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脓毒症对血脑屏障通透性的影响。方法: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建立脓毒症大鼠模型。根据干预时间随机（随机数字法）分组：假手术组、脓毒症1 d组、脓毒症4 d组、脓毒症7 d组。采用荧光素钠检测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变化；采用Western blot和免疫荧光方法检测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变化。结果:和假手术组大鼠相比较，脓毒症组的大鼠呼吸急促，精神萎靡、反应迟钝，活动量少、进食饮水少，腹胀明显，排稀便。腹腔解剖可见肠系膜黏连，近端肠管扩张，盲肠结扎部位颜色暗红且表面有脓液渗出，整个腹腔可见血性渗出液。和假手术组大鼠相比较，脓毒症组的大鼠体质量下降，随着脓毒症的病程发展，大鼠体质量持续降低，脓毒症7 d组的大鼠体质量最低，且明显低于脓毒症4 d（ P < 0.05）、脓毒症1 d（ P < 0.05）以及假手术组（ P < 0.05）的大鼠。和假手术组大鼠相比较，盲肠结扎穿孔1 d后大鼠脑组织中的荧光素钠的渗漏显著增加（ P < 0.05）。随着脓毒症的病程发展，荧光素钠渗漏含量持续增加。脓毒症7 d的大鼠脑组织中的荧光素钠含量最高，并且明显高于脓毒症4 d、脓毒症1 d以及假手术组的大鼠（均 P < 0.05）。和假手术组大鼠相比较，盲肠结扎穿孔1 d后大鼠脑组织的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5、Occludin和ZO-1的蛋白表达量明显降低（均 P < 0.05）。随着脓毒症的病程发展，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量持续降低。脓毒症7 d的大鼠脑组织中的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5、Occludin、ZO-1的表达量最低，并且明显低于脓毒症4 d、脓毒症1 d以及假手术组的大鼠（均 P < 0.05）。 结论:脓毒症可诱导大鼠的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并且脓毒症持续的时间越久，血脑屏障的通透性越高。

目的:调查中国急诊腹部手术（EAS）后发生手术部位感染（SSI）的情况，进一步探讨其风险因素，为EAS后防控SSI的出现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的方法。对国家SSI监测网2018—2021年期间前瞻性录入接受EAS的患者信息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随访至术后30 d。分析数据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数据包括术前血红蛋白和白蛋白及血糖水平、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分、手术切口等级、是否肠道准备及其方式、是否备皮、手术部位、手术方式以及手术时间等资料。主要结局指标为EAS术后30 d内SSI的发生情况，包括SSI发生率、感染类型［浅部切口感染、深部切口感染和器官（腔隙）感染］以及分泌物及脓液培养结果；次要结局指标为术后30 d内病死率、术后重症监护室（ICU）入住率和入住时间、术后总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依据是否发生感染，将患者分为SSI组和非SSI组，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EAS后SSI发生的风险因素。结果:共纳入5 491例接受EAS的患者，其中男性3 169例，女性2 322例。168例（3.1%）EAS术后发生SSI（SSI组），非SSI组患者5 323例。SSI组中，浅部切口感染69例（41.1%），深部切口感染51例（30.4%），器官（腔隙）感染48例（28.6%）；分泌物及脓液培养结果阳性者115例（68.5%），其中大肠埃希菌检出率最高为40.9%（47/115）。SSI组与非SSI组比较，性别及体质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SSI组年龄≥60岁者的比例［49.4%（83/168）比27.5%（1 464/5 323），χ 2=38.604， P<0.001］、伴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的比例［11.9%（20/168）比4.8%（258/5 323），χ 2=16.878， P<0.001；25.6%（43/168）比12.2%（649/5 323），χ 2=26.562， P<0.001］以及术前血红蛋白<110 g/L者［27.4%（46/168）比13.1%（697/5 323），χ 2=28.411， P<0.001］和白蛋白<30 g/L者［24.4%（41/168）比5.9%（316/5 323），χ 2=91.352， P<0.001］比例均偏高；术前备皮占比偏低［66.7%（112/168）比75.9%（4 039/5 323），χ 2=7.491， P=0.006］；术前ASA评分1~2分者比例同样偏低［56.0%（94/168）比88.7%（4 724/5 323），χ 2=162.869， P<0.001］；手术污染和感染切口的比例高［63.1%（106/168）比38.6%（2 056/5 323），χ 2=40.854， P<0.001］；SSI组与非SSI组手术部位比较，小肠29.8%（50/168）比10.6%（565/5 323），结直肠26.2%（44/168）比5.6%（298/ 5 323），阑尾24.4%（41/168）比65.1%（3 465/5 3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67.897， P<0.001）；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比例明显低于非SSI组［24.4%（41/168）比74.2%（3 949/5 323），χ 2=203.199， P<0.001］；手术持续时间<2 h患者的比例较低［35.7%（60/168）比77.4%（4 119/5 323），χ 2=155.487， P<0.001］。而在临床结局上，与非SSI组比较，SSI组术后30 d病死率更高［3.0%（5/168）比0.2%（10/5 323），χ 2=36.807， P<0.001］，术后ICU入住率也高［41.7%（70/168）比19.7%（1 046/5 323），χ 2=48.748， P<0.001］，ICU中位住院时间［0（2）d比0（0）d， U=328 597， P<0.001］、术后中位总住院时间［16（13）d比6（5）d， U=128 146.000， P<0.001］和中位住院费用［4.7（4.4）万元比1.7（1.8）万元， U=175 965.000 ，P<0.001］均显著增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未备皮（OR=2.435，95%CI：1.690~3.508， P<0.001）、术前白蛋白<30 g/L（OR=1.680，95%CI：1.081~2.610， P=0.021）、污染或感染切口（OR=3.031，95%CI：2.151~4.271， P<0.001）和开腹手术（OR=3.436，95%CI：2.123~5.564， P<0.001）是发生SSI的独立危险因素；手术持续时间<2 h（OR=0.465，95%CI：0.312~0.695， P<0.001）及ASA评分1~2分（OR=0.416，95%CI：0.289~0.601， P<0.001）是SSI的独立保护因素。 结论:针对接受EAS的患者，在围手术期应重点关注患者的营养状态，做好术前皮肤准备，尽量选择腹腔镜或机器人辅助的手术方式，在保证手术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对于切口污染或感染严重的患者应加强护理。

患者男，34岁，因“上腹部疼痛2月余”入院。入院前2月余饱餐后出现中上腹钝痛，疼痛呈进行性加重，无恶心、呕吐、呕血、腹胀、皮肤瘙痒等不适。外院CT示肝门部囊状病变伴肝内胆管扩张，胆囊结石。肝功能：总胆红素109.0 μmol/L，碱性磷酸酶380.0 U/L。予以保肝治疗后症状无明显缓解。2个月后复查上腹部CT及MRI均提示：胆囊癌累及邻近肝实质可能。复查肝功能：总胆红素19.8 μmol/L，碱性磷酸酶279.0 U/L。患者为寻求进一步治疗入我院。入院后上腹部增强CT：胆囊壁增厚，肝门区胆管壁增厚，考虑恶性，伴临近肝实质累及，肝内胆管扩张，肝门区淋巴结转移；胆囊结石。PET-CT示：胆囊壁不均性增厚，高代谢改变，考虑胆囊癌，并肝门区转移灶（胆管受累可能），侵及邻近肝脏及结肠，肝门区淋巴结转移（图1）。肝功能：总胆红素8.9 μmol/L，谷氨酰转移酶205.0 U/L，余正常。肿瘤指标正常。查体无殊。初步诊断为：胆囊占位性病变，胆囊结石。多学科讨论认为：行保肝等治疗后患者黄疸及肝功能好转，肿瘤标志物未见明显异常，临床表现与恶性肿瘤不符，但患者影像学表现提示胆囊癌并发胆管癌可能性大，PET-CT提示胆囊癌，并肝门区转移灶（胆管受累可能），侵及邻近肝脏及结肠，肝门区淋巴结转移。患者为年轻男性，建议行超声引导下穿刺或腹腔镜下活检明确病理，根据病理结果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如为恶性，建议行新辅助化疗后行手术切除。遂行超声引导下病理穿刺，因肝门区界限不清，穿刺损伤胆管风险较大，中止操作。完善术前检查后行腹腔镜探查术，腔镜下见胆囊大小约8 cm×6 cm×4 cm，胆囊三角欠清晰，与邻近组织粘连致密，肝十二指肠韧带与大网膜粘连致密。行开腹探查术，取上腹部正中切口，经解剖后，见胆囊三角粘连致密，解剖肝十二指肠韧带，见肝4b段直径3 cm大小脓肿，打开脓肿吸出大量脓液，冲洗脓腔，探查脓腔与胆道不相通，决定对肝脓肿仅行切开引流。游离胆囊底体部至胆囊管，缝扎胆囊管开口，切除胆囊。胆囊床电凝止血。取出标本，见胆囊内结石数枚。术中冰冻病理：黄色肉芽肿胆囊炎。术后病理：黄色肉芽肿胆囊炎。术后恢复可，终至出院。

目的:探讨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后补片感染的外科治疗策略。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3月至2018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收治的88例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后补片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男85例，女3例；平均年龄为58岁，年龄范围为14～84岁。患者均行清创手术。观察指标：(1)手术及术后情况。(2)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伤口愈合情况，术后疝复发，术后疼痛及再感染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7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手术及术后情况：88例患者均顺利施行清创手术。88例患者中，71例行清创手术前先行腹腔镜探查，17例直接行开放清创手术。71例行腹腔镜探查患者中，63例经探查腹腔，分离肠管、网膜粘连后，未见肠管、膀胱等组织明显受感染累及，腹膜完整，遂中转行开放清创手术；4例经探查证实为小肠瘘，分离粘连后中转行开放清创手术，并行小肠部分切除吻合术；3例经探查证实为网塞感染，经腹腔镜切开腹膜自后入路取出感染网塞；1例经探查证实为膀胱瘘，经腹腔镜清除感染补片后行膀胱缝合修补术。88例患者中，82例为补片感染，其中31例完整清除补片，51例清除补片感染部分，术中发现合并线结感染28例，予以清除；6例仅为浅表感染，予以切除窦道等感染组织。84例行开放清创手术患者中，65例伤口放置引流管后行一期缝合；19例伤口敞开，视术后换药情况，13例放置负压封闭引流装置行持续引流，6例行换药治疗。88例患者手术时间为60 min(15～175 min)，术中出血量为14 mL(2～200 mL)，术后住院时间为22 d(1～101 d)，术后均顺利拔管。88例患者术后切口愈合情况包括甲级愈合56例，乙级愈合15例，丙级愈合17例。88例患者中，71例术中留取脓液及缝线线结行细菌培养检查，其中结果阴性27例，金黄色葡萄球菌32例，溶血葡萄球菌5例，铜绿假单胞菌5例，屎肠球菌5例，人葡萄球菌亚种4例，奇异变形菌3例，黏质沙雷菌2例，无乳链球菌2例，大肠埃希菌2例，木糖氧化无色杆菌亚种1例，部分患者合并≥2种细菌感染。(2)随访情况：88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14～7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2个月。88例患者中，术后腹股沟疝复发5例，其中3例行经腹腔腹膜前腹股沟疝修补术，1例行开放腹膜前修补术，1例行经腹腔部分腹膜外疝修补术。1例患者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为2～4分，未予特殊处理。17例患者术后再次感染，3例经换药后伤口愈合，14例再次行清创手术完整清除感染组织后伤口愈合，其中合并残余补片感染7例，合并残余线结感染2例。结论: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后补片感染处理情况复杂，手术清除感染补片是有效治疗手段。

胰腺切除术难度高、并发症多，其中胰瘘是胰腺切除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若胰瘘引流不畅，腐蚀胰腺周围组织形成脓液，易继发腹腔感染。胰瘘合并腹腔感染可能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严重者常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感染性休克而死亡。至今，胰瘘合并腹腔感染的治疗方案尚无定论。本文综述了胰瘘合并腹腔感染的相关研究，分析胰瘘合并腹腔感染诊断标准及常见致病菌，讨论其外科干预指征和系统治疗方案，旨在为胰瘘合并腹腔感染的治疗提供参考。

本文报道1例既往骨盆骨折患者，拔除尿管后排尿困难呈进行性加重，留置尿管失败，行超声引导下耻骨上膀胱穿刺造瘘术，术后出现持续性腹痛、腹胀，伴恶心、呕吐，腹腔穿刺抽出浑浊灰黄色稀薄脓液，考虑腹膜炎。急诊手术探查见造瘘管经腹腔入膀胱，全腹腔黄色稀薄脓液。术中血压进行性下降、心率快、少尿、皮温低，考虑腹膜炎引起的感染性休克，经抗感染、升压、液体复苏等对症治疗，感染症状完全控制，恢复可。在临床工作中往往关注腹腔脏器损伤，对腹膜损伤的认识还不充分。术后发生的腹膜炎常被归咎于腹腔脏器的损伤，而很少考虑由单纯腹膜损伤导致的可能。因此，需要加强对腹膜损伤的认识和关注，及早诊断和治疗，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探讨运用内镜逆行阑尾炎治疗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appendicitis therapy，ERAT）治疗儿童急性阑尾炎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19年9月至2021年5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并行ERAT治疗的64例患儿的相关资料。其中，男47例，女17例；年龄为（8.7±2.6）岁；从发病到入院就诊时间为（3.6±1.5) d，范围为1~7 d。阑尾炎并粪石12例，阑尾周围脓肿2例，阑尾炎合并异物2例；非复杂性阑尾炎62例，复杂性阑尾炎2例。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占96.9%（62/64），其中右下腹固定点压痛33例，上腹部或脐周痛26例，转移性腹痛3例；恶心、呕吐占31.3%（20/64），发热占10.9%（7/64），腹泻占9.4%（6/64）。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胞升高占59.4%（38/64）。腹部B型超声检查结果提示阑尾腔增宽占45.3%（29/64），阑尾粪石占18.8%（12/64），阑尾周围脓肿占3.1%（2/64），阑尾未见明显异常占32.8%（21/64）。14.1%（9/64）的患儿行腹部CT检查，结果提示阑尾炎8例，合并阑尾粪石5例，阑尾未见异常1例。通过超声引导和X线引导下运用ERAT进行阑尾腔冲洗、扩张及阑尾粪石取出。观察患儿术中出血和穿孔等情况，记录内镜操作时长、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术后住院天数等，并观察术后并发症及随访情况。结果:所有患儿接受ERAT治疗，其中超声引导下ERAT占89.1% （57/64），X线引导下ERAT占10.9% （7/64）。经EART确诊急性阑尾炎62例，与临床诊断的符合率为96.9%（62/64）。62例阑尾腔插管成功，插管成功率为96.9%（62/64），插管失败的2例为非复杂性阑尾炎。内镜下观察43例阑尾口未见明显充血水肿，10例阑尾口轻微充血水肿，11例阑尾口明显充血、水肿。55例在ERAT治疗前和（或）后进行抗感染治疗，抗生素使用率为85.9%（55/64）。62例插管成功进行后续治疗的患儿中，阑尾腔冲洗物以絮状物及粪渣最常见，伴或不伴脓液，占62.9%（39/62）；3.2%（2/62）冲洗出果皮状异物或食物残渣；14.5%（9/62）冲洗出粪石。取石失败3例，失败原因为粪石位于阑尾腔末端无法取出。置入阑尾支架引流4例，2例在置管2~3 d后自行脱落，2例在置入第五天用结肠镜取出。插管成功患儿ERAT操作时间为（63.5 ± 36.7) min。13例进行了阑尾腔积液涂片检查，结果提示均有不同程度的白细胞或脓细胞分布。59例术后临床症状缓解出院，3例无明显缓解，转外科进一步行手术治疗；患儿住院时间为（6.2±2.4 ）d ，ERAT治疗的总有效率为95.2%（59/62）。ERAT治疗相关并发症主要为出血7.8%（5/64）、穿孔1.6%（1/64）和腹腔脓肿扩散1.6%（1/64），无死亡病例。结论:运用ERAT治疗儿童急性非复杂性阑尾炎安全、有效、创伤小，降低了阑尾阴性切除率。

保胆取石术可能会导致胆囊结石无法完全摘除或复发，一直存在争议。本例患者因胆囊结石、胆囊炎于腹腔镜下行保胆取石术，术后出现反复发热，影像学检查示肝脓肿，脓液培养提示为大肠埃希菌，经抗感染治疗后体温降至正常，但病灶未见缩小，可能原因是保胆取石术后胆囊结石逆行至肝脏导致肝脓肿迁延不愈，经特殊肝段切除+胆囊切除术+肝脓肿切开引流术后继续抗感染治疗，最终病灶吸收。

患者男，41岁，因“中上腹疼痛1 d余”急诊入院。既往有胃溃疡病史，未正规治疗。查体：脉搏120次/min，呼吸36次/min，血压100/70 mmHg，急性痛苦面容，腹部隆起，板状腹，全腹压痛伴反跳痛，上腹部明显，肠鸣音弱。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23.77×10 9 /L，中性粒细胞计数22.09×10 9 /L，血清C反应蛋白284.12 mg/L。腹部CT平扫提示：膈下及腹腔游离气体影，提示消化道穿孔；门静脉积气；肠梗阻（图1）。诊断为消化道穿孔、急性弥漫性腹膜炎、门静脉积气。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腹腔有大量食物残渣和消化液，胃肠道扩张明显，腹腔感染严重。另见胃窦部前壁1个巨大穿孔，大小约4 cm×4 cm，有胃内容物流出，术中取部分腹腔液体行细菌培养+药敏检查，行胃窦部穿孔修补+胃窦部活检+腹腔冲洗引流术。术后患者血压偏低，予以血管活性药物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同时术后持续高热，予以亚胺培南西司他丁+替加环素联合抗感染治疗（结合术中脓液培养提示：肺炎克雷伯菌）。术后病理检查提示：送检纤维结缔组织呈急性炎症变化，符合胃穿孔周围组织改变。术后2周复查腹部CT可见肝内门静脉气体完全吸收。

目的:回顾性分析细菌性肝脓肿(pyogenic liver abscess, PLA)患者的临床特征，并探讨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metagenomic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技术在肝脓肿运用，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收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15年12月至2020年6月入院的549例肝脓肿患者资料，描述其临床特点；在病原学检测结果为阳性的246例患者中，依据是否检测出肺炎克雷伯菌，将患者分为肺克组和非肺克组，比较其临床特征，同时在完善mNGS检测的患者中，分析mNGS技术在肝脓肿的运用价值。结果:549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中，主要临床症状为发热( n = 503, 91.6%)，其他临床症状有畏寒寒颤、腹痛等，影像学检测提示多数患者脓肿单发( n = 464 , 84.5%），位于右叶( n = 368, 67.0%），大小在5~10 cm之间( n = 341, 62.1%)。所有患者中有阳性的病原学检测结果的共246例，其中检出肺炎克雷伯菌菌株的肝脓肿202例(82.1%)，为肝脓肿的主要检出菌株。该类肝脓肿患者糖尿病、脂肪肝的患病率更高( P < 0.05），但是检出非肺炎克雷伯菌菌株的肝脓肿患者更多的合并腹腔内易感因素( P < 0.001）；109例传统微生物学结果阳性的患者中共有92例拟诊为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检出肺炎克雷伯菌），其中14例（15.2%）患者为多重耐药菌感染；17例患者拟诊为非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其中10例（58.8%）为多重耐药菌感染；非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患者中多重耐药菌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肺克肝脓肿患者( P<0.05）。血mNGS的阳性率为85.2%，传统血微生物培养的阳性率为14.8%，脓液mNGS的阳性率为96.2%，传统脓液微生物培养的阳性率为65.4%，mNGS阳性率明显高于传统细菌培养( P <0.05）。 结论:细菌性肝脓肿多肝右叶、单发，伴发热，肺炎克雷伯菌是细菌性肝脓肿最常见的致病菌，多见于糖尿病、脂肪肝患者，非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相对多见于合并腹腔内易感因素的患者；二代测序阳性检出率高，在病原检测上具有独特的优势。