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58岁女性乳腺癌患者行单侧乳腺改良根治术后给予环磷酰胺+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方案化疗2次，化疗前均给予地塞米松注射液5 mg预处理，每次化疗后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黏膜溃疡，双手、双足红肿，症状呈加重趋势，但几天后均自行好转。第3次化疗后患者双手、双足红肿伴水疱渗液，体温升高，最高达40.0 ℃，背部出现大片红斑，腋下红斑伴糜烂渗出，口腔黏膜溃疡。考虑患者手足综合征的可能性大，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头孢西丁钠、奥美拉唑等药物治疗，呋喃西林溶液湿敷患处及保持皮肤湿润等外部皮肤护理措施。治疗15 d后患者手足症状好转。后期停用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改用多西他赛治疗，手足症状未再出现。

目的:探究两种核心体温监测法在体外循环手术温度监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高州市人民医院行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患者83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温度监测部位的不同分为A组42例和B组41例。A组对膀胱温、直肠进行监测，B组则对膀胱温、腋温进行监测。观察两组患者术后体温异常发生情况，并对体温异常者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结果:术后，A组发生体温异常者32例，B组发生体温异常者30例，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A组高温、低温者经降温、复温后其膀胱温与直肠温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B组高温、低温者经降温、复温后其腋温与膀胱温比较，具有显著差异( P<0.05)。 结论:膀胱温对体外循环术后患者的体温监测更加准确，且对患者术后进行相应的护理可防止体温出现大幅度变化。

目的:总结儿童肺放线菌病的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诊治方法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2019年12月收治的1例肺放线菌病患儿的临床资料。以“儿童”或“小儿”和“肺放线菌病”为关键词在万方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维普数据库，以“pulmonary”或“thoracic”和“actinomycosis”和“pediatric”或“children”或“child”为关键词在PubMed数据库检索1975年1月至2020年1月相关文献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儿　男，12岁6月龄，因“咳嗽伴胸痛20 d余”收入院，病初3 d有发热，外院胸部CT示“右肺中叶炎性病变，不除外空洞形成”，2次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示“右中叶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且1次灌洗液示结核杆菌DNA阳性，但结核菌素试验及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均阴性。入院后患儿有咳嗽伴胸痛，体温正常，再次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灌洗液送检病原微生物宏基因测序，检测出放线菌属（检出序列数222），格雷文尼放线菌（检出序列数185）。入院后予头孢哌酮舒巴坦针静脉滴注抗感染2周，出院后口服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6周，随访至2020年4月患儿无临床症状，且胸部影像学提示病变已明显吸收好转。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外文文献8篇，未检索到中文文献，共报道62例肺放线菌病患儿，文献报道最小年龄为27月龄。该病临床特征无特异性，主要表现为胸壁肿物（8例）、咳嗽（23例）、疼痛（胸部、背部、肩部、腋窝）（24例）、发热（25例）、体重下降（26例）等。结论:儿童肺放线菌病的临床特征及影像学表现均不典型，临床上极易误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病原微生物宏基因测序有助于确诊，经抗菌药物治疗预后良好。

患者女，25岁，因手足、腋下和腹股沟红斑水疱伴疼痛反复1个月就诊。7年前患者因腋臭双腋下曾行小切口汗腺切除术。1个月前因颈部滑膜肉瘤（ⅡB期）术后行多柔比星脂质体化疗，3次化疗期间，出现手足、腋下和腹股沟红斑水疱伴疼痛，皮损逐次加重。皮肤科检查：双手掌、足跖及腋下、腹股沟等间擦部位可见大片水肿性红斑，边界较清楚，上有粟粒至黄豆大小水疱，可见糜烂；皮疹处皮温高，触痛明显，尼氏征阳性；双腋下行小切口腋臭手术的部位无皮损，无疼痛。腋下皮损组织病理检查：基底层下水疱形成及部分汗腺坏死。诊断：多柔比星脂质体相关间擦疹型手足综合征。根据该病例合并腋臭手术史，手术部位皮肤正常，推测该病发病机制可能为药物经汗腺排泄到皮肤后诱发的皮肤毒性反应。

目的:探讨近红外光谱（NIRS）脑氧饱和度监测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脑卒中的相关性，为术中NIRS监测提供证据。方法:纳入2018—2020年在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接受急诊手术治疗及经右腋动脉选择性单侧脑灌注的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的患者193例。NIRS用于术中脑灌注的监测，记录基础值和深低温停循环期间的最低值。根据术后有无卒中发生分为无卒中组（ n=178，92.2%）和卒中组（ n=15，7.8%）。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术前、术中和术后临床差异，并分析最低NIRS值和NIRS变化值［（基础-最低）/基础］与术后卒中发生的关系。 结果:与无卒中组相比，卒中组术前合并心房颤动（6.7%比0.6%， P=0.026）和低血压（26.7%比9.0%， P=0.031）发生比例更高。两组患者手术方式无差异，但卒中组手术中体外循环时间长于无卒中组［（256.1±84.8）h比（217.8±58.4）h， P=0.020］。卒中组术后机械通气时间［（139.3±172.8）h比（35.6±45.6）h， P<0.001］，气管切开（20.0%比1.1%， P<0.001）、急性肾损伤（73.3%比30.3%， P=0.001）和连续性肾替代治疗比例（46.7%比11.8%， P<0.001），以及死亡率（20.0%比5.1%， P=0.022）均高于非卒中组。两组患者术中左侧和右侧基础NIRS、深低温停循环期间最低NIRS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卒中组右侧NIRS变化值大于无卒中组（15.2%±15.7%比9.2%±7.0%， P=0.006）。 结论:NIRS用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术中深低温停循环期间的脑氧饱和度监测对控制脑氧供需平衡具有指导价值，相较于最低NIRS值，NIRS变化值与术后卒中更具有相关性。

目的:评价国产A+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对2岁以下婴幼儿的免疫原性。方法:将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河南省泌阳县1 932名2岁以内未接种过流脑疫苗且腋下体温≤37.0 ℃健康婴幼儿纳为对象。将3月龄组和 6~11月龄组对象按1∶1比例分配至试验组和对照组，将12~23月龄组对象按1∶1∶1比例分配至1剂次组、2剂次组和对照组，每组含276名对象。试验组对象肌内注射待评价冻干剂型A+C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对照组对象肌内注射市售冻干剂型A+C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接种前和最后一剂次接种30 d后采集对象静脉血，测定并比较各组抗体阳转情况。结果:免疫原性研究完成率为95.2%（1 839/1 932）。接种前，3月龄和6~11月龄对象试验组和对照组A群和C群抗体GMT和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23月龄对象1剂次组A群抗体GMT和阳性率高于对照组（均 P<0.05），2剂次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接种后，试验组和对照组A、C群抗体阳转率率差（95% CI）在3月龄对象分别为-0.12%（-6.01%~5.77%）和0.82%（-4.23%~5.86%）；在6~11月龄对象分别为6.75%（1.71%~11.79%）和-4.32%（-8.73%~0.08%）；在12~23月龄对象分别为1.02%（-3.80%~5.83%）和-4.40%（-7.79%~-1.01%）（2剂次组），-7.22（-12.90~-1.54）和-18.61（-23.75~-13.46）（1剂次组）；A群和C群抗体几何平均滴度在3月龄对象试验组分别为48.50和63.12，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43.02和57.99）（均 P<0.05），在6~11月龄和12~23月龄对象分别为84.09和92.51（2剂次组），均高于各自对照组（分别为43.10和61.83）（均 P<0.001）。 结论:A+C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在2岁以下婴幼儿中具有较好的免疫原性。

乳腺原发性获得性渐进性淋巴管瘤（acquired progressive lymphangioma，APL）是一种罕见的良性肿瘤。本文报道1例原发于乳腺的APL，广泛累及单侧乳腺区至腋下皮肤；形态学上，肿瘤主要由相互吻合的不规则或分支状的薄壁淋巴管组成，形成大小不一、形态不规则的腔隙结构，腔隙内衬形态温和的单层扁平细胞，腔内淋巴细胞积聚；间质有少量稀疏纤维组织及淋巴细胞成分。免疫组织化学：淋巴管样内皮细胞D2-40、CD31阳性，管壁及间质细胞结蛋白阳性，淋巴管周围纤维组织Masson染色阳性。病变呈良性进程，局部缓慢持续性进展，病理诊断需与分化好的血管肉瘤相鉴别。

患者女，59岁，因腰痛于外院发现胸、腰椎骨质破坏。2021年10月就诊本院，诉腰痛，无胸闷、午后潮热、盗汗等其他不适，精神、食欲及睡眠尚可，大小便正常，体质量无明显变化。既往史：慢性肾功能不全5期，尿毒症并规律维持性血液透析4年余；有肾性高血压，血压正常稳定；否认有传染病史、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病史、手术、外伤史等。入院体格检查：体温36.9 ℃，脉搏91次/min，呼吸20次/min，血压118/75 mmHg(1 mmHg＝0.133 kPa)。实验室检查(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范围)：尿素24.9(2.6~7.5) mmol/L，肌酐818(41~73) μmol/L，糖类抗原125 37.92(0~35.00)×10 3 U/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3.00(3.10~6.80) pmol/L，游离甲状腺素13.44(12.00~22.00) pmol/L，促甲状腺激素5.24(0.27~4.20) mU/L，甲状腺球蛋白56.57(1.40~78.00) μg/L，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5.00(0~34.00)×10 3 U/L，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13.31(<115.00)×10 3 U/L，降钙素3.65(≤9.81) ng/L，全段甲状旁腺激素409.1(14.9~56.9) ng/L，其他肿瘤标志物、生化指标未见明显异常。颈胸腹盆增强CT示左侧甲状腺内见数个最大径在7 mm内的稍低密度影结节影，边缘尚清，增强扫描呈均匀强化；双侧腋窝多发淋巴结显示伴部分肿大；第3胸椎、左侧第9后肋可见骨质破坏。甲状腺彩色多普勒超声示多发实性、混合性结节，最大25 mm×8 mm。

女，31岁。生后3个月时全身皮肤开始出现粗糙干燥，尤以四肢及腰背部为甚。7岁时双下肢伸侧面、腰背部皮肤干燥加重，并出现鱼鳞样脱屑伴轻微瘙痒，寒冷干燥季节时鳞屑增多、干燥瘙痒症状加重，温暖湿润季节则相反。随着年龄增长，症状逐渐加重。至青春期时，先证者四肢及整个躯干表现为弥漫性的干燥粗糙及大量的鱼鳞样脱屑，皮疹尤以双下肢及背部明显；双上臂外侧出现少量的棕红色丘疹。体格检查：精神尚可，智力正常，系统回顾未见明显异常。皮肤科查体：全身皮肤粗糙干燥明显，躯干、四肢可见大量棕褐色的鳞屑附着，鳞屑呈菱形或多角形，中央紧贴于皮肤，边缘翘起，形如"鱼鳞"或"蛇皮"样外观，腋窝、肘窝、腘窝、腹股沟等皱褶部位未见受累；双上臂外侧可见散在分布的棕红色毛囊角化性丘疹(图1)。

目的:建立硬膜外分娩镇痛产妇绒毛膜羊膜炎相关产时发热的预测模型。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择四川省妇幼保健院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接受硬膜外分娩镇痛期间发生发热(腋温≥38 ℃)的产妇纳入建模组，选择四川省妇幼保健院2023年1月至10月接受硬膜外分娩镇痛期间发生发热的产妇纳入为验证组。建模组根据胎盘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分为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分期≥Ⅱ期组(HCA≥Ⅱ期组)和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分期<Ⅱ期(HCA<Ⅱ期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产妇绒毛膜羊膜炎相关产时发热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基于此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验证模型的区分度，通过校准曲线验证模型的一致性，通过决策曲线确定模型的临床有效性；采用验证组数据进一步评估模型。结果:最终建模组纳入产妇308例，验证组99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孕周、羊水粪染、C反应蛋白浓度和最高体温是硬膜外分娩镇痛产妇绒毛膜羊膜炎相关产时发热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基于此建立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建模组和验证组曲线下面积(95%置信区间)分别为0.844(0.744～0.944)、0.812(0.674～0.950)。校准曲线显示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诊断概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决策曲线显示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的阈值概率分别为10%～98%和10%～78%。 结论:基于孕周、CRP浓度、羊水粪染和最高体温成功建立了硬膜外分娩镇痛产妇绒毛膜羊膜炎相关产时发热的列线图预测模型，该模型有良好的预测性能及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