⅲ级，Child-Pugh分级B或C级，性别不限。于术前24 h(T 0)、术后24 h(T 1)和72 h(T 2)时记录患儿肺部超声情况。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线阵探头，频率7~13 MHz行超声检测。将肺分为12区，依次对双肺各区进行扫查。采用超声评分法，记录肺各区评分，以评分最高的结果作为该区的超声检测结果。记录患儿一般情况各指标并计算单位时间体重净出入量。 结果:与T 0时比较，T 1时侧区肺实变和肺水肿评分升高，T 1，2时后区肺实变、肺水肿、胸腔积液评分及各区肺实变、肺水肿、胸腔积液评分总分升高( P<0.05)；与T 1时比较，T 2时后区肺实变评分及各区肺实变评分总分降低，侧区、后区肺水肿评分及各区肺水肿评分总分降低( P<0.05)；各时点前区超声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前区比较，侧区各时点肺实变评分升高，T 1，2时肺水肿评分升高，T 1时胸腔积液评分升高，后区各时点肺实变、肺水肿、胸腔积液评分升高( P<0.05)；与侧区比较，后区各时点肺实变、肺水肿、胸腔积液评分升高( P<0.05)。 结论:小儿亲体肝移植术后1 d时肺侧区和后区倾向于出现肺实变、肺水肿和胸腔积液，以后区为重；术后3 d时后区肺实变较前减轻，侧区和后区肺水肿较前减轻，但均未恢复至术前状态。

目的:总结在体劈离式儿童肝脏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5月至2021年3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实施的30例在体劈离式儿童肝脏移植的供体、受体资料。30例供体均为"中国一类"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供体，平均年龄42岁；脑死亡原因：颅脑外伤15例，脑出血13例，呼吸心跳骤停2例。在体劈离均将供肝分为左外叶(Ⅱ~Ⅲ段)和扩大的右三叶(Ⅰ段+Ⅳ~Ⅷ段)，均采用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手术效果及患儿随访情况。结果:随访至2021年9月(平均随访10.2个月)，30例在体劈离儿童肝移植受体无一例出现血管相关并发症(动脉栓塞、门静脉狭窄、流出道梗阻等)；出现腹腔出血1例，为肝脏断面出血，予手术探查止血；Roux-en-Y胆肠吻合口狭窄2例，予介入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行球囊扩张后好转。术后平均入住监护室时间为80 h，平均住院时间为22.8 d。移植物存活率96.6%(29/30)，1例术后出现移植物失功，行二次移植。结论:在体劈离儿童肝脏移植安全有效，可扩大供肝来源，缓解儿童肝脏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

目的:评价经皮穴位电刺激(TEAS)对亲体肝移植术患儿术后急性肺损伤(ALI)的影响。方法:择期行左外叶背驮式亲属活体肝移植术患儿60例，年龄4~24月，ASA分级Ⅱ或Ⅲ级，NYHA分级Ⅰ或Ⅱ级，Child-Pugh分级B或C级，性别不限。采用电脑随机数法将其分为2组( n＝30)：对照组(C组)和TEAS组(T组)。于麻醉诱导前30 min行TEAS，选择刺激穴位为双侧足三里、内关以及肺俞穴。刺激参数：选择疏密波，设置初始电刺激电流强度0.5 mA、频率2/15 Hz，逐渐增加电流强度至局部轻微肌颤，刺激持续刺激30 min，间歇30 min为1个循环，至术毕。术后每日相同时间行TEAS 30 min，至1周。C组选择刺激穴位旁开0.5 cm处贴表面附有惰性介质的电极片，连接针疗仪，但无有效电流输出。分别于切皮前(T 0)、门静脉阻断后30 min(T 1)、新肝开放后1 h(T 2)和术毕(T 3)时记录气道平台压、气道峰压和肺顺应性(Cdyn)，并计算气道峰压与平台压差(ΔP)。采集颈内静脉血2 ml，采用ELISA法检测血浆克拉拉细胞分泌蛋白16(CC16)、表面活性蛋白-D(SP-D)、高级糖基化终末产物可溶性受体(sRAGE)、TNF-α及IL-10浓度。各时点分别抽取桡动脉血样行血气分析，记录PaO 2和肺泡气-动脉血氧分压差(A-aDO 2)并计算氧合指数(OI)和呼吸指数(RI)。记录术后气管导管留置时间和ICU停留时间。术后48 h时行肺损伤超声评分，记录术后1周内ALI的发生情况。 结果:与T 0时比较，2组T 2，3时OI降低，RI升高，血浆IL-10浓度升高，T 1~3时血浆TNF-α、CC16、sRAGE和SP-D浓度升高( P<0.05)；与C组比较，T组T 2，3时OI升高，RI降低，血浆sRAGE浓度降低，IL-10浓度升高，T 1~3时血浆TNF-α、CC16和SP-D浓度降低，气管导管留置时间和ICU停留时间缩短，肺损伤超声评分降低( P<0.05)，ALI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TEAS可减轻亲体肝移植术患儿术后ALI。

目的:探讨成人活体供者肝右叶联合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的双供肝活体肝移植治疗肝细胞癌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10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1例行成人活体供者肝右叶联合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的双供肝活体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性肝细胞癌受者，年龄为46岁，体质量为66 kg，身高为171 cm，血型为A型Rh阳性。移植物1来自女性活体供者，年龄为23岁，体质量为50 kg，身高为150 cm，血型为A型Rh阳性。移植物2来自男性脑死亡捐献者，年龄为44岁，血型为A型Rh阳性。手术在3个手术间施行，2个手术间同时施行移植物1和移植物2的切取手术，第3个手术间施行受者肝脏游离，当移植物的体外拼接接近完成时，完整取出受者肝脏，并施行肝移植。观察指标：(1)活体供者及受者的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2)受者病肝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肝细胞癌复发监测、移植肝功能监测、免疫抑制剂监测调整、胆道血管并发症监测、排斥反应及药物不良反应等。受者需终生定期随访，最近一次随访时间为2019年12月4日。计数资料采用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结果:(1)活体供者及受者的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活体供者手术时间为315 min，术中出血量约200 mL，术中输入自体回收血量约200 mL，术后第6天出院，无并发症发生。受者顺利完成改良背驼式肝移植。移植物1取自活体供者不含肝中静脉的肝右叶，质量410 g。移植物2取自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质量400 g，拼接后的供者移植物质量与受者体质量比为1.2%。受者手术时间为815 min，无肝期时间为60 min，术中出血量约1 500 mL，术中输血量为1 800 mL。住院期间受者体温正常。术后第1天受者白细胞(WBC)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达到峰值(分别为17.15×10 9/L和91.7%)，后逐渐降低，采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抗感染，术后第7天WBC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均降至正常范围(分别为7.90×10 9/L和70.9%)，停用抗菌药物。住院期间，受者白蛋白(Alb)为31.0～41.4 g/L，受者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肝功能指标均逐渐下降至正常范围，肌酐和肾小球滤过率肾功能指标均在正常范围。术后第10天受者全身状况良好，康复出院。(2)受者病肝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①中分化肝细胞癌，肿瘤包膜欠完整，未侵及肝被膜，周围肝组织呈乙型病毒性肝炎后结节性肝硬化改变，肝门断端未见肿瘤累及；②慢性胆囊炎伴胆固醇沉积；③腹腔淋巴结1枚，呈反应性增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提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10%细胞为阳性)、乙型肝炎核心抗原阴性。(3)随访情况：受者2019年11月19日复查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2.92 μg/L、异常凝血酶原16 AU/L，结合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阴性结果提示肿瘤无复发。受者2019年12月3日复查肝功能：TBil 8.6 μmol/L，ALT 23 IU/L，AST 28 IU/L，Alb 44.0 g/L；他克莫司血药浓度4.2 μg/L，调整吗替麦考酚酯至250 mg 2次/d，其余治疗不变(他克莫司2 mg 1次/d，西罗莫司1 mg 1次/d)；无症状、体征及检查结果提示胆道血管并发症、排斥反应及药物不良反应等。 结论:成人活体供者肝右叶联合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的双供肝活体肝移植安全、有效，可以作为治疗超出米兰标准肝细胞癌患者的次优方案。

目的 分析近 5 年接受人工晶状体(IOL)置换术的原因及其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 2019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IOL置换术的患者的资料,包括患者基本信息、手术原因及间隔时间、手术前后的裸眼视力(UCVA)与最佳矫正视力(BCVA)以及术后并发症等.排除仅行IOL复位、背驮式IOL植入、取出IOL后未重新植入IOL的患者.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38例(47 眼),平均年龄(31.19±23.47)岁(4～80 岁),平均手术间隔时间为(8.4±7.0)年(13 d～28 年).手术原因包括:IOL移位或脱位16眼(34.0%),先天性白内障术后高度近视16眼(34.0%),IOL混浊5眼(10.6%),术后高散光 4 眼(8.5%),严重后发性白内障(PCO)和/或IOL损伤 3 眼(6.4%),多焦点IOL植入术后视觉质量不满意 1 眼(2.1%),IOL偏心 1 眼(2.1%),无法耐受色觉改变 1 眼(2.1%).术后高散光、多焦点IOL植入术后视觉质量不满意、IOL偏心、无法耐受色觉改变的手术间隔时间较短,均小于1 年,其余均为 5 年以上.IOL置换术临床效果良好,UCVA与BCVA均较术前显著提高.术前、术后的平均UCVA(logMAR)分别为1.32±0.65、0.66±0.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术前、术后的平均BCVA(logMAR)分别为0.72±0.70、0.44±0.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除 1 例患者IOL置换术后第 2 天出现IOL移位需重新固定外,余无并发症发生.结论 IOL移位或脱位以及先天性白内障术后高度近视是IOL置换术的主要原因.术后高散光、多焦点IOL植入术后视觉质量不满意、IOL偏心、无法耐受色觉改变的手术间隔时间较短,是早期IOL置换原因,而IOL移位或脱位、先天性白内障术后高度近视、IOL混浊以及严重PCO和/或IOL损伤是远期置换的原因.IOL置换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临床效果良好,并发症少.

目的 探讨肝移植术后患者血浆miRNA122水平预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发生的价值.方法 选取2015年1月至2022年12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ICU收治的经典背驮式肝移植术后患者60例,其中术后发生ARDS患者(术后并发症组)21例,未发生ARDS患者(手术对照组)39例,选取同期本院健康献血者40名为健康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两组患者肝移植术后第1、2、3天及健康对照组体检时血浆miRNA122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 术后第1、2、3天术后并发症组和手术对照组患者血浆miRNA122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术后第2、3天术后并发症组血浆miRNA122水平均高于手术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但术后第1天术后并发症组和手术对照组血浆miRNA122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血浆miRNA122水平在预测肝移植术后ARDS发生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可作为潜在的生物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