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构建含miR-155的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来源外泌体,探讨miR-155通过外泌体携带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增殖及成管能力的影响.方法 2023年1月至2023年4月于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收集人体正常早孕流产绒毛组织进行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原代培养,并提取、收集细胞上清中的外泌体;通过透射电镜、纳米粒子追踪分析(NTA)、Western-blot鉴定外泌体;通过药载技术构建含miR-155模拟物(Exo-miR-155 mimics)、抑制物(Exo-miR-155 inhibitor)以及对照物(Exo-NC)的外泌体;q-PCR检测外泌体中miR-155表达;将构建好的外泌体分别与HUVECs共孵育,荧光显微镜检测外泌体摄入情况;CCK-8、成管实验检测摄取外泌体后各组HUVECs细胞增殖、成管能力;q-PCR、Western-blot检测HUVECs中CYR61、VEGF表达水平.结果 分离培养的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能够显著表达CK-7;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培养液中提取的外泌体具有典型的形态、粒径并表达外泌体特征性蛋白CD9、CD63;载入外泌体中的miR-155表达与抑制效果显著;与摄取Exo-NC后的HUVECs相比,摄取Exo-miR-155 mimics后的HUVECs增殖与成管能力均下降;且细胞中CYR61 mRNA、VEGF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均降低.结论 miR-155可通过滋养层细胞来源外泌体的携带影响HUVECs增殖及成管能力,以及细胞中血管形成相关蛋白CYR61、VEGF的表达,进而与PE时胎盘功能建立异常和母体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相关.

目的:基于临床和MRI特征构建预测侵袭性胎盘植入和严重产后出血的列线图模型并验证.方法:对2019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因产前检查疑有胎盘前置或胎盘植入性疾病(PAS)而行MRI检查的236例孕晚期患者的临床和MRI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8︰2的比例将患者随机分入训练集(189例)或验证集(47例).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筛选临床和MRI特征,分别构建侵袭性胎盘植入和严重产后出血的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和诊断效能.结果:剖宫产史(OR=2.835,P=0.022)、胎盘局部膨隆(OR=3.526,P=0.044)、胎盘-子宫界面不连续(OR=7.97,P=0.006)、胎盘床异常血管(OR=4.16,P=0.013)和胎盘陷窝流空信号(OR=6.229,P=0.006)是预测侵袭性胎盘植入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上述征象构建预测模型并绘制其列线图,其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的AUC分别为0.955(95％CI:0.928～0.983)和0.866(95％CI:0.752～0.980).胎盘局部膨隆(OR=4.033,P=0.033)、胎盘床异常血管(OR=4.585,P=0.01)、胎盘内异常血管(OR=3.684,P=0.034)和胎盘陷窝流空信号(OR=8.154,P=0.002)是预测严重产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上述征象构建严重产后出血预的测模型并绘制其列线图,其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的AUC分别为0.945(95％CI:0.912～0.977)和0.899(95％CI:0.806～0.993).结论:基于临床和MRI特征构建的预测侵袭性胎盘植入和严重产后出血列线图预测模型对临床诊治能提供一定帮助.

目的:调查妊娠糖尿病产妇剖宫产术后大出血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回顾性选取2015年10月—2019年10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行剖宫产术的305例妊娠糖尿病产妇病例资料。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收集行剖宫产术的妊娠糖尿病产妇的一般资料。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妊娠糖尿病产妇剖宫产术后大出血的影响因素。结果:305例行剖宫产术的妊娠糖尿病患者中，有30例发生产后大出血，发生率为9.84%，出血量为（1 635.02±235.74）ml。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孕前BMI、瘢痕子宫、胎盘异常、凝血功能障碍、宫缩乏力是妊娠糖尿病产妇剖宫产术后大出血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妊娠糖尿病产妇剖宫产术后大出血的发生率较高，孕前BMI、瘢痕子宫、胎盘异常、凝血功能障碍、宫缩乏力是妊娠糖尿病产妇剖宫产术后大出血的影响因素。

子痫前期（preeclampsia，PE）是一种妊娠期特发性疾病，其发病机制可能涉及母体、胎盘、胎儿等多种因素。研究发现，妊娠期血糖及血脂的代谢异常可能与子痫前期发病关系密切。现就子痫前期糖脂代谢异常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更好地指导妊娠期相关方面的管理。

目的:分析新生儿脐动脉血气与Apgar评分的相关性，以及脐动脉血低BE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7年3月至2020年9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分娩的无先天性畸形的新生儿进行前瞻性研究，出生后行脐动脉血气分析，根据Apgar评分分为低Apgar评分组和正常Apgar评分组。根据脐动脉血BE分为BE<-12 mmol/L组和BE≥-12 mmol/L组。比较低Apgar评分组与正常Apgar评分组血气分析指标及pH、BE异常发生率，分析脐动脉血低BE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1 351例，低Apgar评分组208例，正常Apgar评分组1 143例；脐动脉血BE<-12 mmol/L组115例，BE≥-12 mmol/L组1 236例。低Apgar评分组pH及BE异常发生率高于正常Apgar评分组［50.0%（104/208）比13.8%（158/1 143），34.6%（72/208）比3.8%（43/1 143）］。脐动脉血pH、BE均与1 min Apgar评分正相关（ r=0.402、0.398， P<0.001）。羊水Ⅲ°污染（ OR=3.155，95% CI 1.972~5.025， P<0.001）、胎盘早剥（ OR=3.968，95% CI 1.992~7.874， P<0.001）是脐动脉血BE<-12 mmol/L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新生儿脐动脉血pH及BE均与1 min Apgar评分成正相关，羊水Ⅲ°污染、胎盘早剥是引起新生儿脐动脉血低BE的危险因素。

目的:基于胎盘植入患者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胎盘植入性疾病(PAS)的风险模型，以识别重型胎盘植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并于分娩过程中临床分型诊断或病理诊断的PAS患者121例。根据植入类型分为轻型组和重型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高危因素、超声征象的差异。基于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PAS的风险模型，预测围产期并发症。结果:经临床诊断和(或)胎盘病理诊断的PAS 130例，剔除临床资料不全或超声图像显示不规范9例，余121例纳入研究。121例患者中粘连型64例，植入型39例，穿透型18例。粘连型为轻型，植入型和穿透型统称为重型，其中轻型组64例，重型组57例。两组间前置胎盘、宫腔操作史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剖宫产次数、子宫肌层变薄、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子宫膀胱交界面桥接血管、胎盘隆起以及宫颈受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是重型PA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风险模型，并分别绘制各独立危险因素及风险模型ROC曲线，风险模型AUC为0.826，较其他独立危险因素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结论:在PAS高危患者的产前超声分型诊断中，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三者联合建立PAS风险模型，对于重型胎盘植入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分析西北地区10家医院5年间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的诊治状况的变化。方法:回顾性调查西北地区新生儿协作组中部分医院（陕西省6家、甘肃省3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家）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和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治的入院日龄≤3 d并诊断为RDS的早产儿。比较5年间患儿的基本情况、围产期情况、治疗情况、并发症及预后等方面的变化。采用 t检验、秩和检验或 χ2检验分析各组数据。 结果:（1）2016年及2021年符合纳入标准的RDS早产儿分别为322例和349例，胎龄30～33周 +6的早产儿仍是主要患病人群，男性居多［分别为64.3%（207/322）和57.3%（200/349）］。2021年母亲平均生育年龄明显高于2016年［（30.6±4.8）岁与（28.6±5.4）岁， t=24.02， P<0.001］，高龄产妇多于2016年［19.2%（67/349）与12.4%（40/322）， χ2=4.18， P<0.05］。（2）2021年与2016年相比，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率［11.7%（41/349）与1.9%（6/322）， χ2=25.12］、正规产前检查率［58.5%（204/349）与30.4%（98/322）， χ2=53.33］、产前糖皮质激素使用率［62.2%（217/349）与28.6%（92/322）， χ2=82.58］、剖宫产率［73.6%（257/349）与51.6%（166/322）， χ2=35.06］、选择性剖宫产率［24.1%（84/349）与6.5%（21/322）， χ2=39.07］和瘢痕子宫妊娠率［7.4%（26/349）与3.4%（11/322）， χ2=5.23］均较高（ P值均<0.05）；胎儿窘迫［30.1%（105/349）与20.2%（65/322）， χ2=8.68］、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4.6%（86/349）与13.0%（42/322）， χ2=14.59］、胎膜早破［16.0%（56/349）与10.2%（33/322）， χ2=4.89］、羊水胎粪污染［12.6%（44/349）与5.6%（18/322）， χ2=9.83］、胎盘早剥［10.3%（36/349）与5.3%（17/322）， χ2=5.84］、妊娠期糖尿病［10.3%（36/349）与1.6%（5/322）， χ2=22.41］、绒毛膜羊膜炎［4.6%（16/349）与0.9%（3/322）， χ2=8.12］、甲状腺功能异常［4.3%（15/349）与0.6%（2/322）， χ2=7.88］和心脏病［4.3%（15/349）与0.3%（1/322）， χ2=9.17］的比例均较高（ P值均<0.05）。（3）治疗情况：2021年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应用率、猪PS应用剂量和牛PS的应用比例均高于2016年［（73.6%（257/349）与67.1%（216/322）， χ2=11.62；（178.5±38.0）mg/kg与（165.2±42.8）mg/kg， t=7.85；47.9%（123/257）与19.4%（42/216）， χ2=41.72； P值均<0.01］。2021年与2016年气管插管-注入PS-拔管后正压通气使用率、早期（生后2 h内）应用PS及PS治疗前后的血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21年与2016年相比较，抗生素应用时间［7.0 d（5.0～14.0 d）与5.0 d（1.0～8.0 d）， Z=7.55］、辅助通气时间［144 h（81～264 h）与73 h（47～134 h）， Z=8.20］和住院时间［24 d（14～42 d）与16 d（10～25 d）， Z=6.74］明显增加（ P值均<0.01），经鼻间歇正压通气［29.6%（100/338）与1.0%（3/306）， χ2=97.81］和常频通气的使用率［42.6%（144/338）与30.1%（92/306）， χ2=10.87］明显升高（ P值均<0.01）。（4）2021年与2016年相比较，动脉导管未闭［15.5%（54/349）与6.2%（20/322）， χ2=63.40］、支气管肺发育不良［9.2%（32/349）与2.8%（9/322）， χ2=12.88］、持续性肺动脉高压［5.4%（19/349）与0.6%（2/322）， χ2=12.85］、脑室周围白质软化［4.3%（15/349）与1.2%（4/322）， χ2=7.52］和气胸［3.4%（12/349）与0.3%（1/322）， χ2=9.68］的比例升高（ P值均<0.05），院内感染比例明显下降［7.4%（26/349）与19.6%（63/322）， χ2=21.37， P<0.001］。（5）2021年早产儿RDS治愈率高于2016年［70.8%（247/349）与56.2%（181/322）， χ2=15.37， P<0.001］，放弃率［7.7%（27/349）与14.3%（46/322）， χ2=7.41］和病死率［院内：1.4%（5/349）与5.6%（18/322）， χ2=8.74；院外：8.3%（29/349）与13.7%（44/322）， χ2=4.96］低于2016年（ P值均<0.05）。 结论:这一期间参与研究单位的早产儿RDS的临床救治技术水平提高了，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胎盘植入性疾病(PAS)是滋养细胞异常侵袭的一种妊娠并发症。近年来PAS发病率不断增高，常造成严重不良结局，产前预测对于PAS患者安全分娩意义重大。剖宫产和前置胎盘是PAS最常见的高危因素。多普勒超声是首选预测诊断PAS的影像学检查方法。MRI作为预测PAS的补充手段，近年来应用也不断增多。同时在母体血清中检测到的生物标志物也可预测妊娠期间的PAS。病史、影像学检查和生物标志物对PAS的预测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

目的:分析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临床特点及其转归，为重症产科亚专业建设提供临床经验。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总结孕产妇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主要原因、孕产妇死亡原因、器官支持措施等。结果:研究期间，本院产科共收治39 567例孕产妇，转入ICU 360例，平均ICU转入率0.91%；2016年起，产科收治人数、转入ICU人数及ICU转入率均明显增加。ICU收治孕产妇平均年龄（30.9±5.7）岁，平均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为7（4，10）分，平均ICU住院时间为1（1，2）d；平均呼吸机使用时间为9.0（3.0，17.5）h。ICU孕产妇最主要的分娩方式为剖宫产（占84.72%）；48例（占13.33%）行子宫切除，其中42例（占87.5%）因产后出血行子宫切除。孕产妇转入ICU的前3位病因为产后大出血〔36.94%（133/360）〕、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1.67%（78/360）〕、妊娠合并心脏病〔15.00%（54/360）〕。因产后大出血转入ICU的产妇的首位出血原因为胎盘异常〔63.98%（103/161）〕，其次为宫缩乏力〔28.57%（46/161）〕；产后24 h平均失血量为（4 019±2 327）mL，因产后大出血而切除子宫的产妇逐年减少。研究期间共有2例产妇死亡，为间接产科死亡；3例自动转出（预计死亡），其中1例为间接产科死亡，2例为直接产科死亡；ICU孕产妇病死率为1.39%（5/360）。结论:孕产妇转入ICU的主要原因为产后大出血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大出血的首要原因为胎盘因素；间接产科死亡超过直接产科死亡，主要是妊娠合并心脏病及重症肺炎导致的死亡；ICU已成为救治危重孕产妇的重要阵地以及降低孕产妇病死率的重要保障。

目的:探讨限制性胎盘嵌合(confined placental mosaicism, CPM)对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以及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应用低深度全基因组测序(copy number variation sequencing, CNV-seq)和单核苷酸多态性微阵列技术(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rray，SNP-array)对8例NIPT假阳性病例进行胎盘多个位置的遗传学检测，结合临床资料分析CPM对NIPT以及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在8例NIPT假阳性病例中，5例为CPM，分别为9号三体、13三体、21三体、22三体以及X三体CPM；胎盘不同区域的染色体异常比例差异明显(4%～80%)。5例CPM中，2例表现为胎儿生长受限(fetal growth restriction, FGR)合并其他超声异常，1例表现为孤立性FGR，其余2例生长发育正常。结论:CPM是NIPT假阳性的重要原因，NIPT对CPM有较高的敏感性；CPM可能与FGR相关。重视CPM对于NIPT检测前后的遗传咨询以及妊娠管理有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